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大木康教授

 
撰寫人: 劉家幸(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人員)
 
專訪大木康教授
 

  大木康 (OKI Yasushi) 教授,日本東京大學文學碩士、博士,曾任日本廣島大學文學部副教授、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所長,現任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教授。大木教授是日本漢學界著名的明清文學專家,對馮夢龍、明清江南出版文化以及明清青樓文學的研究膾炙人口。此外,在中國俗文學史、版本目錄學及日本漢學等方面,皆有甚深造詣。其學風奠定在精實的文獻基礎上,對於明清文學能開展不同層次關係的閱讀,可以說是當今日本明清文學研究旗手,在此領域內少有能出其右者。著有《中國遊里空間——明清秦淮妓女的世界》、《馮夢龍《山歌》研究》、《明末江南的出版文化》、《明清文人的小品世界》、《冒襄和影梅庵憶語》等書,與其他相關論文數十篇。大木教授曾遍訪哈佛大學、復旦大學、香港嶺南大學,亦與臺灣學界淵源深厚,多次來臺訪問研究,受邀至中央大學及臺灣大學擔任客座教授,並開設「明清文人專題研究」、「晚明文學與出版」、「明清文學與日本文學」、「日本漢學研究」等課程。

與中國文化的交會

  大木教授生於日本昭和三○年代的神奈川縣橫濱市,當時的橫濱,已是個國際型的都會區,不僅擁有象徵日本經濟力的貿易商港橫濱港,還有一條中華街,與洋味十足的港口形成強烈對比,是歷經了百年歷史積累而繁華依舊的唐人集散地。大木教授憶起孩提時代的中華街,是個洋溢著老華僑們笑談喧鬧、餐館店鋪櫛比鱗次,美味蒸騰的地方,每每教人流連忘返。在人群川流不息、叫賣吆喝聲此起彼落的大街上,還矗立著一間宏偉氣派的關帝廟。這裡的關帝廟長年香火鼎盛,進出殿堂內外、忙於焚香禱告的香客絡繹不絕,或獻花、或供果、或跪拜、或擲筊。在這個充滿中國建築基調的神聖空間裡,僑民一方面企求神祇的庇佑;另一方面,對於生活在當下的彼此而言,它又是一處能夠尋得同鄉關懷的場域。熱鬧,是關帝廟給人的第一印象,它的氛圍竟是如此地與神社不同。一旦深入其境,總要讓人產生身在中國的錯覺。就這樣,逡巡在中華街內的方言、甘脂與裊裊香煙,撫慰了老華僑的鄉愁之餘,也悄悄地打動大木教授對中華文化的好奇心。

  高中時代,校內必修漢文課,以此為契機,大木教授始對中國文學感到興趣。當時任課老師即是後來享譽漢學界的京都大學名譽教授麥谷邦夫先生。麥谷先生其時仍是一名東大中國哲學研究室的博士生,正專攻中國中古道教思想。受到老師研究喜好之影響,大木教授亦對中國中古時期的文學作品,如東晉陶淵明的文章與志人筆記著作《世說新語》情有獨鍾,乃至對於相關的歷史、哲學間有涉獵。

大師雲集的東大學涯

  迨就讀東大時,醉心於中國文學的大木教授,自是以中文系為第一志願。他是那年唯一一名進入本鄉校區就讀的中文系學生。[1] 當時的中文研究室是一個大師雲集的年代,包括在本鄉校區中文系教授古典詩文的前野直彬、教授古典白話小說的紅學家伊藤漱平、教授現代文學並以魯迅研究稱著的丸山昇、教授漢語語音的平山久雄,以及屬於東洋文化研究所的尾上兼英、田仲一成,再加上駒場校區的伊藤敬一、竹田晃、傳田章等諸位「重量級」教師,共同帶領著學生見證了東大中文系的研究高峰時代。這些大師,都曾為甫踏入此領域的大木教授指引未來學術道路的方向。

  值得一提的是,大木教授素有一雅癖是收藏各類漢籍版本,而此一嗜好正是來自於其導師伊藤漱平先生。大木教授提到,第一次進入伊藤老師的研究室時,乍見其書架上滿是包括線裝古書的中文書,他感到十分震驚,尤其當老師細細地講起各本書的來龍去脈時,宛若一段段不曾交集的生命歷程突然疊合眼前,著實開啟他對藏書雅好的無限憧憬。

