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場
東亞海域「界」的探索：15-19 世紀的跨域互動
主持人：陳國棟教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發表人：廖子萱（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
論 題：從漂流事件看朝鮮和琉球的外交互動及文化接觸（15 至 18 世紀）
發表人：鄭竣元（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
論 題：清代澎湖的澳甲制度與地方行政區劃
發表人：楊雅蓉（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
論 題：上海租界內英籍水手之酗酒與戒酒 (1870-1880)──以《海關醫報》為中心
評論人：陳國棟教授
本場研討會由史語所陳國棟教授主持，三位發表人針對東亞海域的漂流互動、地方行政編制及港口社會醫療史等議題展開深度討論。會議核心圍繞在「界」的多重定義，從國與國之間的海域界線、官方行政區劃的空間界定，到跨文化接觸下的社會與道德邊界，呈現了東亞海域史豐富的動態層次。
廖子萱女士探討 15 至 18 世紀，朝鮮與琉球之間的漂流事件及其引發的外交與文化連鎖反應。在東亞海域的航行過程中，海難不僅是災難，更是推動異國資訊流通的特殊媒介。廖子萱指出，早在 15 世紀，朝鮮與琉球雖無常設外交機構，但透過遣返漂流民的過程，建立了一套人道救助與官方溝通的模式。值得注意的是 15 世紀頻繁出現的「偽使」問題。由於官方接觸管道有限，掌握航海能力的日本商人常冒充使者，藉由遣送漂流民的名義遞交偽造國書與贈禮，從中謀取貿易利益。這種現象反映出當時東亞海域資訊不對稱與高度互動並存的詭譎氛圍。1530 年後，朝鮮中宗確立了經由中國「轉解回國」的慣例，將兩國互動納入朝貢體系的框架之下，透過咨文與禮單（如琉球的芭蕉布與朝鮮的人參）鞏固邦誼。漂流人的歸國報告，如對琉球服飾、髮髻與喪葬習俗（火葬與服喪三年）的觀察，成為朝鮮認識東亞海域異國文化的第一手珍貴史料。
鄭竣元先生則將視角轉向清代澎湖，探討「澳」如何從地理港灣名詞演變為正式的行政區劃單位。康熙二十二年 (1683) 清廷領臺後，澎湖的海洋性地形促使官方採取了有別於中國東南沿海「內陸保甲、港口澳甲」的治理模式。鄭竣元強調，澎湖因腹地狹小、群島散布，澳甲制度逐漸由港口治安稽查擴及內陸社里。雍正五年 (1727) 澎湖設廳後，澳長與澳甲的職能大幅擴張，從單純的船隻稽查，轉化為協助稅收催收、戶口編查及公共事務的基層官員。這種「以澳統社」的空間格局，說明了行政制度如何順應地理特性進行轉化，使「澳」在 19 世紀末成為澎湖穩定且具代表性的地方行政體系。
楊雅蓉女士以 1870 至 1880 年間的上海英租界為案例，利用《海關醫報》分析外籍水手在通商口岸的酗酒與戒酒問題。在 19 世紀帝國擴張背景下，水手被視為國家的戰略資源，但其在港口的不良生活習慣卻被視為健康與社會秩序的威脅。隨著 1870 年代歐洲禁酒運動 (Temperance Movement) 興起，上海的醫療與宗教界開始對水手實施積極干預。長老教會、海員教會及水手俱樂部等組織透過集會與休閒設施控管水手的餘暇時間。值得注意的是海關醫員哲瑪森（Robert Alexander Jamieson, 1842-1895) 觀點的轉變：酗酒從一種「工人階級的惡習」被重新界定為「疾病」。哲瑪森甚至在 1877 年霍亂流行期間，將酗酒水手歸類為最高風險群體，將醫療防疫與道德控管合而為一。此研究揭示了通商口岸不僅是物資交易界線，更是西方醫學、基督教倫理與底層勞工文化相互碰撞、制約的社會邊界。
本場次從三篇論文的宏觀與微觀視角中，勾勒出東亞海域「界」的多重性。廖子萱論證了漂流事件如何打破國境閉鎖，開啟跨文化對話。鄭竣元闡述了地理空間如何被行政化，形成獨特的海洋行政體制。楊雅蓉則呈現了在現代醫療介入下，口岸社會如何界定並治理「不潔」與「失序」。三者共同呈現了東亞海域史在制度、人群與文化流動中，不斷重構邊界的動態過程。（陳泓璿）
第二場
東亞跨文化視野中的知識、文學與社會實踐：交換、流動與轉型
主持人：劉苑如教授（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發表人：周敘琪教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講 題：清末家政教科書的多元脈絡
發表人：崔文東教授（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
