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修真教授演講「小地方的科舉史：明代祁門《春秋》天下聞現象考論」紀要

　　丁修真教授畢業於南京大學歷史系，師從范金民教授，其博士論文聚焦於對進士、科舉的研究，現任教於安徽師範大學歷史與社會學院。此次丁教授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文化思想史研究室邀請進行演講，演講內容亦可說是上述研究之延伸。由明代科舉的「專經」現象切入，探討徽州祁門地區以治《春秋》聞名的特殊現象，及其對當地舉業發展和社會網絡造成的影響。

　　近年有關明代科舉史的研究，開始關注科舉制度對地方社會造成的影響，例如學術思想與文人社群的發展，[1]乃至於地方勢力的競合關係。丁教授指出，目前的地方科舉史研究，多以舉業興盛的地區為主，而他對祁門的關注，則是反其道而行，試圖觀照科舉不那麼發達的地區（丁教授稱之為「科舉史中的『小地方』」）。本次演講可分為兩部分：一是祁門乃至徽州地區專經《春秋》的原因及其興衰；二則由地方史的角度切入，探究祁門科舉興衰與地方學變、宗族內部競爭之間的關係。

　　科舉專經現象發端於宋，至明而蔚為大觀，並呈現明顯的地理特徵。在演講過程中，丁教授透過一系列數據與統計表，向與會學者展示了徽州地區由宋至清前期治經應試的趨勢變化。宋代徽州的專經現象，尚以《詩經》、《尚書》為主，但元代治《春秋》而登進士者開始增加，並與科舉密切結合。明代徽州舉人以治《春秋》、《尚書》者為多，若與同時期蘇州、常州、南直隸等地比較，其專《春秋》之特徵已有明顯體現。但到了清初，徽州科舉發展進入低谷，《春秋》專經的特色基本消失，至乾隆五十五年 (1790)，朝廷下令廢除專經取士，代以五經輪試，遂使科舉專經完全失去制度依據。

　　雖然《春秋》在字數上遠多於其他四經，導致修習時間和難度翻倍，成為科舉時代士子避難趨易心態下的「孤經」、「絕學」，但明代徽州乃至祁門卻能「反其道而行」，成為以治《春秋》而聞名的地區。丁教授認為，除了制度上的原因（基於取士名額分配，少人應試錄取率自然就高），當地固有的學術傳統，以及明初先驅者在科場上的成功與在鄉里間的經營，都是重要原因。

　　事實上，以科舉史的角度而言，徽州《春秋》學的發展至少可溯源至南宋，當時舉業較發達的休寧地區，便是專擅《春秋》，不僅有以《春秋》名動科場的名士，亦有專經於此的科舉家族。南宋休寧的《春秋》之學，帶有明顯的科舉特徵，在學旨上則與永嘉之學相近，故與同時期的朱學有所牴觸；隨著朱學影響的擴大，當地的《春秋》治經逐漸開始轉向，從而失去於科舉上的優勢，讓位給婺源等未以朱學為宗的地區。

　　明代徽州《春秋》專經的再興，有賴明初以降治《春秋》者於科舉上的成功與在地經營，也因而重塑了徽州科舉地理的格局。再興的契機發端於永樂年間，隨著祁門人黃汝濟以《春秋》通過鄉試，並於致仕歸鄉後築室授徒，以及同以《春秋》中式的錢塘人楊升出任徽州府學教授，分別帶動祁門與徽州府學的《春秋》研習。隨後兩地《春秋》學漸趨成熟，開始出現以《春秋》傳家的科舉家族，鑽研《春秋》的風氣也開始隨著徽州士子的任教於外，傳播至徽州其他地區，甚至更外的地域，進而造就丘濬 (1421-1495)「祁門《春秋》天下聞」的讚譽。

　　丁教授認為，祁門《春秋》學發展的案例，顯示地方科舉的興盛，並不完全以經濟發展為背景。不過，即使直到成化、弘治年間，徽州地區治《春秋》盛極一時，但於學說上甚少發明，完全以科舉為依歸，從而埋下衰敗的伏筆。隨著嘉靖以降周邊地區治《春秋》學的競爭提升，徽州遂失去原本的優勢，當地舉業的地理格局也再次產生變化。