  在大學中文系念書的兩年裡,前野直彬先生已因病不能授課,於是系上延請御茶水女子大學的近藤光男先生來校兼課。近藤先生研究以清代考據學見長,並曾負責編纂漢詩大系中關於蘇東坡與清詩選的部分。他嚴謹的治學風範,影響大木教授甚深。當時近藤先生以陸游和蘇東坡二家詩集,分別做為三年級和四年級的閱讀教材,每次上課他總要求學生逐條、切實地查核詩詞的典故與出處,從不放水。「試想在那個電腦尚未普及,翻閱漢籍亦不如今日方便的年代,這項檢校的功夫是多麼不容易啊!不過,現在想起來,當時的訓練是非常紮實的。」大木先生笑道。

  及升東大碩士班那年,沒有意外地,還是只有大木教授一人入學就讀。同年,溝口雄三先生進入中國哲學系擔任教授。當時,溝口先生已致力於明清思想史之研究範疇,並鼓勵大木教授研究明清文學。大木教授回憶道,在一次機緣下,溝口先生領著他去參加一場由名古屋大學的森正夫、先後至北海道大學與大阪大學任教的濱島敦俊,以及京都大學的夫馬進三位先生輪流主辦的明清史合宿活動。不僅如此,溝口先生還引薦他參加當時在東洋文庫、由山根幸夫先生主持的「明代史研究會」,該會並有《明代史研究》雜誌發刊。此後,大木教授不僅每年參與明清史的合宿活動,每周亦出席明代史研究會,從而認識了許多歷史系的專家同好。可以說,大木教授在研究所時期雖然以研究中國文學為主,但對歷史系、哲學系的研究動態及成果,未嘗畫地自限、拒其於千里之外。

  總地來說,大木教授對於學術研究方法的養成,源自東大諸位教師的培育,但若提到對研究題目的選擇和材料汲取的眼光,尚須再提及三位大師。大木教授說道:「對我影響很大的學者有三位,一位是松枝茂夫,一位是入矢義高,另外一位則是橫田輝俊。」松枝先生原是周作人的學生,以師承周氏之故,對明末清初、晚明的小品尤其感興趣。松枝先生獨具慧眼地譯介許多重要的明清文學作品,如晚明張岱《陶庵夢憶》、馮夢龍《笑府》、清代曹雪芹《紅樓夢》等。而入矢義高先生曾將明代公安、竟陵派的文學引介至日本學界,並撰寫《明代散文》一書。是以二位大家如此興趣與選擇,觸發了大木教授對於晚明公安派研究的靈感,與對明代散文選讀的喜愛。

  另一方面,當時的日本學界雖不乏研究明清小說的學者,致力於研究明清詩文的人卻微乎其微。廣島大學的橫田輝俊先生是極少數的明代文學批評、明代文人結社以及八股文研究的專家。大木教授回憶與橫田先生初次相遇:「那時我正攻讀博士學位,偶然機會下,伊藤先生邀請他來東大開設明代詩文的『集中講義』課程,我便慕名而上課。」因此契機,大木教授在博士班畢業、於東洋文化研究所擔任兩年助理教授後,遂應橫田先生之邀請,轉赴廣島大學中文系教書。

赴上海復旦大學留學時期

  攻讀博士班期間,大木教授取得中國政府獎學金,並以高級進修生的身分前往上海復旦大學進修一年 (1984-1985年),得以親自走訪過去在文學作品中所閱讀的中國世界。當時,伊藤先生親筆為大木教授寫了兩封介紹信,一封是給復旦大學的章培恆先生,另一位便是給當代著名的戲曲史、戲曲理論家趙景深先生。大木教授回憶起在上海進修的那年,趙先生每週六都在自宅召開俗文學相關的讀書會,即「趙家沙龍」。當時他的學生之一,同任教於復大中文系的江巨榮先生是大木教授的直接導師,因為這層關係,大木教授不僅參與了這場讀書盛會,同時也飽覽趙老師書房中許多珍貴的俗文學藏書。

  不同於一般外國留學生對於異地旅遊的渴望,大木教授雖然也花了一些時間四處參訪,不過最多的,還是停駐在上海,隨江先生一同精讀高明的《琵琶記》和馮夢龍的《山歌》,研究俗文學。江先生是安徽歙縣人,師母是蘇州人,這對於剛開始研究馮夢龍《山歌》的大木教授,無疑提供最便捷的諮詢管道。馮氏《山歌》記載的全是四百年前蘇州民間歌謠,以方言或記述農村勞動,或傳遞男女情愛。雖然內容素樸,然而對一名非當地人、甚至非本國籍研究者來說,到底如有字天書一般,難以理解。於是,每每遇到閱讀上的語言障礙,江先生與師母便是最好的解惑者。歷經十餘載,大木教授終於完成了長達八百頁的博士論文《馮夢龍《山歌》研究》。他說:「以一個外國人而能寫出這樣的論文,實在是仰賴江先生與師母才能完成啊!」

