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檔案讀書會」第四次讀書會紀要

　　今日讀書會邀請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蔡松穎，與諸位學人分享初步研究成果，報告題目為〈清代歸綏地區的農民與社〉。歸化城，蒙古語「庫庫和屯」，位在漠南蒙古中南部，大青山南麓的土默川平原。康熙至乾隆年間 (1662-1795)，清廷與準噶爾戰爭，內地商人跟隨軍隊進入蒙古，歸化城成為聯絡漠南、漠北蒙古的軍事、商業中心。乾隆元年 (1736)，清廷在歸化城的東北建綏遠城；乾隆二年 (1737)，設綏遠將軍府，駐防八旗官兵。歸綏地區的三股社會力量——商人、蒙人與駐防軍，自此大致成形。

　　以商業、軍事機能為主體的歸化城來說，文風不盛，難以覓得當地士人關於歸綏社會情況的記載。田宓利用「歸化城副都統衙門檔案」考察歸綏地區的農村基層組織。[1] 這些研究提供報告人進一步思考：除了商人、軍人之外，尚有一批漢人農民移居此地，他們面對生活條件迥異於關內的地方時，是如何考量，又如何擬定生存策略呢？

　　據民國《歸綏縣志》記載，歸化城商人組織「十二社」，又稱「十二行」，擔負運補軍需、差役的任務。十二社是城內各種行業依照類別成立的行會，分別為錢行、當行、店行、麵行、皮行、碾行、靴行、餅行、毡行、雜貨行、酒飯行與馬店行。[2] 十二社公推四名「鄉耆」及十二名代表各行的「總領」管理行會。十二社內有自己的條規，若商人產生訴訟糾紛，由各社自行調解。歸化城南大街東小巷的三賢廟是十二社的會館。光緒年間 (1874-1908)，十二社擴張成十五社。三賢廟內藏有一碑，記載官府與商人協商錢法的故事。由於清朝禁止制錢流通關外，商人採以物易物方式，與民人、蒙人交易。至咸豐年間 (1851-1861)，歸化城商人已發展出該地區使用的城錢——「鐵錢」與「沙板子錢」。然而，城錢和清朝制錢的兌換比例隨著銀銅價值、物價、人為操縱等因素起伏不定，[3] 影響當地人民、士兵生活。其中，經營錢業的寶豐社，一度不願意與其他行、社協調。而後，在綏遠城將軍克蒙額強制介入下，官府與各社協商維持原有的兌換比例。

　　除十二社的三賢廟外，歸化城內的其他廟宇在地方政治也有一定的地位。例如：歸化城東南的「海窟龍王廟」。海窟是一口四眼井，水量豐沛，民人、商人、蒙人常來此提水。當地人深信這是得到廟中主神「龍母」庇蔭。[4] 清朝規定在歸化城移墾民人只能向蒙人承種土地，不得買賣土地，也不得蓋房、定居，只能搭窩棚暫住，春出秋歸。[5] 他們在此地雖不歸官府賦役管轄，卻仍面臨官方隨意派役的困擾。這群農民非常崇祀「海窟龍王廟」，希冀獲得龍母庇佑，物產豐收。[6] 根據該廟的「重建四鄉農民社免捉驛草豆碑」記載，東、西、南、北四鄉的農民因受不了官方隨意捉走牲口擔任運輸工具，遂集結成立「農民之社」，立社首、公所，應付官方的「捉驛」。[7] 最終農民社與官府協議每年秋冬交納定額銀兩；之後歷任社首，極力向官方爭取利益，終於獲得免除餵養號馬的草豆役；抗爭期間，他們也獲得城中十二社協助，並立碑為記。換言之，這群農民即以「海窟龍王廟」為根據地，組織四鄉農民社。

　　農民社除了與商社本質上相似外，其組成也與歸綏的戶籍「牌甲制」有關。牌甲制形同內地「保甲制」，以村、堡為單位，設立牌頭、總甲（又稱甲頭、甲首），以催徵錢糧及維護治安。[8] 而且，農民社也與「社」、「會」的宗教系統有關。每年春秋酬神賽會的負責者稱為「會首」，負責向入社者收款以為演戲酬神。[9] 在清代後期，「甲頭」與「會首」兩種不同系統的定義逐漸混淆，時常有人同時擔任甲頭與會首。[10]

　　由於歸綏地區鮮有士人群體，能夠成為歸綏地區的地方領導者，普遍是擁有雄厚經濟實力的商人。商人充分利用酬神的「社」為地方政治組織；農民也學習商人組織社，面對外在險惡環境。經過前述討論，或許我們可以利用新的研究方法，考察地方志、碑刻、口述訪談等民間文獻，並參酌現存的官方檔案，探索商人、蒙人、民人與官方之間的互動，以理解百姓與國家制度的關係，更加釐清清代歸綏地方政治運作的實際樣貌。

^[1]田宓，〈清代歸綏地區的基層組織與鄉村社會〉，《中國社會歷史評論》9（天津，2008），頁343-356；田宓，〈從隨營貿易到條約體系〉，《內蒙古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44：5（呼和浩特，2012.9），頁 74-79；田宓，〈清代歸化城土默特地區的土地開發與村落形成〉《民族研究》6（北京，2012），頁 86-99。
^[2]沈世德口述，賈漢卿整理，〈歸化城的駝運〉，收於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內蒙古自治區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內蒙古文史資料第十二輯：旅蒙商大盛魁》，頁183。
^[3]賈漢卿，〈歸化城糧店史話〉，收於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內蒙古自治區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內蒙古文史資料第三十九輯：內蒙古工商史料》（呼和浩特：內蒙古文史書店，1990），頁 6-7、16。
^[4][清]鐘秀、張曾編，《古豐識略》，卷 21，〈古蹟〉，頁 6b；綏遠通志館編纂，《綏遠通志稿》第二冊（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卷 17，〈城市〉，頁 408。
^[5]金啟孮，〈從清代歸化城土默特地約、借約中所看到的問題〉，收於盧明輝編，《北方民族關係史論叢》，第一輯（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4），頁 116；鄭裕孚總纂，《歸綏縣志》，〈經政志〉，頁 9b-10a。
^[6]王喆，〈呼和浩特祈雨小考〉，頁 222-224。
^[7]鄭裕孚總纂，《歸綏縣志》，〈金石志〉，頁 12b-13a，重建四鄉農民社免捉驛草豆碑。
^[8]田宓，〈清代歸綏地區的基層組織與鄉村社會〉，頁 346-348。
^[9]綏遠通志館編纂，《綏遠通志稿》第八冊，卷 62，〈保甲團防〉，頁 416。
^[10]田宓，〈清代歸綏地區的基層組織與鄉村社會〉，頁 349-3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