講 題：晚清中國「傳記叢書」源流考——以明治日本《世界歷史譚》的影響為中心
發表人：James Masaki Fujitani 教授（寧波諾丁漢大學國際事務與國際關係學系）
講 題：清朝與印尼華僑婚姻關係的研究
發表人：阮青松教授（河內國立師範大學語文學系）
鄭垂楊女士（河內國立師範大學語文學系）
講 題：「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罵貪官〉詩篇於東亞三國五世紀間之傳衍流變 (1400-1900)
發表人：阮進立教授（越南文郎大學外語系）
講 題：越南集句詩引用清代文獻初考
本場次發表綜合五項關於清朝與東亞各國在文本、婚姻等各方面的交流研究。本組六位發表人的研究共同揭示了跨文化接觸的複雜性，呈現東亞交流的進程中，文本傳遞與跨國婚姻的實踐歷程。
周敘琪教授以 1907 年〈奏定女子師範學堂及女子小學堂章程〉將女學正式納入學制前後兩年出版的家政教科書為核心材料，企圖補充既有研究偏重五四後學科史之不足。從「多元作者」角度分析清末家政知識如何在日本轉譯的脈絡中進入中國並被再造。周教授指出，晚清「家政學」並非直接由西方移植，而多經由日本作為「東學」中介，並在女學制度化、教材需求劇增的歷史情境下，形成多種編譯型態。本文比較三類文本：留日學生譯寫、日籍女教習撰編，以及國人自編教材。研究進一步檢視各類作者對「家政學」的理解：留日譯本傾向以「衛生思想」與科學治家為核心，同時依儒家倫理重排孝養與家內秩序；日籍教習則以「人情風俗」與近代新知交織，並納入交際禮儀、娛樂修容等上層主婦文化；國人自編教材則更重視本土家庭調查、古今差異、階級分殊與社會改革，凸顯「主婦」社會脈絡多樣化。並且，周教授以女性主義「家務勞動」理論為啟發，主張家政並非自然分工，而關乎性別權力、家父長秩序與再生產制度。透過對清末至民初初期家政教材的比較，揭示家政教科書在跨文化轉譯與本土教育改革間的多重張力。
崔文東教授的研究以晚清「傳記叢書」的興起為中心，指出其雖借用中國傳統叢書名目，實則多為甲午後向明治日本移植的現代出版媒介。明治二十年代以降，日本興起傳記熱潮，如博文館《世界百傑傳》參照英國 The Hundred Greatest Men，結合「立志傳」傳統與人物評論，建構東西並列的世界英傑譜系；民友社《十二文豪》則仿 English Men of Letters，以評傳體推廣文學理念。至明治後期，出版商轉向少年讀者，推出裝幀統一、價廉圖文並茂的《世界歷史譚》，以「立志—功業—國家」為核心塑造英雄典範。然而，考察 1902-1904 年間中國出版界對日本傳記叢書的效仿，如廣智書局《傳記小叢書》依附梁啟超 (1873-1929)《新民叢報》論述；新民譯印書局與譯書彙編社等出版之傳記叢書亦以「救亡—愛國」框架擷取弱小民族或軍事英雄事蹟；商務印書館早期《傳記叢書》因底本雜糅而中輟。這一時期的中文傳記叢書多屬機械模仿日本，未能真正消化日本經驗，無論在內容編排還是書寫策略上，均未臻成熟。直到 1908 年推出定位為課外讀物的《少年叢書》，由林萬里 (1874-1926) 等人轉化《世界歷史譚》並兼納中西人物，融合道德陶冶與立志成功，遂使「傳記叢書」在中國落地成形。總之，晚清傳記叢書是跨文化媒介移植的產物，日本提供了英文資源轉譯後的模板，而中國則將其改造為激發國民精神與新教育配套讀物；其與傳統叢書、史傳體例的再結合，仍待進一步探究。
James Masaki Fujitani 教授以荷蘭殖民時期巴達維亞（今雅加達）為場域，探討 18 世紀末華人男性與東南亞女性的跨族群婚姻，以及離婚訴訟在史料「公案簿」（巴達維亞華人公館檔案）中的呈現與解釋問題。由於清代海禁與禁止婦女出海，抵達巴達維亞的華人移民多為男性，通婚對象常為本地女性、奴隸或前奴隸，形成高度多元的婚姻結構。既有研究多以「文化衝突」說明離婚：一方面華人男性承襲儒家家族倫理與父權秩序，甚至援引「七出」；另一方面，東南亞女性被認為在經濟與社會上較自主，因此兩種文化相遇容易摩擦。以 1789 年王機與謝謙娘離婚案為例，妻子以自身名義經營店鋪、外出買賣引發丈夫不滿，公館則以「忍耐」「和好」勸諭，似支持夫權與家庭共同體。然而 James Masaki Fujitani 教授主張「文化衝突」說過度簡化。其一，公案簿屬離婚／訴訟檔案，不能代表整體婚姻常態；包樂史(Leonard Blussé) 統計離婚率約 3%，與同時期清代司法文獻所見 2.85%相近，難言巴達維亞特別「衝突化」。其二，東南亞妻子群體來源、宗教與習俗極為多元，難以概括為單一「東南亞文化」；且部分妻子會學中文（如閩南語），亦可能內化華人家庭倫理。其三，清代本身亦存在女性實際財產操作與司法彈性，且階層差異使「儒家父權」未必能代表多數貧困移民男性。作者因而建議將焦點轉向「法律理解差異」與結構性條件：如王機案的核心並非文化對立，而是夫妻對財產權與家內權威的法律期待相互衝突，遂進入公館訴訟。最後，James Masaki Fujitani 教授對照《徐公讞詞》中清代寡婦訴訟案例，提醒訴訟史料往往呈現極端情境，研究者需謹慎由個案推論婚姻實況。
