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獻、經典、寺院:明清宗教文化的再省思」第六次讀書會紀要

 
講題: 流風餘韻話黃龍:東亞禪文化中的《黃龍十世錄》
主講人: 黃啟江教授(威廉史密斯學院亞洲語言文化系教授)
主持人: 廖肇亨教授(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時間: 2017 年 6 月 2 日(五)上午 10:00 至下午 12:00
地點: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二樓會議室
撰寫人: 賴霈澄(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生)
 
「文獻、經典、寺院:明清宗教文化的再省思」第六次讀書會紀要
 

  「文獻、經典、寺院:明清宗教文化的再省思」2017 年第六次讀書會邀請威廉史密斯學院亞洲語言文化系黃啟江教授演講,題目為「流風餘韻話黃龍:東亞禪文化中的《黃龍十世錄》」。黃教授以日本僧人龍山德見 (1284-1358) 的《黃龍十世錄》為材料,在東亞視角下,審視中、日佛教發展,尤其著重兩地禪宗的交涉。

  在中國宋代禪宗,黃龍宗乃不可忽視的重要支流,且龍山德見為入宋日僧中為時最長者,甚至在中國擔任寺院住持長達十年;同時,日本建仁寺一直是日本禪宗的重要根據地,黃龍宗僧侶長期主持建仁寺,正是用《黃龍十世錄》作為基礎,建立傳承系譜。基於上述原因,《黃龍十世錄》的研究價值不可輕忽。主持人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廖肇亨教授表示,日本臨濟宗開山祖師明庵榮西就是黃龍宗僧人,建仁寺兩足院收藏大量佛教文獻;由此可知黃龍宗在中國看似式微,但至今在日本仍占有重要地位。

  黃教授表示自十幾年前就開始關注黃龍宗在日本的發展,此次所講的「流風餘韻話黃龍」,是指禪宗到北宋有五家七宗,黃龍宗是其中較為強勢的宗派;但黃龍宗到南宋便已式微,餘韻卻續流到日本的情形。這次介紹的日本僧人龍山德見,在元朝待了四十五年,乃前所未見。此外,黃教授認為禪宗文化史需由整個東亞視域來理解,例如五山時期的禪宗,在日本可說最盛;而在日本禪宗語錄與禪宗史,也可發現日僧無法避談中國禪宗的語錄或思想內容。

  上個世紀鈴木大拙先生說,只有日本人才懂得禪宗,此說一出受到不少質疑;事實上,鈴木先生引用的資料幾乎都是中國禪宗的材料,可見中國禪宗與日本禪宗關係如同父子,一脈相承。其次,《黃龍十世錄》乃受到中國宋代僧人傳法系譜的影響;此書所以重要,也在於黃龍宗僧人所寫的燈錄和語錄,是日本僧人第一部以繼承宋禪為自傲的代表。臨濟宗建仁寺與其後建立的兩足院是日本禪宗最重要的起源地,曾前往中國的日僧幾乎回國後都會在建仁寺待一段時間,再轉往南禪寺或天龍寺。這三座寺院,亦是日本五山最重要的寺院。

  《黃龍十世錄》受到中國燈史影響,也可從書中充分運用《五燈會元》的資料得到證明。龍山德見補充了黃龍慧南至心聞曇賁幾位禪師語錄缺乏的資料,又提供雪庵從瑾、虛庵懷敞的語錄,改寫千光榮西的傳記,使其更加流暢可讀。龍山德見本人的文學造詣超絕,一般日僧在中國通常停留於蘇州、杭州或中國的五山,到黃龍宗發源地江西的僧人極少;龍山德見選擇待在江西,與其他日僧的人際網絡頗為不同。他甚至住持兜率寺長達十年,除《黃龍十世錄》,目前尚可見到少數詩偈留世,顯示日僧到中國也學習文學技藝。許多人曾到楊岐派古林清茂處學習中國傳統文體,包含詩偈、四六文等,後來傳回日本,成為五山時期重要的文學表現形式。

