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東嶺教授演講「影響中國近古文學觀念的三大要素」紀要

 
講題: 影響中國近古文學觀念的三大要素
主講人: 左東嶺教授(首都師範大學中國文學思想史研究中心主任)
主持人: 呂妙芬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
時間: 2015 年 12 月 8 日(二)上午 10:00 至 12:00
地點: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會議室
撰寫人: 商海鋒(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人員)
 
左東嶺教授演講「影響中國近古文學觀念的三大要素」紀要
 

  左東嶺教授此次演講,著重指出影響中國近古時代文學觀念變遷的三大外緣要素,即政治、思想和地域。之所以標舉此三大外緣要素,是為了反思 1980 年代以來,受西方文學理論尤其結構主義的衝擊,中國學界過於強分所謂文學的內部研究、外部研究,尤其太過注重內部研究的現狀。實則在中國,詩人本是官員,文史原為一家,故而難分內外。

  影響近古文學的第一個外緣要素是政治。這在朝代更替與民族關係複雜的歷史時期,尤為顯著。宋元、元明、明清的幾次易代,應注意其異同。雖同為易代之際,但與之相聯繫的文學觀念卻時或同步,時或非同步,乃至反向變化。易代之際作家的文學觀念研究,須注意舊朝與新朝。不同人生價值的追求,會導致差異極大的文學觀念。此外私人寫作與公文寫作,以及詩歌與文章,其創作目的與文學觀念的表達都存在巨大差異。

  其同步者,如宋元之際,元初相當長的時間裡,宋代繁盛一時的科舉遭罷廢。文人無事可做便轉而講學、作詩,故元代詩作多而文章少,即所謂「詮改舉廢,詩事漸出」。其非同步乃至反向者,如元明之際,宋濂在元代拒不出仕而專心寫詩,入明成為大學士卻反而不再寫詩。緣詩歌更傾向私人寫作,表達私人情感。對宋濂而言,入明後的現實使他不願再表達真實感受,故放下詩筆。又如林鴻,入明後詩集名為《鳴盛集》,體現的是明初文人復歸大雅的詩學理想。但明初文人或集體承受洪武打壓而心態大變,或沿襲元代文人的懶散習氣,害怕辛苦拘束,故雖有追求強盛的理論,但文學實踐卻呈相反變化,詩歌主題仍與元代相同而傾向隱逸。

  易代之初的文人與朝廷間的關係,對其後一個朝代的文學思潮有深遠影響。元、清詩風清遠或學術化,都是文學與政治關係疏離的表現。與之相對,宋、明詩歌尚氣節,都與兩朝文人關心政治有關。

  影響近古文學觀念的第二大外緣要素是思想。思想史、文學史都是歷史研究的專門史。思想史、文學思想史之間是大專門與小專門的關係,思想史並非文學思想史的背景,而是內核。

  如自宋至清的儒學,理學與心學雖均屬聖學,但前者重知識體系,後者與情感、道德相融。清初黃宗羲分梳心學傳統的關鑰,是明宗旨、辨源流。因朱子學重道統,陽明學則倡各家皆有宗旨,縱使各不相同,意在求道即可。心學要義是「誠」與「知行合一」。明人喜結派社,實是受到心學影響,因心學允許人人皆可成聖,培養了時代活力。但清初官方的價值判斷卻與之不同,加上明遺民對明人清談誤國的批評,使清人不再敢於提出自己的意見。總體而言,明代活力遠勝於清,明詩、明文皆追求獨特,明人品格偏於進取,時代風氣崇尚創造。清代重視學術,實是磨練心智的體現。凡屬思想控制嚴格的時代,文人總會轉移精力至較為安全的領域,此乃歷史通例。

  影響近古文學觀念的第三大外緣要素是地域。地域傳統與文學觀念的關係,須注意其中大的「層級」劃分與各層級內部彼此間的「互動」關聯,力求避免目前地域研究的碎片化傾向。

  近古的中國文化史,呈現北方「燕趙」與南方「吴越」始終的對峙狀態,及全國文化重心不斷南移的大趨勢,體現了經久不衰的「江南」情結,因江南始終保有經濟和文化上的優越感。如元明之際的「玉山雅集」,不但為當時江南文化精英提供了避禍修身的理想場所,亦為其展才鬥智乃至追求生命不朽提供了有效的方式與途徑。所謂江南,大體指西自武漢東至寧波之一線,或進而集中於江浙一地,此為第一層級。其下則有吳中、吳縣等更低的層級。文學思想研究領域的「江南」領域,方興未艾,當大力提倡。

  綜言之,儘管分別考察與文學觀念密切相關的三大要素,實則三者彼此互為聯繫。朝代更替與民族關係構成了近古政治變遷的鮮明特色,江南地域的文化觀念也與民族關係互為補充,理學與心學的消長演變也與朝代更替關係緊密。這些文化要素共同構成了近古文學觀念的文化語境,影響了近古文學觀念的內涵與屬性。

  演講結束後的討論時間,主持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呂妙芬教授回顧自身當年求學及研究過程中,從文學轉向史學專業時所體會到的、對文化「初史」之求索與梳理的重視,實與今日演講的內在精神相契合。

  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副所長廖肇亨教授指出,研究對象從「主體」到「關係」的轉移,亦即近年臺灣學界的最新動向,其中學科間的互動又最為重要。關於政治要素,如乾隆三十一年 (1766),官方突將錢謙益、金堡、屈大均貶為「貳臣」,就是政府介入對於文人評價乃至文學思潮產生影響的典型案例。而關於地域要素,明清之際域外、域內的遺民詩文便十分不同,如赴日開宗立派的黃檗僧團,和輾轉流落越南的遺民。

  中研院文哲所博士後研究人員張俐盈博士也結合自身研究,針對政治要素提問。她指出,固然元廢科舉使得元人重詩,特別表現在隱逸、抒情主題上,但也有蕭士贇《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在乾隆朝受到格外重視,原因卻在該書注重政治教化。又如,清前期政治逐漸穩定,作為遺民第三代的王士禛提倡「神韻」,背後顯有欲與朝廷改善關係的心態。上述詩學現象,如何恰當詮釋?

  對此左教授認為,一方面個案與常識之間存有落差;另一方面,清代漢人所受打擊及其心態,與明人及滿人所受打擊及其心態,不可同日而語。清代漢人始終處於漢、滿、蒙特殊關係中而處於劣勢,故感傷內容更多,隱逸傾向更強。至於李白詩之蕭註,要注意文學研究同時存在自身與外在的兩條線索,而每一個案的研求,在精細化的同時要注意消化反例,為之尋求合理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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