  很多年以後,大木教授偶然再回頭翻閱由東京平凡社出版的中國古典文學大系時,發現由倉石武四郎先生所編纂的元明散曲、俗曲部分,其後有一篇跋文提到了倉石先生當時原本想收錄馮氏《山歌》,無奈語言太難而作罷。目及此,大木教授非常激動地說:「沒想到這種連大學者都敬而遠之的東西,竟然被我拿起來研究了!」

從馮夢龍到余懷《板橋雜記》

  從本科畢業論文《馮夢龍研究序說》,到碩士論文《馮夢龍及其《三言》研究》,再到博士論文《馮夢龍《山歌》研究》,大木教授可以說將馮夢龍作為他研究明清文學乃至中國文學研究的根基。往後,為了釐清馮夢龍筆下的妓女和青樓世界,他出版《風月秦淮:中國遊里空間》﹔為了梳理馮夢龍的出版生涯,他撰寫《明末江南的出版文化》。正如他在近年出版的《冒襄和《影梅庵憶語》》中所提到的:「馮夢龍始終處於我研究視域的中心位置。」

  不過,大木教授如何能在眾多馮夢龍的研究當中另闢蹊徑,聚焦在青樓文化與出版事業,這還必須從日本學界的學術風氣談起。首先是出版相關研究,除了受到近藤先生與伊藤先生對版本目錄喜好的影響,從而積澱大木教授的學術能量外,從根本上來說,當時日本學界對於版本目錄學研究的侷限性,才是促使他想深入研究的契機。大木教授指出,過去日本傳統書誌學研究,大抵重在研究版本系統的梳理,對於書籍成立背後的動機、乃至書商買賣等社會性問題,幾乎略而不論。緣此,大木教授在廣島大學任教時期,開始接觸並大量閱讀關於法國年鑑學派之書籍,包括閱讀史、出版史等。後來他在《明末江南的出版文化》一書中,試圖將版本目錄學與當時的社會背景相結合,重新考察當時的出版文化,其靈感即來源於此。

  其次,對於青樓文化的研究,大致也與出版文化研究有著類似的契機。當大木教授還是東大本科生時,曾求教於日本江戶文學專家延廣真治先生,他提到:「若不知青樓文化,就無法解釋江戶時代的文學與文化。」大木教授以此為一種研究發想,揣測著中國青樓文化或許亦對中國文學影響很深。而此一推論,就在他讀了余懷《板橋雜記》與孔尚任的《桃花扇》後,得到肯定的答案。

  余懷《板橋雜記》是大木教授自稱除了研究馮夢龍著作之外,最喜愛的作品。這本書極有意思,就文學內容來看,它既書寫了明末清初的名妓生平,同時也記錄了歷史掌故與制度,涵蓋範圍極廣;就目錄學而言,有的目錄將它收攝於史傳之屬,有的收在子部小說類;而就材料定位來說,有的人認為這是一部反映真實的歷史紀錄,有的人則認為它屬於比較文學的範疇。總之,這是一部具有多重研究意義與價值的作品。它的影響範圍之大,遠及日本學界。

  大木教授以為,若無 1644 年的明清鼎革那場大變化,《板橋雜記》恐怕沒有辦法如此扣人心弦。書中蘊含的故國之思相當隱晦,乍看之下其文字不過描述文人遊里雅興之事而已;唯有看了作者序文,了解作者的內心世界後,方能比較深刻地理解所謂的「故國之思」。言及此,大木教授又將話語轉回馮夢龍,說道:「明末清初時期,馮夢龍當然是屬於比較幸運的人,當時清朝還未進入江南他便去世,大概還沒受到剃頭之辱吧。但在他之後的許多知識分子,必須面臨剃頭、異族統治,內心是非常矛盾且震撼的。因此,那時候發生的文學作品,大抵皆以政治變化為創作主要背景,而文人前後心境的轉折與比較也是我深感興趣的地方。」

