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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gry Ghosts: 1900’s Boxer Crisis as Global History |
書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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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人: |
Prof. Jeffrey Wasserstrom(華志堅教授,美國加州大學爾灣分校歷史學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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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
吳孟軒教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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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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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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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
2024 年 4 月 10 日(三)下午 15:00 至 17:00 |
地點: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大樓七樓 704 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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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寫人: |
李聿康(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 |
刊登日期: |
2024/04/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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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演講,Wasserstrom 教授將義和團運動放入全球史的脈絡中,討論當時以及往後的人們,如何在各自的歷史脈絡中,解釋義和團的前因後果。在全球化資訊流通、傳遞下,各地如何詮釋義和團運動?Wasserstrom 教授提出的問題是:至於今,真正的全球化究竟能否達成?
Wasserstrom 教授指出,義和團運動所處的世界,已經是一個全球資訊快速連結的時代。儘管不及現代網路時代,但因電報的出現,使當時各地的事件,有辦法在一天左右,出現在世界各大報紙的版面上。這種消息傳遞的快速性,讓全球的讀者,幾乎能同時共同參與義和團事件演變的討論。戰爭的參與者同樣表達了義和團運動的全球性:當時參加戰爭的士兵,不僅從八國與清朝而來,還從印度、中南半島等歐洲人的殖民地調遣而來,宛如一場小型的世界大戰。
但是,Wasserstrom 教授認為,與全球化的背景相反,東西方對義和團運動的詮釋不僅不同,往往是互相衝突的。對義和團詮釋的分歧,在後世的史學中,最粗略而言,可以分成中國與西方的詮釋。但實際上更為複雜,無論中國或者西方的詮釋,都又分成很多不同的視角。有的認為義和團運動非常野蠻,有的認為義和團是民族英雄,有的則認為義和團行為不可接受但值得同情理解等。
若是將當時中國資料與西方資料相比較,我們能發現有趣的相似性。在這場戰爭中,西方讀者會責怪中國人的「迷信」,但「宗教」其實是雙方詮釋事件時經常援引的視角。義和團將旱災的罪責歸罪到宗教因素,認為是基督徒惹怒了當地神明,這種思維在當時並不罕見。實際上美國的基督徒也會從宗教面詮釋旱災、並試圖用超自然力量平息災情。以此次拳亂戰事而言,義和團員相信請神上身可以槍砲不近,而當時在北京受困的外交人員及親屬,也有一樣的詮釋視角:上帝會保護他們,免於義和團的侵害。而他們最後能安然脫困,那當然是歸功於上帝的神蹟。
