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雅貞教授演講「《倭寇圖卷》與《抗倭圖卷》的研究回顧與展望」紀要

 
主講人: 馬雅貞教授(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副教授)
主持人: 石守謙教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時間: 2016 年 10 月 26 日(三)下午 3:00 至 5:00
地點: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一樓文物圖象研究室
撰寫人: 游量凱(國立陽明大學視覺文化研究所碩士生)
 
馬雅貞教授演講「《倭寇圖卷》與《抗倭圖卷》的研究回顧與展望」紀要
 

  馬雅貞教授現任職於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長期致力於明清江南城市文化以及清朝帝國建構與圖像製作的研究。本次馬教授的講題為「《倭寇圖卷》與《抗倭圖卷》的研究回顧與展望」,首先追溯《倭寇圖卷》、《抗倭圖卷》二圖的研究史,然後彙整歷史學者須田牧子針對「倭寇圖像對應的歷史事件為何」的討論,最末以學者村井章介對於圖像寫實性的反思作結。

  《倭寇圖卷》傳為仇英所繪,現藏於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長期被視為描繪倭寇形象的重要視覺資料。該圖何時入藏於史料編纂所並無記載,只知道曾於 1923 年第十一屆史料展覽會中作為帝國大學藏品展出。1930 年,辻善之助為《倭寇圖卷》編寫解說,否定了卷頭題簽「仇十洲臺灣奏凱圖」的說法,認為此圖主題不是臺灣奏凱,也非仇英真跡,而是製作於明末、描繪倭寇的作品。1980 年代東洋繪畫史研究者川上涇也認為該圖的筆法單調,推定為明末清初普遍接受吳派文人畫風的職業畫工所作。同時,田中健夫繼而從對外關係史的研究觀點來看,認為《倭寇圖卷》是在「明末中國人對倭寇及日本的興趣高漲時期製作的」。

  隨著 2006 年中國國家博物館於《中國國家博物館所藏文物研究叢書繪畫卷歷史畫》圖錄公布《抗倭圖卷》,中、日雙方開啟了國際合作的研究計畫,使得關於《倭寇圖卷》與《抗倭圖卷》二圖的研究有了突破性的進展。依照學者須田牧子的分析,主要成果可分成三點:一、紅外線攝影發現了被掩蓋的文字,確認描繪的內容是十六世紀中葉明軍與後期倭寇的交戰。二、中日學者比較二幅圖卷,認為《抗倭圖卷》與《倭寇圖卷》構圖幾乎一致,有很多相同的母題內容,甚至推測二卷出自同一畫坊,畫工按照同一原件描繪。三、2011 年 5 月,美術史家板倉聖哲仔細分析圖像後,認為《倭寇圖卷》和《抗倭圖卷》都應視為蘇州片。同年 12 月,馬教授也揭示了第三幅倭寇圖卷《平倭圖卷》的存在。這使得研究團隊確信《倭寇圖卷》和《抗倭圖卷》都是出自江南畫坊的蘇州片。

  須田牧子指出,研究日本史的學者對蘇州片幾乎完全陌生。蘇州片原為中國古玩界說法,是對以蘇州或是江南一帶產地的贗品的總稱。一般認為是先有模仿原畫製作的仿品,之後再有人以仿品為本製作更多仿品。例如《清明上河圖卷》的蘇州片就有至少八十多幅存世,既有著基本相同的構圖和圖樣,又在畫風和題寫的文字中顯示獨特的個性。因此,須田牧子認為《倭寇圖卷》和《抗倭圖卷》構圖相同,但細節有所不同,從而推論是從一幅可稱之為《原倭寇圖卷》派生的仿品。

  馬教授則從明代戰勳圖與宦蹟圖的研究視角來看待《倭寇圖卷》,她發現明代文集中關於當代戰勳圖繪的紀錄很多,經常以個人事蹟為中心,尤其著重在特定文官的勳功。以中國國家博物館所藏的《平番圖卷》為例,該圖紀念陜西總督石茂華,整體描繪戰鬥的比例約五分之一,更多的是儀典和行軍的場景。這表示該圖強調的不是其軍事領袖的武藝,而是仍在文官形象的框架內,描繪官員坐鎮出兵、運籌帷幄或獎功犒賞等行事。不過,《平番圖卷》的卷首與卷尾甚至都不是和戰爭相關的場面,而是固原城牆和鄰近的建築。馬教授考察這些建物的文字標示,推測與石茂華加強城牆軍事邊防的宦蹟有關,進一步顯示文官的戰勳和政績密不可分。