阮青松教授與鄭垂楊女士的研究以《禮記》「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為觀念框架，探討〈罵貪官〉詩在中國、韓國、越南五百年間（約 15 世紀至 20 世紀初）的跨境傳播與改寫。詩作最早見於明代丘濬 (1421-1495)《伍倫全備記》，在戲曲中作為君子自警與勸誡官箴之「上場詩」；其後又進入《荔鏡記》、笑話集《解慍編》及馮夢龍 (1574-1646)《廣笑府》等，功能轉為針對貪官的民間諷刺，並在小說《韓湘子全傳》中延續批判語氣。清代以後，詩被附會為嘉慶帝御製〈仁宗責臣工詩〉，語彙與意象大幅調整（如「朕」「玉杯」「銀燭」「天淚」），使原本的民間批判轉化為皇權對官僚的訓誡。民國時吳佩孚 (1874-1939) 再加改寫，成為軍中戒貪宣傳文本。韓國方面，詩以四句形態流傳，附會趙都司、成以性或《春香傳》李夢龍等故事，結構上對應明代版本中段，顯示可能由《伍倫全備記》傳入後本地化。越南則較晚出現，19 世紀《國史遺編》稱明命帝勤政殿題詩，嗣德帝詔書又以「古人名言」引用並混融明、清兩系，晚清《名詩抄集》更誤歸乾隆。20 世紀初，詩被塑造成泰帝 (1879-1954)〈示百官〉，雖成泰帝本人否認，仍因反法愛國運動而廣泛流布。阮教授與鄭女士以異文比較將文本分為中、朝、越三系，指出其流傳條件在於漢字文化圈與儒家共同語境，以及「天下之公」的共享文本觀，使作品得以不斷被挪用、拼接與神話化；其功能亦由「解構權力」的民間諷刺，逐步轉為「強化權威」的君主訓誡，並在越南再次被動員為民族主義象徵。總之，〈罵貪官〉詩篇於三國之出現與流播歷程，堪為古近代東亞文化接觸與轉化之典型範例。
阮進立教授的研究本文聚焦越南集句詩在中越文學史上的價值。透過分析越南詩人創作集句詩，對清代詩歌文獻的接受與引用，能夠補足既有研究偏重中國本土、忽略越南材料的不足。集句詩為「全取前人詩文成句、不得自造句」之特殊詩體，指出其創作須兼具博學強記與融會貫通。現存越南漢文集句詩多集中於 17 至 20 世紀初，形式上可見「輯句」、「集唐」、「集古」等名目；就內容而言，多以「雜集」為主，尤偏好唐詩名家（如杜甫、李白等），且常自註出處，亦可用於序跋題詞，反映作者深厚文學訓練。阮進立教授並指出，越南集句詩具重要文獻價值：一方面可作輯佚與校勘參照，補充中國詩歌文獻遺佚；另一方面因傳抄校勘不精，作者與句源註記常見錯誤。進入 20 世紀初，科舉與封建制度崩解使漢文文學式微，集句傳統轉而以越文羅馬字的「集《翹》」（取《金雲翹傳》句重組）延續。以清代文獻引用為例，何千年以《葫樣詩集》為核心的研究基礎上擴大語料，比對多種詩集後發現：多數越南集句詩仍以「集唐/集古」為主，但《葫樣詩集》與《筆花詩草》對清代作者與作品的引用尤突出，且所引清人多非中國詩學正統名家，呈現越南士人實際可得漢籍的偶然性與在地閱讀路徑。總而言之，阮教授通過越南集句詩對清代引用文獻的的特點，從而探討清代文獻在越南的傳播情況，發掘越南阮朝集句詩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江紀良）
第三場
近世東亞佛教之區域文化與社會：以江南地區為中心的考察
主持人：陳玉女教授（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兼副校長）
發表人：徐維里教授（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
論 題：明中期佛教的再思考：以江南寺志為中心的分析
發表人：劉瑋 (Jeffrey Liu) 教授（南達科他大學歷史系）
論 題：帝王與士紳之中：以代理指標衡量平民與佛教
發表人：吳瑾琿 (Jinhui Wu) 教授（亞利桑那大學佛學研究中心）
論 題：Between Secular and Religious: Jiangnan Buddhist Nuns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評論人：徐維里教授、劉瑋教授
本場研討會聚焦於近世東亞佛教在江南地區的在地化演變。三位發表人分別透過寺志分析、數位人文方法以及筆記文獻，重新建構明中期至清末民初佛教在制度、平民參與及性別史觀下的真實面貌，挑戰了傳統佛教史中關於「頹敗」或「邊緣」的敘事框架。
