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宋怡明教授

　　宋怡明 (Michael Szonyi) 教授，英國牛津大學東方學系博士。哈佛大學東亞語言文明系中國歷史學教授、費正清研究中心 (Fairbank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主任。1994 年博士畢業進入加拿大麥吉爾 (McGill) 大學歷史系任教，後轉入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歷史系，2005 年起在哈佛執教。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明清及近代社會史。著作有《實踐親屬：帝制中國晚期的宗族與繼嗣》(Practicing Kinship: Lineage and Descent in Late Imperial China，2002) 與 《前線島嶼：冷戰下的金門》（Cold War Island: Quemoy on the Front Line，2008，中文版2016），編有《明清福建五帝信仰資料彙編》(2006)、《A Companion to Chinese History》(2017)，合編《The Cold War in Asia: The Battle for Hearts and Minds》(2010)。近幾年致力通過民間文獻來研究明代衛所與地方社會，將於年底出版相關著作《The Art of Being Governed：Everyday Politic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投身中國史研究的機緣

　　宋怡明教授在十三、四歲時就曾與父母到中國旅遊，對當時變動中的中國印象深刻。高中畢業後，宋教授決定不要那麼早進入大學，而是先利用一年的時間四處遊歷。藉著多倫多大學與武漢華中工學院的合作關係，宋教授獲得在武漢教授英文的工作機會。於是憑著高中畢業前一個學期上夜間中文課的程度，宋教授隻身前往剛對外開放的中國。由於當時中國（1984 年）欠缺英文老師，因此宋教授的薪資非常優渥，能夠以在武漢教英文的收入旅遊中國各地。單獨旅行的外國人在當時的中國尚很稀罕，遇事時地方當局往往不知如何處理，一路上發生許多驚險有趣的經歷。靠著公眾交通工具與搭便車，宋教授從雲南到西藏、新疆，遊遍了整個中國。現在回想起這場意料之外的壯遊，宋教授仍覺得冒險，「如果是我兒子，我絕對不會答應他這麼做」。

　　結束中國旅行後，宋教授在 1985 年進入多倫多大學主修國際關係學，後因學校要求，另外選修中文課，但他對於中文的興趣遠超過其本科。也是因在多倫多大學時，宋教授已修習卜正民 (Timothy Brook) 的歷史課程，為日後投身中國歷史研究打下基礎。就讀第三年時，宋教授申請到國際扶輪社獎學金，於 1988 年赴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系就讀，但隨後發現只有歷史學可以解答他的疑問，故宋教授申請進入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在 1990 年左右，宋教授成功申請到羅德獎學金 (Rhodes Scholarship)，前往牛津攻讀博士，原計畫成為伊懋可 (Mark Elvin) 教授的博士生，但當年伊懋可教授離職前往澳大利亞，由科大衛 (David Faure) 教授接替其教職，最後宋教授在科大衛教授門下學習。當時科大衛教授依據其在珠江三角洲的研究成果，已經在思考其後著作 Emperor and Ancestor 中國家與地方社會的問題，於是 1992 年宋教授在科大衛教授的安排下，到福建跟隨廈門大學的楊國禎教授學習。

族譜與家族的策略

　　宋教授在牛津求學時，在導師科大衛教授的課堂上開始對族譜產生興趣。當時在海外最容易接觸的中國族譜是猶他家譜協會的收藏。此家譜協會由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成立於 1894 年。由於該教會（即摩門教）相信家庭是天定的永恆關係，且在世教徒有為其祖先洗禮的義務，因而將族譜視為最重要的文獻，並從 1970 年開始以微卷方式收集華人家譜，目前已建立當今全世界最大、最完整的華人族譜資料庫。當時宋教授在翻閱族譜時，注意到福建福州螺江的陳氏族譜，此螺江陳家為溥儀太傅陳寶琛之家族，後來宋教授有幸得到陳寶琛兒子的引薦，到螺洲鎮進行研究，更入住當地居民家中。宋教授回憶起這段過往，認為此次福州田野經驗對他的一生受益頗多，數個月的田野調查除了讓他真正理解現代中國人民的生活方式，更讓他了解如何從當代農村生活型態認識過去。

　　在廈門大學時，宋教授花費大量時間與鄭振滿教授等人一同解讀族譜，發現福州家族組織不僅與科大衛《中國農村社會結構：香港東部新界的世系與村落》(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Rural Society：Lineage and Village in the Eastern New Territories，1986) 中在新界的觀察不同，也與閩南地區的家族組織有所差異，遂決定以福州的家族組織作為其博士論文。

