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明輝教授演講「黃河之水天上來？十八世紀清代中國從《大義覺迷錄》到《河源紀略》的版圖思考」紀要

　　在此次「清代中國的地理測繪與帝國想像」系列演講之二，胡明輝教授以《大義覺迷錄》、《水道提綱》、《河源紀略》三本著作為中心，探討清代皇權對版圖的思考過程與歷史意義。在清代，地圖的製作與版圖思考不僅是地理空間的呈現，更是皇權擴張、文化認同以及政治權力複雜交互作用的體現。《大義覺迷錄》、《水道提綱》、《河源紀略》分別從不同面向顯現清代皇權如何進行版圖思考，並通過地理知識的建構影響政治、文化與社會的發展。

　　雍正 (1678-1735) 皇帝於雍正八年 (1730年) 親自向全國頒行《大義覺迷錄》，成書背景源於一起針對反滿陰謀的政治迫害。清初文人曾靜 (1679-1736) 基於華夷之辯的思惟，質疑雍正的統治正當性，最後雍正根據其在獄中的供詞，編寫《大義覺迷錄》一書反駁曾靜的論點，並追溯已故學者呂留良 (1629-1683) 的華夷觀，懲罰呂氏後人。呂留良認為滿洲王朝沒有能力統治中國一個世紀以上，並將蠻夷他者描述為動物性存在，認為他們只應待在遊牧地區。呂留良的觀點回歸宋代文人的種族中心主義，以儒家政治語言將反滿理論轉化為原始種族主義論點。這並非雍正皇帝首次面對這類問題，然而即使祭出文字獄，也無法抹煞漢族文人將滿人視為蠻夷的觀念。於是他透過編寫《大義覺迷錄》提出反駁的觀點：「華夷」一詞的觀念具有時代性和對比性，天子受天命的事實亦不會因出生地而有所改變。周文王對殷商王朝而言是東夷，忽必烈來自蒙古草原，朱元璋出身貧寒，即使如此，他們依然能受天命統治天下。如今的大清帝國橫跨農業地區與游牧地區，不斷擴張的帝國，將過去儒家視為蠻夷的民族——包括滿人——涵蓋為「文明」的一部分。從前的空間概念亦受到帝國疆域擴張的影響而被重新定義。

　　清代的地圖繪測亦呈現出同樣的要點，隱含著清帝國統治的普遍性，才能造就各族與文明共處的意象。《大義覺迷錄》的編纂可以說是雍正皇帝對抗滿洲蠻夷形象的宣言，透過這部著作，雍正皇帝制止滿洲人被冠以「蠻人」的代稱，同時強化官員對滿人皇權的效忠。《大義覺迷錄》不僅在政治上挑戰傳統儒家觀點，還在意識形態上對抗一些儒家學者如黃宗羲 (1610—1695) 和顧炎武 (1613—1682) 的理論，並引導地方官員思考和接受清王朝的統治秩序。胡明輝教授認為《大義覺迷錄》有趣之處在於，雍正以皇帝之姿向平民展開非暴力的意識形態對決，並且要求省級以下的官員人手一本，變相形成意識形態的教材。

　　直到 1735 年乾隆 (1711-1799) 皇帝繼位，他擔心《大義覺迷錄》可能對清朝統治的正當性造成反效果，下令查禁此書。不過他並未否定該書的思想，甚至延續其脈絡加強論述。乾隆初年，以博學鴻辭科被薦舉的齊召南 (1703-1768) 於散館授檢討後，任一統志館纂修官，參修《大清一統志》。十餘年的任職期間，齊召南充分利用該職權，查覽清帝國的測繪調查，包括康熙朝《皇輿全覽圖》、雍正朝增補的逐省地圖，以及乾隆朝法國耶穌會士蔣友仁 (Michel Benoist, 1715－1774) 在皇家工作坊製作的逐省地圖。齊召南因故退休後，他利用在宮中的所學完成《水道提綱》，將清朝版圖的水道整合呈現，進一步確立清朝的地理範疇，亦顯現齊召南對清帝國版圖的完整認知。胡教授指出，《水道提綱》的重要性在於清晰地呈現出清朝版圖的廣大，並明確排除清帝國統治者的蠻夷形象。這種地圖的製作，成為清朝版圖思考的一部分，不僅反映政治權力的變動，更呈現出對地理空間的掌握。

