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演講為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謝國興教授的退休演講。謝教授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博士，其學術生涯始自 1983 年進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終於 2025 年在臺灣史研究所的榮退。回首這四十二年的歲月，他引用一句鄉下長輩的話來破題：「人要妝，佛要扛」。這句俗諺，意指人若不稍加打扮努力，無法彰顯價值；神明若不被信徒抬出來舉辦廟會，無法顯現其靈驗。這是他對民間信仰研究的體悟，也為他職涯的寫照。許多機運或許有如神助（如張玉法老師的引薦、恰逢其時的職缺），但核心關鍵仍在於「人一定要努力」，在不可控的命運中，盡力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從外交史到社會經濟史的轉向
謝國興教授的學術起點，為傳統的近代中國史與外交史。他在 1983 年完成的碩士論文〈黃郛與華北危局〉，即為此一時期的代表作。然而，隨著學術視野的開展，1980 年代後期投身於中國的區域現代化研究，以安徽為個案，進而關注社會經濟史研究的重要性。因此，他逐漸轉向社會經濟與產業領域的深耕，除有別於傳統經濟史側重數據的分析，更關注「人」在經濟活動中的角色與社會網絡。
1994 年，謝教授出版《企業發展與台灣經驗：台南幫的個案研究》，2025 年再以臺史所專刊出版《家族企業／企業家族：侯雨利與臺南幫企業傳承》。這顯現其對同一課題長達三十年的持續關注，完整記錄了臺灣本土企業從草創到傳承的演變歷程，也是學界少見針對特定本土企業進行深度的歷史剖析。
除了企業研究，他亦挖掘大歷史下的人物光譜。包括 2000 年出版的《府城紳士：辛文炳和他的志業》以及 2002 年《亦儒亦商亦風流：陳逢源 (1893-1982)》，這些著作透過個人生命史，折射出臺灣從日治到戰後政經社會的巨大變遷。此外，他的研究觸角廣泛，涵蓋了基礎建設與基層生計問題，例如 2010 年關於日治時期臺灣鐵公路交通運輸的研究，以及 2017 年探討嘉義布袋地區長達百年的魚塭拓墾與產權爭議，深入解析晉江東石蔡源利號在當地的經營，這類研究揭示了基層社會在產權與法律邊緣的生存智慧，補足了正史中常被忽略的庶民經濟史。可以說，謝教授的社會經濟史研究，始終緊扣著「土地、人群與產業」的互動關係。
民間信仰的數位紀錄與基層視角
謝國興教授學術視角的重大轉折，源自於 1999 年發生的 921 大地震。當時，他擔任「全國民間災後重建聯盟」的執行長，從冷靜客觀的學院觀察者，轉變為第一線的參與者。這段親身參與災後重建的經歷，對他產生了巨大的衝擊與啟發。在斷垣殘壁之間，他深刻地感受到臺灣基層社會驚人的韌性。常民百姓在面對巨大災難時，展現出「靠自己活下去」的強大意志，這是在圖書館的檔案文獻中，難以觸及的真實面向。他坦言，這段經歷使他意識到，學界過去對於臺灣基層社會的運作邏輯了解得太少，歷史研究過度偏重上層菁英與政治結構，卻忽略了支撐這個社會最底層的活力來源。正是這股在災難中迸發的民間活力，引導他將目光轉向凝聚基層社會最核心的力量——「民間信仰」。他發現，傳統廟會與儀式不只是宗教活動，更是動員大量人力、物力，展現社區組織能力與文化認同的場域。因此，自 2005 年起，他開始將研究重心轉向民間信仰議題，開啟了長達二十年的田野行腳。
謝教授對南部地區的廟會儀式、陣頭文化有極為深入的考察，著有王爺信仰及宋江陣等研究的專書。為了突破傳統文字敘述無法完整還原儀式氛圍的限制，謝教授開創了「文字與影音同步」的研究方法。他組織專業團隊，隨行拍攝紀錄片，將稍縱即逝的儀式聲音、影像與動作完整保存，並在出版專書時附上 DVD（現為 USB 隨身碟），這種作法亦為文化資產的搶救與保存。他強調，歷史學者不應只在圖書館看檔案，更要看見「活著的歷史」。
未來研究的展望
儘管已屆齡退休，謝教授對研究的熱情依舊熾熱，並為自己擘劃了全新的學術藍圖。例如：「有唐山公，無唐山媽？臺灣平埔原住民族的原漢通婚問題」。此一研究，源於他曾撰寫的〈失節事小 餓死事大：閩台族譜所見婦女守節問題〉一文，從中注意到族譜中可呈現的婚姻網絡。加之，偶然在臺南市文化局發現一批極具價值的日治時期戶籍資料。這批史料最初為成大石萬壽教授所影印的複本，以及臺史所洪麗完 (1959-2022) 教授進行平埔族群調查時的蒐集，其年代由 1906 年綿延至 1980 年代，長達七、八十年的時間跨度，詳實記錄了臺南左鎮、高雄內門等平埔族群聚落的戶口變動。謝教授敏銳地意識到，這批連續性強且覆蓋完整的基層檔案，無疑是一座尚未被充分開發的臺灣族群演變研究寶庫。