徐維里教授針對學界長期視為「沉寂期」或「頹敗期」的明中期佛教（約 1450-1566）提出修正。他指出，傳統敘事過於偏重教義創新與高僧傳記，因而忽略了制度層面的延續。
徐教授透過系統性分析江南地區（如杭州、寧波）的寺志紀錄（如《武林梵志》及靈隱、天童、上天竺等寺志），發現明中期佛教呈現出「由皇權主導轉向地方自主」的趨勢。雖然此時期缺乏教義上的大突破，但寺院在物質建設、寺田管理與地方士紳互動上極為活躍。寺院不再僅依賴朝廷敕命，而是轉向與地方士紳、商人合作，形成穩固的社會財政根基。這種「在地化」的轉向，不僅使佛教深入城市宗教生活，更為晚明（萬曆以後）的佛教復興提供了必要的制度土壤與經濟支撐。
劉瑋教授利用數位人文工具，試圖從浩如煙海的文獻中辨識出長期被史料忽視的「平民階層」宗教實踐。他以《武林梵志》為主要分析對象，結合 Python 進行變異數分析 (Anova) 與熱門寺廟分析，並搭配 GIS 地理資訊系統進行空間建模。研究發現，相較於帝王與士紳的信仰網絡，平民在宗教空間的塑造上展現出高度的自主性。平民的佛教參與並不完全受限於官方或精英階層的引導，而是呈現「去中心化」的特質，與其生活的地理區域深度結合。劉教授成功地建立了一套「代理指標」，讓過往被視為「無聲群體」的平民，在資料視覺化的分析下，顯影出其獨立於權力結構外的宗教生命力。
吳瑾琿教授則將目光轉向晚清至民初時期的江南比丘尼，以鮮受關注的筆記叢談《梵門綺語錄》(1910s) 為核心史料。她指出，傳統僧傳（如《比丘尼傳》）多聚焦於高僧大德，而《梵門綺語錄》則保留了大量關於「平凡尼眾」的生活切片。吳教授分析了尼眾的三個層面：宗教與經濟活動、藝術智性貢獻，以及她們在浪漫關係與社會期待間的折衝。這些紀錄顯示，當時的江南尼眾並非與世隔絕，而是積極參與社會經濟、與信眾互動，甚至在藝術領域有所造詣。這項研究挑戰了「神聖」與「世俗」的二元對立，呈現了女性修行者在近代轉型期中，如何運用主體能動性在體制約束中開拓生存空間。
本場次研究共同揭示了江南佛教在制度與社會實踐上的韌性。徐維里教授補足了明中期制度史的缺環，劉瑋教授運用科技手段照亮了平民的信仰角落，吳瑾琿教授則還原了尼眾群體的真實生活厚度。透過這些多元的研究取徑，江南佛教不再僅是教義的演繹場，更是深刻鑲嵌於地方社會、階層互動與性別動態中的文化載體。（陳泓璿）
第四場
Sino-Vietnamese Relations, 1840-1885
主持人：劉序楓教授（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員）
發表人：陳氏春博士（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論 題：華南仲介人：王韜對嗣德朝 (1848-1883) 應對西方拓境之影響
發表人：多賀良寛教授（大阪大學人文學研究科）
論 題：越南與輪船招商局：19 世紀後半清越關係的再思考
發表人：吉川和希教授（關西大學文學部）
論 題：19 世紀後半葉越南北部山區阮朝統治的變遷與華人群體——以諒山省與高平省為例
評論人：杭行教授（香港理工大學中國歷史及文化學系）
本場次聚焦 1840 至 1885 年間中越關係的轉型，探討在西方列強壓力下，清朝與阮朝如何因邊境動盪、朝貢中斷與條約體制的衝擊而重新調整彼此關係。透過情報蒐集、跨國交流與商業網絡的運作，呈現中、越、法三方互動如何重塑東亞區域秩序與越南的政治定位。
陳氏春博士以王韜 (1828-1897) 對越南政局的觀察與建言為中心，探討 19 世紀後半葉，阮朝在法國殖民擴張下的外交思考。王韜早在 1870 年代即預見法國將由交趾支那北進東京，並提出以「通商禦侮」為核心的構想，主張依託《萬國公法》，透過擴大通商、結合多國勢力以制衡法國，並為阮朝自強改革爭取空間。然而，受限於列強對越南興趣有限、清法競逐、法國殖民政策的強勢，以及阮朝未能即時採納其主張，此一構想逐漸失效。1874 年與法國簽署的和好通商條約，進一步限制阮朝通商自主權，使「通商禦侮」難以實行。至 1880 年代初，無論是清朝或英國皆未實質介入越法關係，王韜亦轉而承認越南已無力抗法。研究藉此呈現王韜理論的形成與破產，揭示晚清知識人的國際觀與實際政治現實之落差。
多賀良寛教授以過去研究較少運用的阮朝與法國史料為基礎，探討 19 世紀末輪船招商局在越南的活動。研究指出，招商局進入越南的關鍵契機，在於 1881 年與阮朝簽訂的政府糧米運輸契約；而自 1870 年代起，政府糧米運輸已由在地華商承辦，該契約可視為既有做法的延續。越南史料顯示，至 1870 年代末期，招商局輪船已頻繁進入海防港；以海防為據點的華人商人，利用招商局連結香港、海防與越南中部港口的航線從事貿易。就此而言，招商局在越南的航運活動，屬於 19 世紀後半隨通商口岸開放，而發展的華人商業網絡之一環。1883 年法國接收招商局於海防與順安的公司資產後，其在越南的活動告終；其後，招商局在清政府支持下與法國交涉，最終獲得十萬皮阿斯特的賠償。