　　在書中，齊召南使用儒家語言驗證測繪學，他引用先秦九州說和《尚書．禹貢》章節表達對儒家經典的支持。但他同樣對傳統著作提出質疑，如北魏晚期地理著作《水經注》。《水道提綱》指出，《水經注》對中國水道的認知有別於清代地理現況，過分關注中國西北的華北平原而忽略東南方的水況。事實上，這段批評是受到 1760 年代清代版圖再度擴張的影響，此時清朝剛接管中亞地區，齊召南對「中國」的概念即包括清朝控制下的中國次大陸以及中亞地區。因此，齊氏尖銳地批評《水經注》的歷史侷限性，並且擯棄傳統儒家地理著作對景物、神話的想像書寫，以理性現實的角度，展示帝國境內河川的具體位置與作用，同時透過水文點出清代的疆域遠超漢唐盛世，從而宣稱對清政權的支持。

　　最後，胡明輝教授談起與齊召南同時代的學者戴震 (1724－1777) 與紀昀 (1724－1805) 等人所著之《河源紀略》。與齊氏不同的是，戴震做為徽州商人之子，僅能從長江以南的學術圈獲得研究資料，他主要參考胡渭 (1633－1714) 所著《禹貢錐指》，透過胡氏的地理測量數據，建立新的研究成果。戴震與齊召南清朝地圖的顯著差異在於，前者增加了一個基於儒家歷史概念的時間維度，為古典經學創建類似現代地理資訊系統 (GIS) 的基本版本。後者則更關注通過地理探索精確化歷史事件的時間。戴震注重儒家的時間觀念，成功連接文本記錄和地圖上的位置之間的關係，將儒家時間觀的新維度納入清代版圖製圖中。1777 年戴震過世後，紀昀承襲其學術思想，並解決了黃河源頭的長久問題。

　　1782 年，為了防止黃河氾濫對華北平原造成的傷害，乾隆皇帝派遣官員前去尋找黃河源頭，並打算舉行祭祀儀式。紀昀和其學圈在這個背景下依據《西域圖志》中開發、闡述的地圖共同撰寫《河源記略》，所有數據都是基於測量調查的成果。《河源記略》標誌著清帝國版圖擴張的巔峰和完成帝國版圖全面實地測量調查，維護內外版圖的完整性，而賦予「大一統」概念更具體的意義。清朝皇帝前往黃河源頭祭拜河神的舉動，實現了過去歷代漢人君主都未能實現的成就，既滿足了滿人的統治正當性，也證明帝國實質掌握新征服的邊疆土地。種種地理知識的積累，不僅使清朝版圖更加清晰，同時也體現皇權對地理環境的控制與認知。

　　胡教授總結，三部著作共同展現了清朝皇權對版圖的深刻思考。透過這些著作，清朝不僅在地圖製作技術上有了巨大的進展，更在版圖思考上重新塑造皇權的形象。清朝版圖的廣大、清晰化，以及對蠻夷觀的明確拒絕，使其成為一個能普遍統治東亞和中央歐亞的帝國。而地理知識的普及，也成為當時社會文化的一部分。從地理學角度來看，《水道提綱》的重要性不僅體現在版圖的確定上，更體現於水利體系的管理上。清朝時期，水道的良好管理，對維持社會穩定、農業生產至關重要。透過《水道提綱》的編纂，清政府在版圖內實現了水資源的有效調配，進一步鞏固皇權。而《水道提綱》和《河源紀略》的版圖思考，同時亦反映了當時對科技的高度重視。《河源紀略》所呈現之測繪技術的進步，不僅解決實際地理問題，還提升清朝的科技形象。對科技的注重使得清朝在地理空間的掌握上處於領先地位，進一步奠定國際地位。然而，版圖思考也面臨著一些挑戰。隨著地圖製作技術提升，民眾對於版圖的認知也逐漸擴大。這種擴大的認知，可能帶來對地方權力的反抗，使得官方的版圖思考受到挑戰。另一方面，版圖思考也需要面對實際地理環境的變化，從而對版圖進行調整。例如，自然災害、疾病擴散等因素都可能影響到版圖的實際邊界。

　　整體而言，清代的版圖思考是一場政治、文化、科技交會的複雜過程。這種思考，深刻影響清朝的統治方式，並在地理空間的掌握上取得令人矚目的成就。回顧康熙至乾隆朝的歷史，整個十八世紀的清代中國都很關心版圖議題。這些地圖與著作不僅在當時的官僚體系中發揮作用，也為後世理解清朝地理概念與政治意識形態，提供了重要參考。清朝版圖思考的歷史價值在於它所呈現的不僅是一幅地圖，更是一個時代對地理、政治和文化的綜合思考結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