透過這批檔案，謝教授計畫深入剖析平埔族群，在現代化過程中的婚姻與家庭變遷。根據初步觀察，他歸納出四大值得深究的人口現象：首先是顯著高於漢人社會的離婚率與再婚率，這背後反映了該族群獨特的性別關係與家庭觀念。其次是招贅婚（入贅）的盛行，這究竟是母系社會的文化遺緒，亦或是經濟適應的策略，值得進一步探討。再者是族群通婚的實態，透過釐清族內通婚與漢人通婚的比例，將有助於具體還原所謂「漢化」的過程。最後則是令他最感驚訝的高幼兒夭折率，這導致了人口成長的緩慢甚至停滯。鑑於手邊掌握的資料範圍涵蓋整個鄉鎮，比過往研究更為完整，謝教授期待未來能引入 AI 技術協助解讀這些龐雜的手寫戶籍資料，透過歷史人口學的方法，為臺灣平埔族群的生命史補上關鍵的一頁，這也將是他退休後持續貢獻學界的具體實踐。
體制內的行政創新與突破
謝教授常自嘲其行政職務多是「意外」，但他在體制內的表現卻充滿了「突破性」。在中研院內兼任的行政職，包括近史所檔案館、郭廷以圖書館、院長特別助理、院總務組長及臺史所所長等職，展現了他「雖在學術殿堂，卻有入世幹練」的一面。
在擔任郭廷以圖書館主任期間 (1995-1997)，謝教授為了節省國家經費，打破當時需透過出版商轉購中國書籍的暴利壟斷，直接與中國圖書公司洽談美金匯款的直購，此舉後來成為中研院各所及陸委會參考的範例。此外，他也是推動圖書館微縮資料數位化的先驅，利用結餘款採購當時全臺罕見的高階掃描設備，極大地方便了後續學者的研究。
兼任中研院的總務主任（後改稱處長）期間，面對中研院與臺灣大學合建天文數學館的空間與經費僵局，謝教授利用預算主導權折衝協調，確保了中研院的權益。另外，針對院區內高壓電塔地下化的棘手工程，他不畏院內輿論對施工影響地基的說法，相信工程專業，順利與台灣電力公司談妥，完成工程，也改善了院區景觀。他甚至為釐清職務宿舍遭長期佔用的問題，以中研院的名義提起訴訟，建立制度的公平性。
謝教授在 2011 年 9 月至 2017 年 8 月擔任臺史所所長期間，除推動國際學術的合作，也促成臺史所 logo 的誕生，並積極處理臺史所空間不足的問題。在幾番與院方周旋之下，終於爭取人文館南棟 11 樓的空間，使臺史所檔案館有完整的運用空間。另外，如同檔案館王麗蕉主任在會後分享的，因為謝教授的努力，促使檔案館得以收錄臺灣銀行保留下的日文舊籍，還包括重要的《臺灣新民報》等報紙，成為現今檔案館重要的典藏之一。擔任臺史所所長期間，有兩年輪值兼為中研院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召集人，為明清研究學界每兩年召開一次大型國際學術研討會之盛事。謝教授負責時期有一大變革，即接受呂妙芬委員建議，將此一研討會從傳統由院方付費、邀請個別學者參加，改為公開徵求學界籌組場次小組論文，經審核後（大部分）自費參加會議；此一國際會議方式國內外學界反應熱烈，沿用至今，規模愈見擴大。
社會實踐與人文關懷
謝國興教授始終認為，歷史學者不應自限於象牙塔。他在擔任省立歷史博物館籌建委員時，曾為保留具有歷史意義的嘉南大圳排水路，阻止加蓋工程，捍衛臺灣重要的文化資產。也曾於 1999 年 921 大地震後，以全國民間災後重建聯盟執行長的身分，深入南投的災區。在法令模糊地帶，謝教授運用院內的善款，委由謝英俊建築師替邵族人興建較為堅固的「竹管屋」，而非簡易的組合屋。
晚近，他投身於大型的跨領域計畫，包括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及數位人文計畫，致力於資料庫的永續維運。而謝教授所參與策劃的「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 (HISP)」，更強調大學應走出校園，將人文學科的知識轉化為解決社會問題的能量。這個計畫的成功經驗，後來也成為教育部推動「大學社會責任 (USR) 計畫」的重要參照。
綜觀謝國興教授四十二載的學術行腳，是一部從「菁英視角」堅定轉向「基層社會」的實踐史。他不自限於傳統史學的象牙塔，在檔案堆中耙梳臺南幫企業家族的傳承脈絡，更在喧騰的田野中，以影音與文字同步記錄神轎下的汗水與信仰聲景。從近史所到臺史所，從 921 災後重建的廢墟到數位人文的雲端，他始終秉持「也著神，也著人」的處世哲學——在順應機運流轉的同時，更篤信人為的耕耘。他成功將冷靜的歷史研究轉化為對臺灣土地的深情注視，為這座島嶼留下了最真實、最溫厚的常民記憶，展現了一位歷史學家「入世」的擔當與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