吉川和希教授以高平省為中心，探討 19 世紀後半阮朝統治下華人群體的角色轉變。既有研究多指出，華人主要在經濟領域發揮作用，包括關稅、礦稅的徵收及採購鑄幣資源等。然而，在 19 世紀後半，大量武裝集團自清朝境內流入越南，阮朝因而動員高平省華人協助鎮壓。此一情況顯示，華人群體的功能已由經濟層面擴展至軍事領域。研究指出，阮朝將華人區分為清人與明鄉人兩類，且在高平省對兩者採取不同的動員方式。明鄉人由獲授武職的地方有力者統率，其組織形式與當地居民相近；清人則在地方官召集下，可能以暫時性方式參與軍事行動。值得注意的是，負責召集清人的地方官本身亦為清人，顯示其與越南境內清人群體之間可能存在人際網絡的聯繫。（鄭涵尹）
第五場
朝鮮史視角下的明清重構：理解帝國的另一種方式
主持人：李在璟 (Lee, Jaekyung) 教授（國民大學韓國史學系）
發表人：李在璟 (Lee, Jaekyung) 教授（國民大學韓國史學系）
講 題：對「模範朝貢國」實施貿易配額：崇禎年間「八包貿易」制度的起源
發表人：黃慧智 (Hwang Hyeji)（首爾大學考古美術史學系博士生）
講 題：超越正統性敘事: 永樂帝於 1419 年賜予朝鮮的祥瑞畫的政治文化意涵
發表人：鄭相元 (Jung, Sangwon)（首爾大學博士候選人）
講 題：重構東亞外交：朝鮮「倭情報告」在清帝國初期對外關係的角色
發表人：徐源翊 (Seo Wonik)（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所博士候選人）
講 題：朝鮮明遺民的認同重構與真正遺民之競爭
評論人：金雄鶴先生（首爾大學歷史學部講師）
本場次主要聚焦從不同視角，即以當時作為藩屬國的朝鮮，並分別從貿易配額、皇帝賜畫、倭情報告與遺民的不同面向，理解當時作為宗主國的明清，在與藩屬國互動下所產生的外交、政治、文化、經濟等方面的雙向交流。
首先，李在璟教授在探討朝鮮後期與清朝貿易的核心框架—「八包貿易」（每人限攜 80 斤人參）的起源。過去學界多沿襲《通文館志》的說法，將其模糊地定於崇禎年間，但缺乏具體成因與過程的分析。李教授透過明朝官員文集與《燕行錄》指出，該制度實源於明末崇禎年間為應對滿洲（後金）威脅而強化的貿易管制。17 世紀前期，朝鮮作為東北亞貿易樞紐，將日本白銀與本國人參輸往明朝，換取絲綢與棉布。然而，隨著明清戰爭爆發，明廷對朝鮮的信任度下降，擔心其與女真通好，更恐懼中國物資（如硫磺、絲織品）透過朝鮮流向女真，達成「割肌飼虎」的效果。為實施經濟封鎖，崇禎皇帝於 1632 年下令對朝鮮使團進行全面貨物檢查，並首度規定私貿易每人限攜 4 包（每包 120 斤）。朝鮮政府為換取合法購買硫磺等特權，主動配合並設立自律限制，將出口至明朝的人參量定為每人 50 斤。1637 年，明廷進一步將進口配額細化為每人 80 斤人參（即 4 包，每包 20 斤），這便是「八包」（後演變為每包 10 斤，共 8 包）的雛形。諷刺的是，這套原本為防禦女真而設的限制措施，在明亡後被清廷全盤接收，成為兩百年來規範中韓貿易的基本制度。
第二位發表人黃慧智先生，重新詮釋 1419 年永樂皇帝賜予朝鮮國王的五幅祥瑞畫。過去研究多將永樂時期的祥瑞影像視為對內證成「靖難之變」篡位正統性的手段，但黃慧智認為，1419 年的賜畫具有更複雜的外交與帝國意識形態意涵。這組繪畫包含三幅異域動物（麒麟/長頸鹿、獅子、福祿/斑馬）與兩幅佛教靈異現象。這些動物均來自鄭和 (1371-1433) 第五次下西洋 (1417-1419) 所獲之貢品，其繪製與呈現旨在象徵明帝國的全球觸角，並將當時建設中的北京定位為宇宙天命的中心。對於佛教繪畫，黃慧智指出其反映了永樂皇帝 (1360-1424) 透過分發《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名稱歌曲》等經文，試圖效法印度阿育王 (Aśoka, B.C.304- B.C.232)，將自己塑造成擁有神聖合法性的「轉輪王」(cakravartin) 與「法王」。外交層面上，皇帝因朝鮮國王派遣親子（敬寧君）入朝而給予破格優待，故意延後使團行程以等待繪畫完工。這項賜禮不僅是視覺上的 self-assertion（自我主張），更是邀請朝鮮參與明廷的紀念活動，藉由認可祥瑞來強化外交等級秩序與宇宙秩序的願景。（陳信穎）
