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獻、經典、寺院:明清宗教文化的再省思」第十次讀書會紀要

 
講題: 延續與變更:清僧錄司的組織改造與歷任掌印
主講人: 曾堯民博士(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主持人: 廖肇亨教授(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時間: 2017 年 12 月 29 日(五)上午 10:00 至下午 12:00
地點: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二樓會議室
撰寫人: 賴霈澄(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生)
 
「文獻、經典、寺院:明清宗教文化的再省思」第十次讀書會紀要
 

  「文獻、經典、寺院:明清宗教文化的再省思」2017 年第十次讀書會,邀請中研院文哲所博士後研究人員曾堯民博士以「延續與變更:清僧錄司的組織改造與歷任掌印」為題,發表專題演講。主持人廖肇亨教授表示曾博士一直從檔案文獻中整理關於僧錄司的資料,這類制度面的研究很值得文學與思想研究者參考。過去周叔迦先生是較早開始關注此問題的前輩,然當時多用史書上的材料,近年得力於新材料的發現,除了史書、檔案外,宗教界的文獻如《賢首傳燈錄》,即是拓展研究視野的例子,對研究佛教史相當有幫助。

  曾博士說明自己的問題意識發端於清代僧錄司與明代僧錄司的異同、隸屬機構的變更過程、歷代掌印者為誰?分別隸屬於哪些僧團、宗派?這些僧侶的人際網絡,及其與在家眾跟皇室的關係為何?這些問題目前無法完全解答,但曾博士透過一條條史料,逐步還原箇中更迭過程。追溯源流,明代開國之初設有善世院以管轄僧眾,洪武十五年 (1382) 開始由隸屬禮部之僧錄司負責,根據康熙朝《大清會典》,至康熙朝為止,清代的僧錄司制度都與明代一樣,為正六品,包含善世、闡教、講經、覺義四等,各左右二員,共八員,即八座,不支薪俸。明成祖永樂十九年 (1421) 遷都北京,僧錄司亦北遷,原南京僧錄司並無裁撤,而成兩部僧錄司並存,此狀況也延續至清代。

  直到嘉慶朝《大清會典》中,僧錄司則已置於內務府掌儀司條目之下,表示隸屬機關由禮部移至內務府。在《賢首傳燈錄》中也記載「丙戌(乾隆三十一年,1766),正印秀公示寂,(達天通理)又蒙莊王陞授僧錄司正印。」莊親王允祿自乾隆七年 (1742) 以來擔任總管內務府大臣,由其薦舉通理擔任正印,可見最晚在三十一年僧錄司改隸內務府,通理則為目前所知改隸內務府後第一位掌印。而官衙所在地從明代一開始天界寺,至北京大興隆寺、大隆善寺,入清之後則為大隆善護國寺、正法寺。曾博士表示僧錄司在大興隆寺與大隆善寺分別各一百多年。從地圖來看,由紫禁城下方遷到西北方。如今大隆善護國寺,只剩金剛殿是當時的建築。

  關於僧錄司掌印與印務,曾博士指出掌印是在原有的八座之上設置新的職務,同時間未必僅有一位。他透過《大清會典》、《賢首傳燈錄》與相關碑文材料,推導出乾隆朝前的掌印為雍正時的濱如性洪(任職時間 1723-1726)、有章元煥(任職時間 1726-1733),雍正六年 (1728) 曾就北京漢傳寺院進行調查,當時的成果《六城寺廟清冊》由「掌僧錄司印元煥、普彬」負責上呈,可見當時的僧錄司有兩位,元煥應高於普彬,可推測日後正印與副印的關係,即正、副印二職稱雖尚未出現,但已有相關職務與關係。

  乾隆朝共有八位掌印,依序分別為:沛天海寬〔乾隆元年至三年 (1736-1738)〕、梅明鼎〔三年至十六年 (1738-1751)〕、月天際寬〔十六年至十七年 (1751-1752)〕、秀公〔乾隆?年至三十一年 (?-1766)〕、達天通理〔三十一年至四十一年 (1766-1776)〕、達壽〔四十一年至五十七年 (1776-1792)〕、實寧〔五十七年至六十年 (1792-1795)〕,以及徹悟際醒〔乾隆六十年至嘉慶五年 (1795-1800)〕等人。加上前述濱如性洪、有章元煥共計十位。這十位掌印可分為三類,第一類為北方華嚴寶通系僧人,有濱如性洪、有章元煥、沛天海寬、達天通理四位,性洪、元煥為玉符印顆弟子;海寬為性洪弟子;通理為元煥弟子。印顆有二弟子、二徒孫擔任過掌印。第二類為臨濟宗僧人,有調梅明鼎、月天際寬、徹悟際醒三位,明鼎為夢菴超格弟子;際寬為夢菴超格四傳弟子,其傳承為夢菴超格、迦陵性音、佛泉實安、際寬;際醒為明鼎徒孫,與超格的關係為夢菴超格、調梅明鼎、粹如純、際醒。超格有一弟子、二四傳弟子擔任過掌印。第三類則為生平與傳承不明者,有秀公、達壽、實寧三位。

  最後,關於僧錄司正、副印之職稱與補缺規則,曾博士表示謝重光、白文固與楊健等學者認為正印、副印設置於乾隆年間,至少在四十年之後,而僧錄司印務的出現無法直接等同於正印、副印的設置。曾博士指出 最早的正印為秀公,文獻記載於乾隆三十一年前,因此正印的設置不可能晚於乾隆四十年。秀公後,正、副印的出缺補授順序有清楚記載,即正印出缺由副印遞補,副印出缺由官寺住持遞補。若正印出缺,副印無法遞補者,則由官寺住持遞補。秀公前,較無見到明確的遞補順序紀錄。曾博士最後說明,目前關於清代的僧錄司歷任掌印名單尚未完全爬梳整理出來,有待持續從各種材料中繼續研究。

  演講結束後,主持人廖肇亨教授表示曾博士花了許多時間整理出目前的圖像,雖然僅有乾隆朝,但已有大致輪廓。正印分屬華嚴與臨濟兩宗,不知道是否與順治朝木陳道忞、玉琳通琇等被請到北京說法的僧人有關,他們屬於廣義磬山派下,有較多資料傳世,若再考索他們接觸過的人,或許會有其他發現。佛光大學黃繹勳教授認為若能在既有基礎上繼續探討僧錄司與龍藏的關係,是值得期待的研究方向,如沛天海寬、調梅明鼎皆名列龍藏會要的職務名單中。曾博士補充這兩位僧人是前後任的僧錄司,亦同時是編藏團隊的成員,未來可比對僧錄司與編藏團隊的名單。

  中研院近史所賴惠敏教授則建議可以查找乾隆朝調查官管寺廟的相關資料,僧錄司由官管寺廟挑選,雖然僧錄司屬無給職,但官管寺廟卻有月例銀子,民間亦會投獻捐地,可以說朝廷也在培養僧官。當時皇子若想要登上皇位,背後需有各種信仰支持,故《賢首傳燈錄》中很多皇子都與僧人關係很深。曾博士也認為官寺住持後變成僧錄司,如同一種升遷與培育僧官的模式,配合僧錄司與皇子們的關係,可合併來研究當時的宗教勢力分布。廖肇亨教授總結,這個題目可以有許多延伸研究,期待能有不同面向的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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