詮釋分歧並非後世的專利。在義和團運動爆發之前,中國境內就屢傳傳教士遭到攻擊的記錄,但不同國家的讀者,則以自身歷史脈絡,來理解義和團運動的本質。對美國人而言,切身的記憶,是此前蘇族人與美國政府的衝突。在美國人看來,義和團請神上身的宗教性,與蘇族人相似。以至於在當時的美國文獻裡,以 “Boxer Troubles” 來指稱這場戰亂,與 1890 年的 “Indian Troubles” 遙相呼應,美國人甚至在日後的戲劇中,讓美洲原住民扮演義和團團員。對英國人來說,義和團如此大規模的「宗教叛亂」,讓他們聯想到 1857 年的印度大起義 (Indian Mutiny);並將北京圍城,聯想到在以前印度發生的圍城事件。同樣的聯想一樣發生於印度,不過印度人看到的是遭受英國殖民者摧毀的印度文明。在印度觀察者眼中,他們感受到的是偉大古文明,再次要被帝國主義者殖民的既視感。
此外,此時的西方世界,同樣也存在著對中國較為同情、將責任歸於西方國家的故事版本。天主教國家和新教國家互相責怪,將激起義和團運動的罪責,歸咎到對方在中國的行動上。而如馬克.吐溫 (Mark Twain, 1835-1910) 這樣的反帝國主義者,則激烈地批評基督教國家在各地的侵略行為。有意思的是,即使在帝國主義的批評者中,立場也是分歧的。有些人會站在自己國家的立場,支持本國「帶來文明」的行動,批評他國是帝國主義。例如同時代發生在南非的波爾戰爭(Boer War),在美國人眼中可能視其為帝國主義的侵略;而與之相對照的,則是美國為菲律賓帶來的「文明」。反之在英國人眼中,美國人於菲律賓的戰爭,亦也是一種侵略行動。所以,儘管八國聯盟到中國作戰,但他們對「為何到中國」的回答,卻是不同的。
謠言同樣提供了歧異的詮釋可能。多虧於全球性的消息流通網,謠言迅速傳播。但因為圍城等因素造成資訊傳遞管道中斷,使獲得真實的資訊變得更為困難。乃至於英文各大報紙上,大規模報導北京的使館人員們,如何遭到義和團成員全數屠殺的消息。消息之逼真、影響之大,甚至造成要為他們在母國舉辦葬禮的議論。後來的事實是使館成員多數安然無恙。西方使團遭到屠殺的「新聞」僅僅是因為圍城而造就的猜想與謠言,但正因為電報科技,造成了無與倫比的影響力。
Wasserstrom 教授提出,儘管我們經常將歷史視為每一個獨特的事件,但歷史從來不是「新的」。人們會不斷地將當前發生的事件,類比於自身脈絡中過去發生的事件,以此獲得意義。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是全球化的世界、世界性的事件,我們遇到的仍是一個又一個從本土化脈絡出發的詮釋敘事。Wasserstrom 教授提到 COVID 的全球性危機,就是極好的例子。對於香港、台灣經歷過 SARS 的地方,人們很快地就將 COVID 詮釋成 SARS 事件的再臨,並為此準備。而在美國,當 COVID 於本國爆發為嚴重公衛災難時,美國人卻將之聯想到一個與疾病全然無關的事件:911 恐怖攻擊。在中國,甚至有將 COVID 往車諾比事件扯上關係的聯想。由此,我們在這個世代遇上的事件,並非是一同參與下的世界性共同敘事,更多是各自歧異的敘事。
在討論環節,李貞德教授問道,她曾經在授課時播放今日演講中提到的義和團電影,但在電影結束於八國聯軍開入北京時,全班鼓掌吹哨的舉動,令她錯愕不已。她詢問是否有比這部電影更好的記憶呈現,可供今日反思義和團事件?Wasserstrom 回應,後世詮釋這段歷史事件時,確實經常受到時下政治的影響。例如這部電影拍攝於冷戰時期,於是所有參戰的俄國人形象都不正面。在電影中我們也看不到,實際上參戰人數很多的南亞、中南半島士兵。另一個例子是,在北京本來有豎立紀念德國外交官死難者的紀念碑,但該紀念碑於一次大戰末期遭推倒,原因是協約國的士兵不願意看到德國人與他國同受紀念。
翁哲瑞教授提問,今日演講似乎是以後現代的取徑出發,比較不同版本的義和團敘事,Wasserstrom 教授是否也有自己的義和團敘事版本?或者試圖建立一個可靠的敘事,本身就是徒勞無功的嘗試?Wasserstrom 教授回應,當歷史學家挑選歷史敘事的起點與終點時,即已開始建立詮釋。即使如此,歷史事實仍然存在。我們可以透過文獻的比對重新去找出發生的事件,但不同版本的敘事如何從自己的視角出發詮釋、如何扭曲歷史事實,是一個有趣的問題。
一位與會者提問,他注意到義和團運動,與日本在台灣的鎮壓,有許多可以類比的地方。他想了解義和團事件的消息,如何在日本及殖民時代的臺灣傳播、詮釋。Wasserstrom 教授表示,他沒有思考過這個問題。一些相關詮釋可以回應的是,當時的國際媒體對日本於八國聯軍的軍紀、表現有較肯定的評價。對日本來說,一方面是宣傳日本現代化的機會;另一方面,日本作為多國聯合戰爭的新參與者,也將此次戰爭視為學習現代戰爭行為的實驗場。一個有趣的細節是,正是在這一次戰爭中,日軍開始行現代軍禮,這是他們觀摩他國軍隊仿效而來的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