第三位發表人鄭相元先生探討清初 (1637-1644) 朝鮮如何透過「日本情報報告」（倭情咨文）在複雜的區域外交中獲取戰略優勢。清朝入關前因地理限制無法直接接觸日本，因此在迫使朝鮮投降後，要求朝鮮充當通交日本的中介，以獲取日本貨物並防範「明、朝、日」三國軍事同盟。然而，朝鮮視此為地緣政治災難，極力阻撓清、日直接建交，以免失去作為緩衝國的優勢。朝鮮採取的策應手段即是提交〈倭情咨文〉。1638 年的首份報告聚焦於「島原之亂」，將外交問題轉化為軍事情報，投其所好送交清朝兵部。朝鮮在報告中，刻意美化或誇大日本的威脅，並運用「日本欲助朝鮮復仇」等虛假傳聞，作為拒絕清朝要求增援明清戰場的藉口。這種戰略性情報分享成功轉移了清朝對建交的緊迫感。直至 1640 年朝鮮被迫實質加入戰場後，其報告調性才從「南方威脅」轉向「睦鄰穩定」。最終，清朝選擇透過朝鮮報告來監視日本而非直接交往，這種「現狀維持」政策影響了後續數百年的東亞地緣格局。
第四位發表人徐源翊先生，探討 17 世紀遷居朝鮮的明朝遺民如何在融入當地社會的同時，重構其身分認同。徐先生依據歷史經驗將其重新劃分為三類：「事後遺民」（壬辰倭亂參戰軍人，明亡後追溯認同）、「經驗遺民」（經歷遼東崩潰的遼民與東江鎮系）以及「理念遺民」（1644 年後隨鳳林大君 (1619-1659) 入朝者，如隨龍八姓）。這群人在行政上長期被統稱為「向化人」，面臨繁重的賦役與經濟困頓。直到 18 世紀英祖、正祖時期，隨著朝鮮「小中華」意識與「大明義理」政策達到頂峰，明遺民的身分才轉化為具備「免除賦役、授予官職」等功能的戰略資源。這誘發了遺民群體內部的霸權競爭。以王德九為首的濟南王氏（理念遺民）透過撰寫《皇朝遺民錄》等著述，強調「純血主義」，猛烈攻擊勢力崛起的廣平田氏（東江鎮系）身分不實。這場衝突本質上是走向衰微的「理念派」，對抗擁有實質武力與對華情報網絡的「實務派」（田氏）所產生的認同防禦機制。徐先生的研究揭示了「忠誠」如何作為一種工具化資源，在異鄉定居過程中被不斷重新詮釋與競逐。（陳信穎）
第六場
身體作為超凡的象徵與據點：明清醫學實踐中的宗教面向
主持人：陳秀芬教授（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發表人：吳靜芳教授（東海大學歷史學系）
論 題：是病是邪？──傳統中國醫籍所載奇病中的人面瘡
發表人：劉世珣教授（國立故宮博物院書畫文獻處助理研究員）
論 題：帝王與士紳之中：以代理指標衡量平民與佛教
發表人：高蓮安 (Elena Gessler) 博士（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
論 題：Invoking the Mercy of Guanyin to See the Light of Day Again: Religious Practices as Recorded in Ming-Qing Ophthalmic Texts
評論人：陳秀芬教授
本場研討會由國立政治大學陳秀芬教授主持，三位學者分別從中醫奇病論述、宮廷寫經中的修持圖像以及眼科手術的宗教儀式，探討明清時期醫學與宗教在「身體」這一場域中的交會。
吳靜芳教授首先探討傳統醫籍中著名的「人面瘡」。這類奇病最初起源於佛教典籍《慈悲三昧水懺》中知玄法師的業報故事，強調前世冤業與因果報應。吳教授指出，人面瘡在流傳過程中，身體部位（如膝蓋、肘部）的選擇反映了不同的心理暗示與妖異想像。然而，到了明清時期，醫書編作者如喻昌 (1585-1664) 等人在收錄此類案例時，雖保留了「用藥前應懺悔」的宗教勸誠，但更傾向於將人面瘡視為一種特殊的皮膚病變（如膝癰），並提出具體的藥物療法（如外敷貝母、內服流氣飲）。這種轉化反映了明清醫者試圖以「病理分析」取代「鬼神作祟」，將超凡的奇病納入常規醫療實踐的嘗試。
劉世珣教授以故宮藏明宣德年間《真禪內印頓證虛凝法界金剛智經》為例，深入解析其中繁複的身體圖像。這部經典結合了漢傳與藏傳密教、華嚴思想，以及道教的「性命雙修」。本研究焦點在於〈盧舍那佛大空世界圖〉。圖中將佛教的「三界」、「八地」與人體五臟、氣脈結合，並融入道教的陰陽結合與「星眼圖」符號。劉教授強調，該文本將抽象的宗教教義「身體化」與「功能化」，使身體成為不同宗教語彙共用的樞紐。透過「五輪八星脈」等結構，修行者能將外在宇宙秩序轉化為內在生理的修煉節點，最終達成「見性」的可視化目標，展現了身體作為跨宗教知識轉化據點的關鍵角色。
高蓮安 (Elena Gessler) 博士則帶領聽眾回顧明清眼科手術中，極具挑戰性的「金針撥障術」（治療白內障）。這項技術源自古印度醫學，隨佛教傳入中國，長期帶有濃厚的宗教色彩。高博士以傅仁宇《眼科審視瑤函》(1644) 為核心，指出雖然明清時期的金針技術已相當純熟，但醫者在操作這項危險性極高、效果近乎「神蹟」的手術前，仍會舉行宗教儀式或念誦佛經（如觀音經）。高博士認為，手術工具「金針」不僅是醫療器械，更帶有象徵性的救贖意涵。這種醫學技術與宗教祈禱的結合，在明清時期依然蓬勃，顯示醫學實踐中對於「重見光明」的追求，始終交織著對超自然力量的仰賴。