　　宋教授於 1994 年博士畢業後，分別在麥吉爾大學 (1994-1998)、多倫多大學 (1998-2005) 任教。在此期間，宋教授與鄭振滿教授、丁荷生 (Kenneth Dean) 教授、王大為 (David Ownby) 教授等學者有許多學術交流，且因 David Wakefield 教授之故，接手翻譯鄭振滿教授的《福建明清家庭組織與社會變遷》(Family and Lineage Organization and Social Change in Ming-Qing Fujian，2001)。翻譯這本書讓宋教授對族譜資料有更深入的閱讀，亦對其博士論文的出版有所幫助。宋教授在 2002 年於多倫多大學執教時，出版其博士論文改寫而成的《Practicing Kinship: Lineage and Descent in Late Imperial China》（簡稱《實踐親屬》），此書探討明清時期的福州群體因應國家規範、意識形態而「創造」家族組織的過程。[1]

　　以學術脈絡而言，早期西方學界對中國家族的理解可分為兩個面向。人類學家弗里德曼 (Maurice Freedman) 是「搖椅上的人類學家」，透過對他人田野報告的整合，可以功能論去理解家族組織在特定地方社會的角色，但無法明瞭這些組織的歷史過程。歷史學家伊沛霞 (Patricia Ebrey) 承襲杜希德 (Denis Twitchett) 的說法，將家族視為宋代以來程朱理學的實現。在《實踐親屬》中，宋教授以明清時期的福州家族為個案，不僅勾勒出明清時期家族在地方社會的歷史過程，更指出家族並不僅是理學家的理想實現，更重要的是地方社會接受此社會組織的經過。

　　除此之外，宋教授還發現清末福州的大家族，透過族譜的編纂，修改、遮掩原本蜑民的身分，而族譜中的「復姓」實際為家族有目的性的「改姓」。由此，宋教授強調「族譜」的目的在於構建一套「合理」的家族發展史，人群通過族譜修改，有效地構建身分認同，並在短時間內改變其身分。換言之，本書從族譜文書討論地方家族的「策略」，即人民因應當時的政治與社會條件下所做的調整與改變。因此，這本書在為華南學派提供嶄新的案例研究之餘，亦提醒學者所謂宗族組織並非單一的獨立個體，必須將之放回各自地域的歷史脈絡中才能真正理解其複雜性。

五帝信仰與中國文化統一的「幻象」

　　宋教授在麥吉爾大學授課時，於《亞洲研究期刊》發表〈The Illusion of Standardizing the Gods：the Cult of the Five Emperors in Late Imperial China〉一文，為其最早發表的文章，[2] 內容係針對福州當地的五帝信仰進行深入研究。「五帝」指的就是五瘟神，通常以五尊獸頭神像受人祭祀，明清福州鄉村一帶多遍布五帝廟，且廟宇會定時舉辦村莊巡遊活動與驅邪儀式。儘管五帝廟被官方列入「淫祀」，並在不同時期受到來自官府不同程度的打壓，然而當地的信仰活動始終連綿不絕。事實上，在地方菁英與官方的記載中，當地的五帝信仰屬於國家祭祀的「五顯」之變體；相反的，從流傳的民間傳說來看，「五帝」始終被人民視為當地的獨特信仰。宋教授察覺到明清時期許多原屬於「淫祀」的地方神祇，在地方人士有意識的「改造」後，儘管名稱符合國家正祀，可是在祭祀形式、神祇與信眾的關係上，地方的信仰傳統仍然會延續下來。換言之，中國社會所謂的「文化統一」並非是真正的統一，甚至在一定層面來說，只是地方菁英創造出的假象，在中國標準化的表面之下，中國各地方社會的信仰，仍保有各自的活動空間。

　　基於此論點，宋教授認為此文章具有研究方法和學術方面的雙重意義。首先從學術脈絡來說，〈The Illusion of Standardizing the Gods〉嘗試回應西方學界自八零年代以來圍繞「中國性」(Chineseness) 產生的一系列學術論辯，即「中國仰賴何種機制達到統一」或「中國社會為何是如此狀態？」早年的研究者傾向中國社會主要仰賴「專制」與「皇權」等政治因素，後來人類學家華琛 (James L. Watson) 在 1985-1993 年發表多篇文章，企圖由信仰和儀式的標準化來理解中國文化整合的現象，而宋教授這篇五帝信仰研究是最早對華琛的「標準化」理論提出挑戰的文章。[3] 最後，在研究方法方面，宋教授強調研究者不能過分仰賴地方菁英與地方官員的著述，需要結合其他民間文獻，否則易被單一視角蒙蔽而不自知。

