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講伊始，陳建守教授首先致謝諸位師長，使其能夠心無旁騖進行研究，並特別感謝評論人陳禹仲教授以及師大歷史系的陳建元教授，在西方啟蒙運動的議題上給予莫大的協助。當日演講分成兩個部分，首先是對於書籍內容的短講；接著從閱讀德國概念史的心得，反思近代中國概念史的寫作。
陳教授先是詢問聽眾會如何翻譯 “The Age of Enlightenment or the Enlightenment”？倘若不假思考，這句話可能會翻譯為「啟蒙時代」、「啟蒙運動的時代」。但是，Enlightenment 在近代中國的翻譯又有啟明運動、光明運動等，甚至以 enlightenment 的字義，光明、啟明反而更接近原本「點亮」的字義，那麼為何會將 Enlightenment 譯為啟蒙運動？
相關先行研究著重於西方啟蒙運動的概念與價值，將這些視為主體，從近代中國的脈絡尋找與其相應客體，比如五四運動是近代中國的啟蒙運動、《新青年》是一本「啟蒙運動」的刊物。這樣的做法是以西歐的啟蒙運動為模型，來反身對照近代中國，容易將歐洲的價值理念與近代中國歷史情境混為一談。因此，陳教授表示自己的做法有些不同，首先是對譯詞的界定，只有譯詞來源與 “Aufklärung” 或 “Enlightenment” 相關，才會將這項詞彙視為啟蒙運動。但是這樣的問題，又涉及到啟蒙運動的翻譯前史。史料的論說已經觸及西方啟蒙運動的描述，但尚未出現以「啟蒙運動」指稱的代名詞。
那麼，近代中國怎麼認識 Enlightenment？中國知識分子認識歐洲的啟蒙運動，更多是與歷史情境的詮釋有關。在日本，Enlightenment 的翻譯最初所涉及的是文明開化，所以才有「啟蒙運動」的譯法；若進一步來看這一譯詞，陳教授認為關鍵正是「運動」，使得 Enlightenment 得以被翻譯為啟蒙運動。運動具有三個意思，第一，是體育、跑步等；第二，是指星球的轉動；第三，則是與宣傳、政治相關。此外，不論是 movement 或是運動，二者都隱約地有前進之意，又與進步 progress 相疊，所以運動、進步又蘊含著事物是不斷地往好的、未來的方向邁進。無論是繼承漢語傳統而來的啟蒙，或是字面具備光明意涵的啟明，這些詞彙似乎都沒有完整地翻譯 Enlightenment，反而是運動造就了新的概念。
當啟蒙遇上有社會意涵的運動，就使得啟蒙成為往前發展、朝向未來的詞彙。換言之，啟蒙運動儼然是線性進化史觀的概念詞，雖然從字面上看不出時間，卻有時間的隱喻性。甚至當我們回看啟蒙運動在歐洲，原本是指個人思想的覺醒；在中國反而變為群體的動員，更重視的是 social movement 的面向。
陳教授指出，一個詞彙一旦作為一個概念，一定會有多種多樣的意義附著。以此來看，當啟蒙運動變成概念時，就出現了各式各樣的用法。首先是歐洲史事的描述；其二是啟迪、開導；第三是描寫事物的狀態；第四是五四運動的代稱；最後則是串連近代中國史事的節點。此外，在線性史觀下，啟蒙運動又成為歷史事件之間的連接點。簡單來說，在啟蒙運動概念支配下的歷史詮釋，是一個直線發展的進步主義史觀，使得啟蒙運動具有向未來邁進的隱喻。這樣的詮釋又符合近代中國的線性史觀，甚至進一步成為過往歷史評價、開啟未來願景的反思依據。
若以第一種用法來看，啟蒙運動被中國知識份子挪用為時代的代稱時，它可以作為近代中國某一個時代的代稱，也可以當作歐洲十八世紀思想文化的指稱，更可以是中國歷史分期的一環。在中國知識份子開始挪用啟蒙運動的當下，他們也轉移了啟蒙運動的普世意義與精神，所以才會有《新青年》、五四運動價值理念的歷史書寫出現。這些對啟蒙運動的歷史書寫與企求，就是近代中國在尋找小寫、複數啟蒙運動的過程，而這也是啟蒙運動用法的改變。
接著，陳教授以三個案例來說明中國知識分子是如何使用啟蒙運動這一詞彙，分別是 1930 年代的新啟蒙運動；殷海光的啟蒙方案與王元化的新啟蒙運動。由此可見，啟蒙運動反覆地被中國知識分子使用，甚至在 1989 年的四月，北京的大學生在天安門紀念胡耀邦，使用「民主之光耀邦」，並以 “Freedom, Democracy and Enlightenment” 作為英譯。民主之光耀邦為何不是使用 glory、pride，而是 Enlightenment？陳教授認為這樣的情境也正是中國學生面臨到中語西譯的問題，或許對這些學生來說，胡耀邦的民主改革是未盡的改革，而且是需要持續「前進」。此時，中文的「光」就無法完整地表述其意，反而需要英譯的 Enlightenment 才能表述。