本場次深刻討論了明清身體觀的多元特質：它既是醫者解剖與投藥的生理對象，也是因果業報的承載者，更是宇宙能量與宗教修持的微觀縮影。三位發表人分別展現了宗教敘事如何被病理化（人面瘡）、身體如何被宇宙化（真禪內印），以及技術如何被儀式化（金針撥障），呈現明清醫學實踐的多元面向。（陳泓璿）
第七場
「國」文脈的形成：近世東亞複數文脈的重編與創生
主持人：葉宇軒（日本東京大學人文社會系研究科中國與中國文學研究室博士生）
發表人：葉宇軒（日本東京大學人文社會系研究科中國與中國文學研究室博士生）
論 題：古典、神典、国典：明治初期における「古典」の転身
發表人：Zahid Daudjee（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系博士候選人）
論 題：‘Stillborn’ Chinese and the National Lifeblood: Ueda Kazutoshi and the Life-and-Death Dialectic Between Japanese Language as “Orality” and Chinese Language as “Writing”
發表人：飛田英伸 (TOBITA Hidenobu) 先生（明星大學、法政大學兼任講師）
論 題：Building “New Japan”: Yukio Ozaki as a Writer in the 1880s
發表人：林芳如博士（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
論 題：日治初期臺灣傳統戲劇中的漢文脈語聲與觀眾聽覺
評論人：齋藤希史教授（東京大學大學院人文社會系研究科）
本場由日本東京大學葉宇軒先生主持，匯集多位學者探討 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初，在現代國族國家 (Nation-state)興起的浪潮下，東亞地區如何重新編排、拆解並創生出「國語」與「國民文學」的脈絡。與談重點聚焦於「漢文脈」如何從普遍的文化媒介轉變為定義「自我」與「他者」的邊界。
葉宇軒先生首先針對明治初期「古典」概念的變遷進行了細緻的考證。他挑戰了傳統將「古典」視為純粹古代書籍的定義，指出明治初期的「古典」實則包含典禮、制度與規範。透過對「古典講習科」成立過程的分析，葉宇軒呈現了當時一種「和漢併存」的特殊形態。在近世向近代過渡的轉型期，原本屬於普遍文明規範的漢文（古典），逐漸與日本本土的「神典」發生碰撞與重組，並在國家體制的框架下被重新界定為「國典」的一部分。這不僅是書籍分類的改變，更是日本在建立國族意識過程中，如何將漢字文化圈的普遍性知識轉化為「日本性」知識的關鍵轉向。
Zahid Daudjee 先生以魯迅 (1881-1936) 與日本國語學者上田萬年 (1867-1937)的論述為對照，探討了漢文字在東亞現代化中的「生死」隱喻。魯迅在《無聲的中國》中，將古文字視為扼殺活語言的「死文字」；而上田萬年則進一步將漢文字 (Sinography) 與清帝國政體掛鉤，視其為汙染純淨日本口語的「外來文字」。上田萬年主張，日本語言的靈魂存在於「口語」之中，而漢文則被排擠為「純粹、死亡的歷史」。這種將漢文脈界定為「文字、死亡、清國」，並將國語界定為「口語、生命、日本」的二元對立，成為建構日本「國語學」的意識形態根基。
飛田英伸先生以明治著名政治家尾崎行雄 (1858-1954) 的早年創作《新日本》為案例，分析文學風格與國家認同的關聯。尾崎在 1880 年代使用的「訓讀體」 (Kundoku style) 並非單純的翻譯手法，而是一種試圖與傳統中國秩序「獨立」的表達嘗試。飛田先生指出，尾崎透過書寫「少年」這一群體，象徵新一代日本國民的崛起，並藉由訓讀體將傳統漢文轉化為日本標準語。這種語言上的轉換，直接對應了政治上對清開戰的論述，顯示出「訓讀」作為一種文體，如何在近代日本國族化過程中，發揮了將日本從漢文化圈中抽離並重塑主權的功能。
林芳如博士將視角轉向日治初期的臺灣，探討傳統戲劇如何成為非識字大眾進入漢文脈的「聽覺裝置」。研究發現，戲劇中的「漢文音聲」並非單純的溝通工具，而是一種表演性的美學風格。即便聽眾無法完全聽懂台詞，也能透過戲劇的節奏、音調產生的文化歸屬感，這是一種基於漢帝國文化邏輯的延續。這種「聽覺的美學歸屬」與日本殖民政府強調「言文一致」、重視現代口語表達的「聲音型帝國」產生了強烈的文化拉扯，展現了殖民地臺灣在複數文脈交織下的複雜感官經驗。
