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檔案讀書會」第五次讀書會紀要

　　2017 年中西檔案讀書會第五次讀書會，由東吳大學歷史學系許富翔教授報告，講題為「政區一體化：熱河新政的推行與熱河特別區的建立」。報告人首先說明，本次主題係先前撰寫博士論文的最後一部分，集中討論清末新政期間熱河地區的行政變化。茲將報告重點與會後討論摘要如下。

　　清朝政府對邊疆地區原本採取「因俗而治」策略，但清末面對外力衝擊，邊疆地區也有行政變革，顯示「因俗而治」已不再適用。熱河地區的行政變革，自新政時期起，經過辛亥革命，乃至袁世凱以降的政府，皆有所調整。報告人以為，清末對熱河地區的行政變革，除了針對外力衝擊，尚須考量東部蒙古地區的內部問題，其中最關鍵的是光緒十七年 (1891) 發生的「金丹道事件」。該事件的發生，使固有的盟旗體系受到嚴重破壞，蒙民也流離失所，離開原有的生活地區，被迫到外旗發展。報告人強調，「金丹道事件」發生以前，也有蒙民離開本旗，前往外旗發展，但此事件後續影響最大。蒙民離開本旗，也讓原有劃定旗界、禁止越界的規定打破，隨之而來的變化，是距離漢地較近的區域更加為漢人掌控，漢人在東蒙古地區取得了較穩固的力量；顯見漠南蒙古區域不再是清朝政府穩固的大後方，連帶影響了京師的安全，牽引出蒙古地區行政是否需要改制的考慮。

　　新政期間，有不少官員討論蒙古改制問題，細部又可分成日俄戰爭前後兩個時段。在日俄戰爭之前，趙爾巽首先提出要改制設省，但連順等人（這批人多是身在外蒙古的大吏）以自己治理當地的經驗持反對意見。有趣的是，這個時期不論支持者或反對者，都還將內蒙古與外蒙古視為一體，並未注意到內外蒙的農業與經濟差距。不過，設省一題，在日俄戰爭前並未獲得朝廷支持，主因之一是中央財政已近乎崩潰，無力應付設省後的費用；而設省後的相關經費該從何處來，趙爾巽也未有應對。報告人借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張啟雄教授的觀點，指出蒙古是否得以改制設省，關鍵在於當地財政能否自籌。

　　光緒三十一年 (1905) 日俄戰爭後，由於清朝在東北的主權受到嚴峻挑戰，民眾對邊疆議題更為憂心，遂有蒙古改設行省的輿論出現，且日漸擴大，進而影響了設省的爭論。在這些爭論中，以岑春煊的意見為要，他有關漠南蒙古分成三省的建議，受到清廷重視，也有大臣對此陸續提出看法。雖然細節上各有爭論，但都同意將漠南蒙古改設為省，惟清廷因財政困窘，仍沒有積極支持設省一事。報告人也透過其他研究觀點指出，清朝在蒙古建立的秩序還未動搖；就外力威脅而言，當地雖為俄國所覬覦，但俄國尚未有軍事行動，清廷或因此對蒙古設省一事並不積極。如此情勢一直持續到辛亥革命前仍未改變。

　　縱然清廷未積極支持設省，但新政期間的相關措施，仍在熱河進行。這當中規劃藍圖的關鍵人物為錫良。錫良曾兩任熱河都統，第一次任職時提出規劃藍圖，後續繼承者多半以此施行熱河地區的新政。新政時期的措施，著重在行政制度變動與經濟。前者主要為大量增添州縣、改革陋規與整頓蒙旗三個面向，目的是要讓事權統一。而在錫良的規劃發展下，州縣官的力量逐漸加強，達到事權統一的目標，即便清朝政府不是故意將當地盟旗獨立性降低，但在上述改革過程中，當地盟旗的政治力量已不如以往。

　　除了事權統一的變革外，經濟上的放墾措施是另一個重點。蒙地放墾的目的，是希望能達成穩定的財政收入，同時也實邊。不過，報告人指出以往的研究也注意到漠南蒙古放墾一事，只是其推行後續有地區差異；如察哈爾與綏遠兩地，即有蒙民因經濟利益受損而抵抗新政，但熱河地區卻看不到這種情況，可能是因為當地農業發展較早的緣故。但報告人認為，還需考量前面所提及的金丹道事件，因為事件後熱河地區的漢族人口已穩固統治該區，蒙古人影響力有限，加上相對習慣農業生活，自然較少抵抗。另外，新政時期也在熱河地區整頓礦稅，且新增酒稅與鹽稅；然而，這些措施真的讓熱河財政自足了嗎？從宣統二年 (1910) 奏報的宣統三年 (1911) 預算收支表來看，支出始終高於收入，無法自足，以致清廷未積極對熱河設省。

　　報告人最後將問題帶到辛亥革命後的發展，宣統三年 (1911) 辛亥革命爆發，同年十一月消息傳到庫倫，外蒙古獨立為大蒙古國，內蒙古地區則一直處於搖擺態度。最後，中、俄、蒙三方在恰克圖會議取得共識，同意外蒙古自治但中國具有宗主權，惟其自治範圍不包括內蒙古。此次邊疆危機暫告一段落，卻也因此讓熱河地區是否設省的問題，再次受到重視；其中，以熊希齡「熱河改建行省議案」最為重要。此案於熊氏民國二年 (1913) 任職熱河都統時提出，當下雖未獲施行，但後續提出的「熱河官廳組織暫行章程」，影響了改制問題的發展，促成「熱河特別行政區」出現，自此熱河的規制已與內地行省相同。

　　報告結束後，與會學者討論熱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賴惠敏教授首先建議，關於熱河與其他地區的比較，是可以再嘗試的。例如綏遠，該地也號稱收不到稅，但貿易很發達，我們該更深入考量稅收究竟有多少？錢是否都進了官員荷包？賴教授有指出，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生王士銘在研究蒙古屯墾時，發現研究區域中的蒙古人對屯墾一事十分抵抗，但熱河地區的蒙古人卻很溫和，似乎很順應改變。但當地王公真能馬上放棄原有的東西嗎？自主性展現在什麼地方，或許也能再思考。

　　王士銘延續相關問題，指出邊疆大臣真正的反對原因，是自身利益會受損，因為這些大臣本身可能在當地有投資事業，但這是私下進行的，無法公開明講，只能利用冠冕堂皇的理由來反對行政變革。印第安納大學內陸歐亞學系蔡偉傑博士同意賴惠敏教授的建議，認為不同區域間的比較是必要的。同時，也提出另外兩點看法：首先，「一體化」的概念，或許還得商榷，因為最終清朝未改變原有框架。其次，財政無法自理，是報告人強調內蒙地區未能改制設省的主因，但除此之外，是否還有其他因素可以考量，恐怕可以再思考。報告人針對上述的建議簡單回應：此次得到的意見，獲益良多。原先也曾考慮過提問人的部分意見，然目前可見材料所能做出的成果，已展現於這次報告；較下層的地方性檔案，受限檔案館不開放的緣故，無法深入詳實討論，是目前最大的缺憾。而關於區域比較的議題，他認為可先從清末著眼，未來會持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