  馬教授指出,雖然目前留存的宦蹟圖有限,但是文集中大量的紀錄顯示描繪為官經歷的宦蹟圖十分流行,呈現過去學界未曾注意的官員視覺文化。而戰勳作為官員功績的一部分,亦是所謂宦蹟圖會出現的題材,影響所及不限於中國境內,也不限於官員圈。商業的繪圖作坊也基於晚明時人對倭寇的興趣,以官員戰勳圖的形式繪製商品販售。現存兩件描繪嘉靖時期倭寇事件的《倭寇圖卷》與《抗倭圖卷》,很可能是從紀念浙直總督胡宗憲平倭主題發展而成的蘇州片產品。馬教授認為兩卷的母題與構圖幾近相同,不論是卷首停泊靠岸的倭船、登上高處疊羅漢眺望的倭人、搬運贓物與火燒房舍的掠奪情形、成群走避的民人、官船與倭寇交鋒相對的高潮、到最後官軍隊伍整飭從城門行軍而來的描寫都相當類似。這種複製類似母題與構圖的模式,十分接近晚明蘇州片流行的作法。

  值得注意的是,馬教授發現《倭寇圖卷》與《抗倭圖卷》,與清人張鑒〈文徵明畫平倭圖記〉對畫面內容的描述若合符節,畫中人物都可以一一指認。張鑒視此畫為紀念胡宗憲平定倭寇的戰勳圖,甚至還推測其製作情境為「兵部主事楊芷倩衡山生徒所爲,以應梅林之索者乎」,也與明代戰勳圖經常由部屬贊助的情形類似。馬教授認為,二圖附有參與戰事將領名字的榜題,以及中段高潮的兵寇交戰、卷末著官服的官員騎馬行伍,這些都是文官戰勳圖常見的作法。

  須田牧子等學者對於馬教授發現的〈文徵明畫平倭圖記〉是討論《倭寇圖卷》與《抗倭圖卷》十分關鍵的材料,學者山崎岳之後加以詳細譯註。〈文徵明畫平倭圖記〉提出《平倭圖卷》是為了頌揚胡宗憲嘉靖三十五年(日本弘治二年,1556 年)討伐徐海之功績的所作。然而若比對兩畫卷,《抗倭圖卷》有「弘治四年」的字樣,《抗倭圖卷》則為「日本弘治三年」,都與張鑒判定為日本弘治二年不符而可能與抓獲王直有關。再加上實地調查後,須田牧子等學者認為《倭寇圖卷》和《抗倭圖卷》描繪的風景,與其說是抓獲王直的舟山本島——海中之島,不如說更像討伐徐海所發生的乍浦、沈莊一帶的江南風光。因此須田牧子推測《平倭圖卷》派生的圖卷有抓獲王直和討伐徐海兩系統,有可能以討伐徐海為主題的《平倭圖卷》比描繪抓獲王直的《抗倭圖卷》早;進而推論《原倭寇圖卷》是為了頌揚胡宗憲以討伐徐海為中心的平倭事蹟而製作的戰勳圖,在《原倭寇圖卷》的仿品逐漸傳播開來的過程中,江南的畫坊把繪畫主題從彰顯胡宗憲個人戰功轉變成了更具一般意義的故事,導致不同版本的差異。

  馬教授認為須田牧子的解釋,受制於倭寇圖像必定基於特定戰鬥事件的思考;相較之下,學者村井章介從蘇州片的性質來反思倭寇圖像,顯得更加深刻。村井章介認為《倭寇圖卷》與《抗倭圖卷》都是符號化的倭寇形象,而非寫實的圖像。首先,畫中倭寇的身形與穿著差異不大,應是時人的刻板印象,並不符合倭寇成員的多樣性。再者,畫中描繪倭寇集團持有火器的比重過少,側重描繪在視覺上更刺激的長槍、刀劍和弓矢。最後,雖然《抗倭圖卷》旗幟中可見日本年號「弘治」,但是對於倭寇集團來說,使用日本年號沒有意義。其實「弘治」也是一種符號,日本弘治年間,倭寇的象徵王直、徐海被殲滅,人們對這一事件的歷史記憶濃縮為「弘治」這兩個字,使之轉變成代表倭寇的符號。過分拘泥於「弘治三年」、「弘治四年」等數字,將畫面強行解釋,認定與這些年發生的特定史實相關,其實會妨害我們更深層次地理解這些倭寇圖像。

  馬教授在結語中指出,清人張鑒是用寫實的框架來理解《平倭圖卷》,但《平倭圖卷》是蘇州片,不論原來是否有胡宗憲戰勳圖,蘇州片的製作動機就是要看起來像胡宗憲戰勳圖。因此,《平倭圖卷》、《倭寇圖卷》和《抗倭圖卷》的關係未必是個人戰勳圖普遍化的過程,而是因為個人戰勳圖很流行,相似主題被商業作坊操弄來販賣。三者都是蘇州片,但時間先後順序因資料有限無法判定,故應跳脫寫實的框架,重新理解這些倭寇圖像的製作脈絡。

  馬教授報告完後,在場學者討論熱烈。討論議題包括:圖卷收藏脈絡、消費市場、相關戰勳圖和平倭圖案例、以及透過圖像來進行歷史考證等問題。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藝術史研究所所長林麗江教授認為,須田牧子等學者的圖像普遍化說法也不無可能;而張鑒的書寫與蘇州片之間的關係,是否有書寫者偽造源流的可能,值得更進一步考察。馬教授逐一回應後,結束今日精彩的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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