于志嘉教授演講「族譜中的明代軍戶：戶、籍與家族」紀要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104 年度的第二次學術講論會，由史語所研究員于志嘉教授主講。于教授長年致力於「明代軍戶」的研究，其碩士論文即利用會典、實錄、地方志、衛選簿等資料，探討明代軍戶的來源、衛所武官與軍戶的世襲制度；[1] 其後，又以江西地區為例，探討「衛所軍戶」的軍役分擔及其與當地社會的互動；[2] 近期，則將重點放在軍籍對家族形成的影響。[3] 然而，由於明代軍戶制度及其與地方社會的互動，是一個相當複雜的問題，特別是相較於一般民戶，在不同時期或地域常可發現許多特殊案例，值得進一步觀察與比對。此次演講，即針對近年楊國安、陳支平等人對明清兩湖、福建等地里甲戶籍研究提出的若干現象，[4] 從多年來蒐集所得之族譜資料選取內容較豐富者，通過個案分析的方式，進行對話。

　　于教授搭配地方志、奏疏文集等材料，除持續關心軍籍對家族形成的影響外，更從明初立戶談起，觀察軍戶在里甲制度中的存在型態。選取的案例，分別是：江陵傅戴氏、建寧甘氏、安化資江陶氏與賀氏。三個家族中，建寧甘氏在福建，其餘則在兩湖地區。

　　江陵傅戴氏，係於元末明初由江西遷至江陵。始遷祖文旺頂充傅姓戶役，後被問發遵化充軍；成化年間，有子弟改隸錦衣衛，後代遂家京師。由於軍戶不得分戶，此一家族遂分為「原籍軍戶」的江陵支、「附籍軍戶」的遵化支，和「衛所軍戶」的京都支三部分。京都支的發展，使闔族一度得到「全免差徭三年」的利益；而明初原籍的家產分配以及幫軍田的設立，亦使由江陵支經營的原鄉田產，有部分產權實屬居於京城與遵化的北支，故須以該地的田租收入幫貼軍役。

　　從現存族譜資料來看，江陵戴氏似乎始終不曾改姓，只在頂充戶名應役時冒為傅姓，故不存在改姓、復姓的問題。而京都支則因家族中首入軍籍的「軍祖」戴興宗以傅黑兒之名申報入冊，其後且代代以傅姓之名繼補軍役甚至出任官職，遂形成原籍軍戶姓戴、衛所軍戶姓傅的奇特現象。相較於北支，江陵支主要以書香傳世；其原本須幫貼軍役的義務，亦自八世開始轉變。南北支之間，長達三十餘年不相往來，幫貼軍役之事也隨之中斷，即使後來雙方再度聯繫，但幫軍之事卻未恢復。

　　江陵傅戴氏的案例，亦為「雙姓譜」問題的討論，提供了更多的思考空間。現有研究中所探討的雙姓譜，主要是明清移民進入異地後，在早期開發過程中，基於宗族合作之需，而以不同形式聯合異姓的產物。但在江陵傅戴氏的例子中，雙姓中的傅姓係源自元末明初頂充的絕戶產與役；宗族主體始終是戴姓，只因隸屬軍籍、應充軍役，才透過頂充、調派而逐漸分為江陵、遵化、京都三支，從而衍生出傅姓。這與一般對雙姓譜的認知不同，純粹是由軍籍引起的特殊狀況。

　　建寧甘氏家族，則是以民籍為軍籍分支成員代納軍屯屯糧的案例。永樂年間，原以甘當子、杜犢兒、孫九柱為名的三戶屯田，由於後二人相繼逃亡及甘當子過世，遂由甘當子之兄甘子福承頂。甘子福及其子孫因在建寧置買田產而入民籍，並逐漸擴張，實際上仍一直為上述三戶代納屯糧。直到清康熙二十二年 (1683) 建寧縣施行落甲法之前，屯冊上登記的戶名，都仍維持甘當子、杜犢兒、孫九柱的「軍祖舊名」；落甲法後更改的新戶名甘通、甘原興、甘景，也都不是真人實名。由此顯示落甲法雖要求納糧應役的「花戶」應以實名報冊，但事實上官府只要能透過宗族追討到稅糧即可。

　　于教授也藉由建寧甘氏家族的案例，對陳支平在其研究中所舉韓、劉、孔、尹、賀、湯、談七姓共組虛構戶名，共耕屯田，並藉由合同私下重組屯田產業的案例，有所討論。于教授認為，其中所謂合同，處理的可能不是軍戶屯田，而是七姓作為「附籍軍戶」共同承買或認墾的民間荒田。于教授也指出，明初福寧州附籍軍戶「不徭其丁」的情況並非始終不變；天順六年 (1462) 以降，即先後出現「只該一丁當軍，其餘籍丁原在本州應當民差」、「現有正軍在衛，又有餘丁在營」，甚或有意清選所有餘丁，「只令清選本軍戶下一軍一餘」，顯示明政府對附籍軍戶支應民差的態度曾有多次轉變。

　　安化資江陶氏與賀氏的案例，又不同於江陵傅戴氏由同姓衍為雙姓的情況；而是由於構成此家族的陶姓、賀姓兩房，其先祖陶潮宗、賀繼宗原為同母異父兄弟。潮宗因母親嫁入賀家，改從賀姓；潮、繼兩房後因家產和軍役分配問題衝突不斷，潮房更曾一度意圖復姓，甚至在嘉靖年間創修《陶氏族譜》。惟礙於軍籍，未能復姓成功。

　　萬曆十三年 (1585) 《賀氏族譜》的編纂，則是繼房為免潮房脫逃軍役，主動要求合譜；三年後，兩房因軍役、家產分配問題對簿公堂時，這本族譜又成為繼房成功爭取到部分祖產的關鍵。清順治十七年 (1660)，兩房軍役所在的寶慶衛被裁，兩房雖自此免去軍役負擔，仍為里甲差役的分擔持續爭訟。直到康熙五十一年 (1712) 陶氏復姓成功，繼房才不得不放棄共修族譜，轉而要求陶姓出甲；由此引發的紛爭，最後以「陶姓丁糧附於賀姓冊尾」的形式了結。即使如此，陶、賀兩姓因軍籍建立的關係，到民國時期仍未間斷。

　　于教授透過上述三個案例的分析，指出軍籍對地方里甲、戶役及家族發展的影響，實較一般民籍更為複雜且多樣。于教授也表示，未來將會發掘更多案例，以期能更全面呈現軍籍對明清社會的影響。

^[1]于志嘉，《明代軍戶世襲制度》（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7 年）。
^[2]于志嘉，《衛所、軍戶與軍役——以明清江西地區為中心的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年）。
^[3]于志嘉，〈異姓別籍或復姓歸宗：以廬江錢氏家族為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5,4 (2014) : 769-826。
^[4]楊國安，《明清兩湖地區基層組織與鄉村社會研究》（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4 年）；陳支平，〈明代福建的戶籍失控與民間私例〉，收入氏著，《民間文書與明清賦役史研究》（合肥：黃山書社，2004 年），頁 2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