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社會史史料研讀會」第三次討論會紀要

 
講題: 明清江西地方社會與文獻
主講人: 向靜(中國青年政治學院中文系講師)
召集人: 巫仁恕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與談人: 張藝曦教授(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人文社會學系副教授)
時間: 2016 年 7 月 18 日(一)下午 2:00 至 4:00
地點: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會議室
撰寫人: 陳妘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生)
 
「明代社會史史料研讀會」第三次討論會紀要
 

  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明代社會史史料研讀會」此次邀請中國青年政治學院中文系向靜博士演講,講題為「明清江西地方社會與文獻」,並邀請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人文社會學系張藝曦教授與談。此次向博士分享她個人在研究中尋找問題和解讀史料的過程,以三個問題囊括演講內容:一、從事什麼研究課題?二、為何選擇江西?三、到地方上去尋找文獻需要注意或者會遇到什麼情況?

  首先,向博士關注的問題及人群為正統朝最早被旌表的一批義民及其後代。當時鄉村社會中的許多重要分子都成為旌義的對象,這些人的姻親正活躍在英宗朝堂上,且這些義民的後代又有不少是天順至弘治年間政治舞臺上的官員和學者。向博士在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明代州縣都發現了這樣的旌義群體,以往因史料分散零碎,不太容易關注到。義民、義官問題值得研究,是因為這個群體延續並貫穿明朝主要時期,可做為了解明朝社會變遷在基層政治生活體現與展開的切入點。既有的研究在探討這兩個層面之間的互動關係時,通常以士紳、商人、軍戶等身份性的、職業性的人群,或者通過鄉約、社集、家族等社會組織進行觀察,而義民、義官這樣的人群是否有可能提供一個新的觀察視角?旌義研究與其他視角相比的特殊性體現在哪裡?向博士試圖通過研究來回答這些問題。

  向博士以臺灣「義民」的例子闡述其想法。臺灣的義民雖然是在清代旌表的,但承載「義」的具體對象在近代歷史的過程中已經政治化、族群化。當時被認可的、受到旌表的義民,與後來在競爭和遺忘的雙重作用下凸顯出來的群體,已經不能完全重合。為什麼是對「義」的旌表,最後承載了這種族群化、乃至宗教化的內涵呢?向教授認為,這與「義」的內涵及傳統政治體制下「旌義」的歷史有關。「義」的內涵,相比儒家其他的德目,在道德倫理、政治領域以及在社會民眾的日常使用中表現出來的意涵更為複雜,這一點陳弱水教授在其〈說「義」三則〉中也曾指出。從政治領域來說,在「官民有別」的社會中,「義」可以說是對平民最高的褒獎,因此「義民」作為特定身份的授予,其社會認同是與政治的權力、權威密不可分的。清朝在臺灣的旌義也是如此。

  明代首開先例,將旌表義民做為正式的國家制度並大規模施行。其成為一種事例、一種制度的過程,回應的不僅僅是救荒賑濟的財政問題,更在於重建政治道德的內涵及其社會認同的背景。上述二者乃是義民旌表與功德福報、行善勸善之間有所區別的原因之一。義民、義官作為一種政治身份,它的道德內涵、社會認同建立在非血緣、地域群體的利益基礎之上。這一點和宋代以來家族發展的趨勢、「義」觀念普遍用於家族之內的社會風習並不一致,所以旌義的政治和道德內涵,也可以放在「社會變遷與基層政治生態之間互動」這樣的框架下來進行討論。向博士認為,對明代旌義的研究,是以較廣闊的地理空間或更早的歷史脈絡為參照展開的。這種從傳統歷史的延續性來理解臺灣義民問題的觀點,也許會更有意義。

  向博士接著分享她為何選擇到江西搜集地方資料。一開始,她由政治制度入手關注義民、義官,以四庫存目、禁燬的明人文集為主要材料。在四庫系列叢書的明人文集中,多有江西學者及官員的著作,是從前沒有充分發掘和利用的庫藏。除了既有的文集、方志之外,在向博士所造訪的江西 14 個縣,約 100 多個自然村之中,找到最多的材料就是族譜、石刻和墓碑。她提到,十多年前曾有學者表示江西的族譜在四萬部以上,大多收藏於民間。與浙江、江蘇、廣東等地區相比,江西的交通和經濟發展水準有所差距,商業化不足,好處是民風也保守惜舊,明清以來文獻保存的情況確實驚人,四萬部的說法有其現實基礎。另外,近年因新農村建設,舊村落的格局面貌變化大,不過族譜、碑刻屬於可移動的文物範疇,保存的情況良好,充分運用這批材料便能有所收穫。