在概念史研究的反思上，陳教授表示，當研究者在處理詞彙時，往往涉及到中心主義的討論，不論是歐洲中心或是中國中心，事實上要做的應該是「重新擺放中心」。換言之，談論啟蒙運動的時候，並非是把啟蒙運動當作是「單數大寫」，而是複數，比如日本、中國、韓國都有各自的啟蒙運動等。再者，陳教授認為近代中國概念史需要注意到 “open past and open future” 的概念。原因在於，歐洲的過去與未來是加速分離的，歐洲具有廣闊的 “open future”；但是，對中國來說，未來正是觀察當時的西方經驗而來。陳教授舉出 society、revolution、nation-state 等名詞，為何我們理解這些詞彙會需要花上較多的時間？原因在於這些新名詞對中國來說相當異質化，若要把 revolution 介紹為革命，那就要從過往的典故中介紹，比如湯武革命。因此，陳教授認為中國有一個相當大的 “open past”，而這也是與西方不同之處。更進一步來說，為何嚴復 (1854-1921) 要使用比較難的詞彙來翻譯西方的理念？正是因為嚴復理解傳統，知道這些理念對中國人來說相當異質化，倘若不從過去的歷史經驗尋求線索，中國的知識分子可能會難以理解。但是，這樣的想法顯然是失敗的，原因在於日本新名詞相當地好上手。最後，陳教授認為，或許最具現代性的反而是那些同時懂西方與傳統的學人，倒不一定是胡適、傅斯年，而這樣的討論，也正是近代中國概念史研究的特殊之處。
在評論時，陳禹仲教授首先表示自己是以歐洲啟蒙運動研究者的角度來看，並且淺談現在歐洲啟蒙運動研究的成果，可分成兩個意義或兩種語言意涵上的啟蒙運動研究，而這些成果都很漂亮地匯聚於陳建守教授的新書當中。
目前歐洲啟蒙運動的討論大抵有三類。第一類，是將啟蒙運動作為歷史分期；第二類，是把啟蒙運動當作一種概念，認為啟蒙運動是有著線性時間觀的歷史概念，內涵是強調人可以利用理性使得社會進步，這一類常見於哲學家、社會學家用於解釋歷史，比如哈伯瑪斯 (Jürgen Habermas)、傅柯 (Michel Foucault, 1926-1984) 等；第三類，則是啟蒙運動究竟對十八世紀的人們有什麼樣的意義？他們對啟蒙運動的感受為何，是如何以啟蒙運動這個詞彙表述自己的歷史經驗？為了進一步討論這樣的問題，啟蒙運動研究又再細分為 Early Enlightenment 和 Late Enlightenment。其中 Early Enlightenment 是史家所關注的重點，The Crisis of the European Mind, 1680-1715 是目前這一領域公認最經典的研究，陳教授提醒，這本書的書名重點在於 crisis，而非是 progress、enlightenment。換言之，十八世紀的人們是有危機感的。
因此，既然出現危機感，那麼歐洲不同地區人們的歷史經驗會相似嗎？陳教授以陳建守教授演講提及的複數型的啟蒙運動衍伸來談，說明這樣的研究典範又有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 1990 年代歐洲史家追尋各個國家自身是否有啟蒙運動，啟蒙運動在各國展現出的風貌為何？這樣的提問是以現代國家疆界的概念來思考問題。第二階段則是修正了這樣的觀點，並以「語言圈」作為區分，比如法語區、低地語區等等，原因在於當時的歐洲人還未有明確的現代國家疆界，語言圈的劃分能夠更好地討論問題，這正是當前歐洲啟蒙運動史家所關切的。
當時的實際論述，就是英格蘭與法國之間的差別。兩地的啟蒙運動論述共通點就是危機感，但討論的方向卻不盡相同。英格蘭地區使用了 an enlightened age 跟 the darked age 來表述，認為自身正處在一個準備踏入 enlightened age 的時代。這樣的時代感是來自兩種時間觀的差異，對英格蘭人來說，人類可能會進步，亦可能倒退，危機感正是來自於對前路的迷茫。法國的啟蒙哲士所擔憂的是知識問題，這些哲士嘗試尋找真實的知識以取代腐敗的天主教會知識。只是，知識的來源究竟是古代還是當代？
由上述來看，英、法兩地表現出的啟蒙運動論述相當不同，除了複數型的啟蒙運動，陳教授也指出，這樣的討論則會在語言中呈現出兩種意義上的意涵，一種是自然語言，比如英語如何表述、法語如何表述等等；另一種是情緒上的，比如危機的表述、神學上的、哲學的等，這些表述可能又是不同語言區所呈現的語言現象。所以，我們可以見到兩種不一樣意義上的語言，他們能夠體現出的啟蒙運動就相當多變。陳建守教授的新書，就亮眼地表現這樣的討論，一方面是自然語言，中文怎麼談論啟蒙運動？另一方面，則是中文如何在自身的論述傳統，盡可能地表達 Enlightenment？誠如陳建守教授指出的「運動」這一詞彙之重要性。評論至此，陳禹仲教授認為這本書即便是對歐洲啟蒙運動的研究者來說，也具有相當大地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