  《黃龍十世錄》主要記錄黃龍宗第二世晦堂祖心至靈源惟清這支法脈,內容可分五部分:第一部分包含序文、黃龍慧南至千光榮西禪師的語要。第二部分則有龍山和尚在華語錄、雲巖寺首座結夏秉佛、小佛事等。第三部分為龍山和尚在日本禪寺語錄、佛祖贊。第四部分是在日偈頌、在元偈頌。第五部分收有中巖圓月為龍山德見所撰的〈行狀〉,敘述龍山德見一生的履歷行業大概。二、三、四部分,是結合語錄及燈錄體兩種形式的禪籍。至於書名,黃龍宗十四世的日僧無等以倫曾說明:取「十世」的原因,是龍山將前面三世以「雖的的相承,而語錄既湮沒矣」為由略去,故龍山雖居第十三世,但為突出自己繼承第九世明庵榮西,故自稱十世。

  依次介紹完《黃龍十世錄》引用的中國禪宗文獻後,黃教授舉龍山德見所寫的幾首贈別詩、敘事詩、言志詩為例,讓與會學者一窺日僧的作品特色,並指出其在中國文學、日本五山文學扮演的中繼角色。最後,藉由中巖圓月所寫的行狀,清楚交代了龍山如何前往中國,成為住持,最後又受託返回日本建仁、南禪、天龍等寺傳法。黃教授以中巖圓月〈祭龍山文〉一段話作結,指出龍山德見對弟子「剛毅誠醇,力斥偽妄」的一面,亦可見龍山對後學的影響。

  最後,黃教授提出尚待研究的幾點疑問:首先,中巖圓月所寫的〈真源大照禪師行狀〉,並未提到《黃龍十世錄》一書。無等以倫的序文也未指明時間,只說「晚年歸鄉,以唱黃龍將絕之道」,確切寫作時間不詳,估計應在六十六歲至七十五歲之間寫成。其次,龍山德見在大元帝國近五十年,精通中文,但除《黃龍十世錄》及語錄偈頌若干外,竟無其他詩文成書,只有零星詩作,令人不解。最不可思議的是,龍山在中國期間,曾在江西龍安山兜率寺任住持,一住十年,何以中國禪史、山寺志、地方志皆無相關記載?

  演講結束後,廖肇亨教授首先回應,龍山德見著作稀少,可能與其弟子有關。著名僧人的語錄或詩文集,往往仰仗得力的弟子編纂,但黃教授所舉的幾個弟子都非龍山直接傳承法嗣。其次,學界雖尚未系統性梳理,但由中國僧人的詩文,其實能看到許多日僧的身影。第三,文獻多存於日本寺院、文庫,臺灣學者需面對文獻取得不易的難題。

  東京大學人文社會系研究科博士候選人王芳女士則詢問關於解讀禪僧語言的方法與進路,黃啟江教授認為需回到當時的文化底蘊瞭解,而非單從語言、文字層次來認識。例如公案中的「麻三斤」,在唐代文化裡,三斤之麻因足以製作一件僧衣,故可代表一位僧人,一位僧人亦可代表佛,以此彰顯人人有佛性。由此可知,禪宗語言或詩詞往往頗具象徵性。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人員曾堯民博士詢問,龍山德見刻意省略包含自己老師在內的三代僧人,自稱第十世的動機何在?黃教授表示,這是一種 Identity(身分)的表現,可見中國僧侶建構系譜的心理狀態,也對日本僧人有所影響。系譜乃是充滿建構與目的性的產物,如宋僧東林常總的法嗣系譜中一定會有蘇東坡,但兩人會面的時間其實極短,僅因宗派目的,才載諸僧籍。

  廖教授補充,在現代學術環境中,文本一元化的權威逐漸解構,但前提是新文獻材料夠多。今天黃教授介紹一份新的宋代禪宗史料,對研究宋代禪宗與東亞交流極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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