前線島嶼

　　在 2008 年出版的《Cold War Island: Quemoy on the Front Line》（簡稱《前線島嶼》）為宋教授第二本學術著作。[4] 此書以冷戰期間的金門為研究案例，具體討論冷戰時期的金門人民在經濟、社會、宗教等生活面向如何受到軍事化、現代性、與地緣政治化 (geo-politicization) 等具全球性的因素影響。

　　此書承襲《實踐親族》的研究方法，不同於明代的早期近代國家，現代國家在國家樣貌、管理體系、意識形態等方面都有著極大的差異，然而宋教授仍以歷史人類學的研究方法為基礎，除了官方檔案外，還大量使用田野調查、口訪紀錄和地方檔案等民間文獻，得以突破舊有框架，重建出金門的「新歷史」。

　　從理論方面來看，宋教授認為在《實踐親屬》中，「族譜」不僅是當時社會的縮影，更直接反應人群面對國家、社會條件下的多樣策略。換句話說，明清時期的家族組織，實可視為民眾面對國家的策略之一。而在《前線島嶼》中，宋教授以戰時體制下的金門為例，更進一步表示人民即便處於強而有力的國家統治下，依舊能找到適當的方法追求自身利益。詹姆斯・斯科特 (James Scott) 書中提出的「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帶給本書很大的啟發。讓此書傾向於理解當地人群的策略，也就是不同群體如何以既有的社會、文化資源為依據，採取行動並形成優化自身處境、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手段。

被統治的技藝

　　宋教授將於 2017 年 11 月底出版第三本專著《The Art of Being Governed：Everyday Politics in Late Imperial China》（被統治的技藝：帝制中國晚期的日常政治，簡稱《被統治的技藝》）。從書名可知，此書與《前線島嶼》同樣受到斯科特的影響。[5] 此書以明代沿海衛所為背景，從軍戶族譜著手，不僅成功將地方衛所的歷史變遷還原到其地方社會和地方史的脈絡中，還以此為基礎，進而剖析地方軍戶當時的社會條件與其選擇的生存策略。

　　從學術史的脈絡來看，本書企圖省思西方學界關於社會與專制國家的理論。學界對於明史的基本認知普遍以卜正民 (Timothy Brook) 的論點為主，強調明代社會的基調從初期的「專制國家」轉為中晚期的「市場」、「商業化」，而中晚期「國家」的角色弱化，以至於要理解中晚明須從市場與商業化入手。[6] 宋教授認為明代中晚期的「國家」一直存在，甚至無所不在，且影響力已融入日常生活，乃至我們在明清到當代農村所觀察到的社會現象常是明初國家制度的遺留，如現代農村部分神廟即是明初官方建立之社的遺留。以往在討論國家與社會關係時，常常將概念上的「國家」或「社會」當成真實的存在，而忽略了在歷史的實際狀況中，被歸類在國家或社會的人群往往有不同的立場與動機，未必就把自己當成「國家」或「社會」的代表。因此關鍵並非國家與社會孰大孰小，或是「國家」能否控制「社會」，而是要在歷史的動態過程中理解不同人群面臨各種制度性因素時所作的選擇。

　　基於此觀點，宋教授提出「日常政治」的研究概念，討論一般民眾的經歷、策略與選擇，嘗試釐清人民與國家的複雜互動，即人民在日常狀態下如何理解國家，如何與國家和其制度周旋，甚至主動利用制度達到目的。一方面在人民之間，「國家」是日常政治的重要資源，符合國家制度的「身分」，在彼此競爭時可以成為一種優勢。另一方面，在人民與國家之間，由於兩者目的不同，其重點在滿足國家的需求之下求取自身利益。也就是說，人民「玩國家」的核心就是參與國家的制度，熟悉制度的運作邏輯和缺漏，進而利用國家的語言，以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對於這樣的現象，宋教授以金融管理中的「制度套利」(regulatory arbitrage) 一詞來綜括。簡單來說，宋教授在此書突破傳統政治學中的「二元對立」，即服從國家制度與反抗國家制度，企圖辨析人民在服從與反抗之間展現的彈性與多元性。因此，宋教授不同於詹姆斯・斯科特主張的「不被統治的技藝」(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而是強調人民處於「被統治的狀態下優化自身」的各種策略。