　　此次演講中，丁教授不僅探討明代「祁門《春秋》天下聞」現象的成因及其興衰過程，也企圖以祁門為例，關照科舉制度落實到地方後造成的影響。他認為，科舉制度在地方士人選擇性接受後引起的反響，亦可反映祁門科舉於嘉靖以降漸衰的原因。丁教授分析正德、嘉靖年間當地肇因於學校改建問題的兩場學變，指出背後涉及官府、士紳、道巫等多方利益，而祁門科舉士群的過度膨脹，最終引來官方連續打壓，成為往後地方科舉趨於低迷的起因之一。此外，當地還有一批早年投身舉業，最後卻選擇放棄的士人，在地方上從事學問的實踐和鄉里、宗族的建設。丁教授將這些人對科舉的揚棄和批判稱為「反科舉」，並以曾見證祁門學變的汪禔為例，分析其與弟子王諷關於當地理學道統譜系的論述，認為這種將汪禔視為元末地方名儒汪克寬（雖然此人同時也是元代祁門以《春秋》學傳世之科舉大家的代表人物）理學精神的真正傳人、否定明初以降由《春秋》起家之科舉經師的論述，亦否定科舉對於祁門道統的延續。這當中既蘊含了對科舉僵化的學術批判，也是對前述兩場學變的直接回應。

　　然而，丁教授也指出，諸如汪禔等人所開展的「反科舉」行動與論述，背後可能涉及祁門地方宗族發展過程中的競爭關係。透過對族譜等地方文獻的分析，汪克寬在明清時期已成為祁門汪氏各派競相攀附的人物，汪氏各宗為爭奪其宗統以增加名族效應而篡改家譜之舉時有所見。而出身小宗、缺乏與大宗抗衡資源與權力的汪禔，其由「道統」角度與汪克寬建立聯繫的論述，既表達了對強宗爭統的不滿，也有改變小宗地位的意圖。而到了清康熙十八年 (1679)，汪禔後人甚至透過合刻汪克寬與汪禔文集，以及邀請徐乾學 (1631-1694) 為汪禔文集作序等方式，將汪克寬與汪禔之間的關聯，由道統上的建構轉化為宗統上的認同。

　　祁門一地在科舉的發展上，並存著兩種看似矛盾的現象：雖然以精研《春秋》聞名天下，但由統計數據上看來，卻似乎是一個科舉成就不高的地區。丁教授認為此一矛盾的產生，實與過往研究過於重視統計數字有關，如果只從統計數字著手，便無法看出上述有關祁門科舉的諸多問題。這也顯示現有的科舉研究，在切入視角與評價標準方面，都有進一步深化的必要。透過科舉制度下對祁門地方社會的關照，丁教授也指出，現有研究中制度在地方上造成的影響仍較少受到注意，這應是未來學界可以持續探討的方向。

　　丁修真教授的演講，引起了許多與會學者的迴響和提問。主持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邱仲麟教授好奇明代的講學風氣是否帶來影響，並認為嘉靖以降徽州的治經轉向也涉及投資報酬率的問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陳熙遠教授想知道在這段變遷過程中，個人選擇、學術社群及其結構的轉變情形，以及學校體制所扮演的角色。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祝平一教授認為，目前關於明代徽州《春秋》學興起的解釋，似乎著重偶然性因素，或許可再探討其結構性因素。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兼副所長王鴻泰教授則指出，「經學」層面的《春秋》研究或許易成為家學，但「科舉」導向的研究是否也是如此？而且明代父子治不同經的情況或許比同研一經更為常見；此外，科舉的考試方式正好就在丁教授提及的成化年間產生變化，八股取士、考生競讀時文的現象都是由此開始，或許亦值得納入考慮。

　　在統計數字方面，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研究員李仁淵教授注意到，徽州治《春秋》者的數字在成化朝已有過一次明顯下降，故猜想汪禔的批判可能並非當地舉業衰退的原因，而是結果。邱仲麟教授則基於明代有不少士人中舉後不再考進士，建議將統計標準由「進士及第」改為「中舉」。邱教授同時也提出一些用詞上的疑問，例如：汪禔等人究竟是「反科舉」抑或只是「棄科舉」，祁門士子在兩次地方興學過程中的抗爭又是否能稱為「學變」。總之，與會學者的熱絡討論，正反映了此議題的複雜程度，也為未來的相關研究提供了進一步的探討方向。

^[1]如張藝曦近年的研究，即以思想史的角度，探討江西文人制藝寫作與相關社群活動的發展，及其與心學、三教合一等趨勢之間的關係。參見張藝曦，〈詩文、制藝與經世：以李鼎為例〉，《明代研究》，25 (2015.12)，頁57-88；林宛儒，〈張藝曦教授演講「正偽之間：明末復古博學之風與江西文社士人的轉向」紀要〉，《明清研究通訊》，45 (2014.10)，http://mingching.sinica.edu.tw/Academic_Detail/322. 瀏覽日期：2017. 07.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