  最後向博士提到在地方尋找文獻會遇到的情況,以及使用民間文獻需要注意的問題。近年來,學人用族譜作為史料已是常見的情況,但族譜的可信度仍經常被提出。在向博士的研究中,族譜中最有用處的正是涉及到地方事件或個人記載所建構出的「歷史敘述」。她認為,辨析真偽並不是最後的目的,對待族譜作者希望後人相信的內容,應該先信後疑;並通過審視記述中對旌義的「歷史敘述」,理解它所表達的價值與意義,在這個基礎上才能建立研究者自己的歷史「敘事」。向博士也堅持應盡量到地方訪求資料,尤其對史料的解讀遇到瓶頸或雷同性較高的時候,在地方所見的情況或許能夠讓人更加理解史料形成的過程。如義民、義官的問題,地方志的材料分散、記載過於簡單,令人無從想像旌義在底層民眾之間的影響性,或者對村落社會的意義。如果能親自到當地探訪旌義的建築(牌坊或碑亭)、義民義官的族人後裔及其族譜,並觀察村落和家族的位置和周圍的環境,也許就能夠理解、判斷和解決這些疑惑。

  根據向博士幾次走訪地方的經驗,她發現文物保護部門是最容易得到資料的管道。她先按照文物普查的結果來確定跟旌義相關的建築實跡,再從實跡入手去找譜、找村落。不過,因不可移動文物的保管單位與實際可以成為個案分析的對象還有很長的距離,必須各項條件皆符合的區域才能順利進行研究,向博士因此專注於調查吉安和撫州兩地是否有能夠深入考察的縣,結果發現金溪縣具備很好的條件,在文保系統裡資料也很豐富,地方上的碑刻等相關文物的蒐集、保護也頗完善。在鎖定地區後,必須考慮以金溪做為義民與義官的具體研究個案,在整個研究中的邏輯合理性和必要性是什麼。向博士認為這種基於文獻本身的分析,必須是專書論證的重點。她指出族譜材料在地方的歷史敘事中,是非常難處理的一種類型。族譜中具體細節的考辨,可能最後在專書中只有一、兩句話,但卻是研究過程中最需要細緻分辨及思考的問題,它引導研究者如何看待或是如何進入地方的工作場景中。

  接下來,張藝曦教授分享他使用江西文獻的經驗。在族譜方面,張教授同意向博士「先信後疑」的看法,研究者應衡量需要多少例證才能完成一個論述,並且認為不應無止盡地尋找材料。在張教授的經驗中,他會將族譜內的人名對照方志或文集的記述,找出族內重要的人物。因此,原有的方志、文集的重要性仍不可取代。在「未見書」及「已見書」的取捨上,因現在新的材料過多,他認為在能力範圍內對「已見書」進行研究、分析,是較為適當的方式。這些已見書包括 1990 年代後出版的四庫存目、禁燬等叢書。這些叢書在現代可說是唾手可得,不過研究者使用這批材料的情況仍有待加強。

  此外,張教授也提到十多年前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寫作博士論文的一年訪問期間,手邊的書僅有二、三十本,不過他卻能從如此少量的地方志及文集中整理出所需的資料,乃因當時思想史領域的研究者不常使用這類文獻。張教授使用文集的方式,不僅是參看思想論辯的部分,也閱讀文集中瑣碎的生活細節及居住地,並配合地圖,重構出當時的村落情景。張教授指出,以地方為中心的研究,經常遭遇許多質疑,譬如地方研究是否具有全國性的意義?他認為,這樣的問題主要是由於歷史學界尚未凝聚出關於地方研究的固定方法論,因此個別研究者只能孤軍奮戰,並試圖在靠近地方與拉出距離觀察地方兩者之間找尋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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