  無論馮夢龍也好,余懷也罷,這些人都身處於同一時代。時勢既激發出他們創作的能量與書寫的迫切感,他們對時代細膩深刻的觀照,也因化作行行文字而得以長青於世人心中。

對從事明清文學研究者的建言與期許

  大木教授對於晚明江南地區的研究始終抱持高度的興趣,舉凡明清之際的黨社運動、出版文化等議題,都在其涉獵範圍內。他建議有意從事相關研究的年輕學者,可以從容肇祖、謝國禎、島田虔次等人的研究著作中獲得啟發。就研究面向來說,目前明清文學、文化的研究密度相較於其他朝代之研究,仍然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大木教授提到,包括醫療史、生命書寫、旅行文學中的消費文化、遊記文學、宗教與文化,或是婦女與性別等議題,都屬新興課題,也別具洞見。不過在研究方法上,「沒有一套晚明研究的獨立方法」是目前最大的困境。以前,中國的文人接受的知識範圍很廣泛,當我們翻開諸家文集時,即可了解他們不僅研究經學、文學,對於佛教、道教、天文地理、本草學等相關知識,亦有相當程度的涉獵。相對於此,身處於知識爆炸時代的我們,所學反而遠不能企及前人。這應是當今學術太專業化的弊病。

  另一方面,現下新出土的俗文學材料不可謂少,可惜研究者不多,例如寶卷的研究仍停留在文獻整理的階段,真正的研究還尚未成熟。而除傳統文獻外,數位化檢索系統所生成的數據項目,也將成為文學研究者須掌握的範圍。總之,材料豐富多元,但從何切入研究、怎麼詮釋,還是一大考驗。

  對於臺灣明清相關研究的耕耘,大木教授特別讚譽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的努力成果:「2015 年 12 月的大會規模實在不容小覷,相信今後全世界明清相關的研究學者,都將會來參加這場盛事,而它將成為學界的一項傳統。雖然在日本早有類似明清史合宿活動的傳統,但像臺灣明清研究會這種單位,整合各個領域的學群,卻不曾有過。因此我非常羨慕,也很期待該機構未來的發展。」

關於學風差異與日本中國文學研究之困境

  過去大木教授在美國、中國、臺灣有過多次講學活動的經驗,他認為三地學風大同小異,不過仔細比較還是可以見得其中長短。以美國漢學界來說,他們強調分析方法,而臺灣著重在思考問題的多元性。至於大陸,由於文獻資料的取得比臺灣便捷,因此其考證性研究還是略勝臺灣一籌。總體來說,目前三地學界對於方法論都感興趣,但均存在方法的使用太過而文獻不足之弊病。譬如有段時間學界若盛行某一理論,各地學者便紛紛群起效仿,未經反思而套用的結果可想而知,研究結論幾乎如出一轍,沒有差別。因此,大木教授特別強調,研究中國文學還是要回歸中國的傳統和時代背景,這樣才能見出獨特性。

  再者,就中國文學內部而言,也存在著時代差異性。如以今人的眼光來說,晚明小品具有一定程度的現代性,所以我們能感同身受;但對於當時的大背景還是要有相當的理解,不應該一概而論,以近代人的想法投影在晚明文學作品。像周作人將晚明小品文解釋為「是五四的小品文的親戚」,這說法就非常危險。類似的情況在宋、元、明代的研究中也可以見到。比方以出版文化史為例,印刷術雖自宋代已有之,但若從出版書籍的種類、數量與範圍來檢討,就會發現各個朝代出版文化的差異性。如宋代就沒有出現像《三國演義》和《水滸傳》這類長篇小說刻本,它們成為流行的讀物,還是在明代以後才發生。總之,一部作品的「誕生」與「流行」,不僅在現象上具有不同層次的差異性,還必需考慮到各個朝代的政治環境、文化背景對其產生之影響。

  訪談最後,大木教授稍稍談及目前日本國內的中文發展現況。近年,日本政府欲裁減人文學科發展之研究經費,對於日本的中國文學研究學者而言,無疑面臨一項重大考驗。大木教授以為,中文對於日本人而言,和其他外國語言不同。若從日本文化的發展而論,長久以來老祖先們都閱讀漢文古籍,書寫漢文文章,若是不讀中國的古典文學,勢必要跟近世以前的日本歷史全然切割,因此要了解日本文化的底蘊,就要讀中文。另一方面,因日本鄰近中國的地緣關係,促使彼此間的國際關係更加難以切割,若國人不能理解中國文化、了解中國知識,便難以與中國交流溝通。這是現下日本必須面對的問題,因此學習中文,研究中國社會文化是非常必要的。

[1]東大學制與其他學校略異,學生在一、二年級時進入駒場校區教養學部學習通識課程,三年級後始轉往本鄉校區學習專業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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