　　從明代軍事史脈絡來說，傳統對明代軍戶制度主要的敘述是：明初奠定下來的制度衰敗，導致明代中葉以後抽軍無法徵集足夠兵員、屯田無法負擔軍糧。然而制度是否腐敗不是宋教授主要關注的問題，其所關注的是軍戶這樣的國家制度與地方社會的關係。例如，從蔣家族譜與《明實錄》可知，原以防衛倭寇為主，具有海防責任的海防軍丁，在海禁的背景下，擁有技術與情報上的優勢，同時衛所的海防軍丁與當地各方勢力都有密切聯繫，軍丁轉而利用此優勢，與倭寇「勾結」，進行走私活動，共享海上商業利益。[7] 另一個例子是無論衛所或屯田，被抽調的軍戶被迫離開了原有的社會網絡，因此常需要在新的地方建立新的網絡，而這些網絡常常以神廟為核心。現在在農村觀察到的神廟系統或社會網絡，部分是在明代軍戶的制度中創造出來的。這兩個例子都顯現出為了應對軍戶制度，在地方社會中所造成的具體影響。

　　這些例證同時也支持了歷史人類學的方法，即透過對現代社會的觀察，歷史學者可以追溯到遠至明代的歷史演變。從早期在福州螺洲的田野經驗，到現在對軍戶的研究，都顯現出「重回歷史現場」對歷史學者了解地方社會的重要性。

地方文獻與數位人文

　　最後，宋教授提到對明清社會史研究的展望。在研究軍戶的過程中，宋教授理解到尚未被發掘出來的地方文獻超乎一般想像。如安溪湖頭鎮在上海圖書館目錄中所著錄的族譜可能就一兩件，然而在當地可以挖掘到上百部族譜。今年七月宋教授與鄭振滿教授在福建永泰縣調查，在村寨中發現大批歷史文書。隨著學界對民間文獻的重視程度增加，這幾年在中國各地陸續找到大量民間文獻，包含：族譜、契約、碑刻、宗教科儀書、帳本等，目前整理出來的部分不過是冰山一角。隨著中國社會的快速變遷，許多地方文獻可能也正在急速流失，因此整理地方文獻乃是當務之急。

　　文獻量的變化也改變了研究方法。以往學者可以憑一份契約或少數文件建立一套模式，然而像是永泰這種一天可以發現一千件契約的狀況，歷史研究者必須面對的問題是如何處理、掌握數量如此龐大的文獻。宋教授認為數位人文或許是突破的關鍵，透過「大數據」，歷史研究者可以從巨量的文獻資料中找到新的研究視野。面對新的材料，掌握新的研究方法、開創新的研究視野，是新一代學者要面臨的挑戰。

^[1] Michael Szonyi. Practicing Kinship: Lineage and Descent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2] Michael Szonyi. “The Illusion of Standardizing the Gods: The Cult of the Five Emperor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6.1 (February, 1997):113-135.

^[3] 相關討論可參考《近代中國》在 2007 年的《中國的儀式、文化標準化與正統行為：華琛觀點的再思考》專號。

^[4] Michael Szonyi .Cold War Island: Quemoy on the Front Lin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中文版《前線島嶼：冷戰下的金門》於 2016 年由台灣大學出版社翻譯出版。

^[5] 此書書名的靈感來自於斯科特的《不被統治的藝術：高地東南亞一段無政府主義的歷史》(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 2009)，而本書研究的出發點亦受斯科特另外一本書《弱者的武器：農民反抗的日常形式》(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的影響。

^[6] 關於卜正民的理論，參考《縱樂的困惑》(The Confusions of Pleasure：Commerce and Culture in Ming China, 1998)。宋教授關於現代中國「明史熱」現象的討論，參考“Ming Fever: The Past’s Present as the People’s Republic Turns Sixty,” China Heritage Quarterly, 21 (2010). http://www.chinaheritagequarterly.org/articles.php?searchterm=021_mingfever.inc&issue=021

^[7] 參考宋教授 2015 年 10 月 2 日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演講〈國家怎麼玩：以明代東南沿海的軍戶與衛所為例〉紀要。網址：http://mingching.sinica.edu.tw/Academic_Detail/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