本場次探討了東亞各國在建立「國」的過程中，如何處理共有的漢文遺產問題。從明治初期的古典重編、國語學的生死辯證、訓讀體的政治化，到臺灣戲劇的聽覺抵抗，說明「漢文脈」在近世並非一成不變，而是不斷在重編與創生中，定義了東亞各國邁向近代化的不同路徑。（陳泓璿）
第八場
海洋知識與邊疆視野：明清臺閩政治、文化與視覺實踐
主持人：林正慧教授（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發表人：王建國教授（國立臺南大學國語文學系）
論 題：清代鳳山縣令宋永清渡海來臺經驗及其「海外」/「海國」話語
發表人：陳偉智教授（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論 題：當牧師拿起相機：馬偕牧師北臺灣傳教攝影史 (1872-1900)
發表人：牟立邦教授（南京郵電大學經濟學院講師）
論 題：清代臺灣郵驛體系的發展及其效用
發表人：黃宥惟（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
論 題：臺灣史上的喀爾吉善時代：番界政策、官僚體制與十八世紀中葉政治文化的轉向
發表人：王威（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
論 題：縉紳互殊：晚明泉州士紳政治與海疆政策
本場研討會由臺灣史研究所林正慧教授主持，五位發表人分別從文學話語、攝影視覺、行政體系、官僚體制與士紳政治等面向，探討明清時期臺閩地區如何從帝國邊陲逐步納入治理核心，並在海洋的折衝下發展出獨特的地域色彩。
王建國教授以康熙年間鳳山縣令宋永清的《谿翁詩草》為核心。他指出，清初宦遊文人面對臺灣，存在著「既內又外」的辯證思維：在行政版圖上為「內」，但在地理想像上仍是「海外」。宋永清從廈門啟碇、夜泊虎井嶼，到進入鹿耳門的過程，不僅是地理位移，更是心靈的洗禮。他的詩作中大量出現「萬里」、「慈航」等詞彙，反映出大洋對其政治想像的延伸。王教授認為，「臺灣八景」不僅是風景，更是官方欽定的「宦遊路線」，是清代官員「發現」並「經驗」海洋的標準化過程，將異質的「海國」逐步同質化為帝國的「海疆」。
陳偉智教授透過馬偕 (George Leslie Mackay, 1844-1901) 牧師的日記，考察了 1872 至 1900 年間北臺灣的攝影活動。馬偕有意識地記錄攝影行為，將相機作為「見證福音」的工具。這些攝影活動具有雙重意義。首先是傳教功能，這建立改宗者的社群認同，並向加拿大母會回報宣教成果（見證影像）。其次是地方史料，在無意間捕捉了北臺灣早期的地質、人種與風俗（地景影像）。馬偕的攝影史顯示，西方的信仰與物質技術（如相機、幻燈片）如何與臺灣地方社會交織，留下了珍貴的早期視覺檔案。
牟立邦教授分析了清代臺灣獨特的郵驛體系。由於臺灣山川縱橫、孤懸海外，清廷採取「因地制宜」的策略，形成了以番社腳力（麻達）為核心的「無驛之驛」模式。牟教授指出，林爽文 (1756-1788) 事件是郵驛體系的「壓力測試」，暴露了跨海段通訊的不確定性。戰後福康安 (1754-1796) 推動的「以變促建」，才將臺灣納入「每三十里一鋪」的標準化制度。然而，海峽的「硬性時滯」始終使臺灣在帝國通訊網絡中維持著戰略前線與制度邊界的雙重角色。
黃宥惟先生聚焦於 18 世紀中葉，任職最長的閩浙總督喀爾吉善 (？-1757)（乾隆朝）。他指出，喀爾吉善任內完成了「紅線番界」的繪製，標誌著臺灣治理課題的轉向。他提出了一種「帝國史與地方史交互理解」的取徑。省級官員（如總督）開始，透過番界政策干預地方政務，甚至將其作為整肅地方官（如巡臺御史）的工具。這顯示出帝國高層的政治交鋒如何深入基層地權變動，也奠定了 19 世紀開山撫番與番屯制度的社會基礎。
王威先生則回溯至晚明泉州，探討地方士紳如何左右國家政策。以「浯嶼水寨移設石湖」與「安平設縣」兩事為例，突顯了士紳群體的內部競爭。泉州晉江縣士紳，憑藉與中央的人脈網絡，成功將軍事設施遷至府城門戶，其背後考量不只是「防倭」，更可能涉及在海禁政策下，利用軍隊掩護擴大商業貿易的機制。相對而言，安平鎮士紳雖有經濟實力卻在行政地位競爭中失敗。這說明晚明海疆政策並非單純的由上而下，而是國家制度與地方勢力博弈的產物。
本場次從「海」出發，展現了明清兩代在臺閩邊疆治理上的複雜性。無論是文人的詩文話語、傳教士的視覺見證，還是官方的郵驛與番界制度，乃至地方士紳的政治角力，都說明了海洋作為一平台，是知識、技術、權力與利益流動的通道。（陳泓璿）
第九場
近代東亞經世致用思想的裂變、重構與知識論述
主持人：林志宏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發表人：施盈佑教授（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基礎通識教育中心）
論題：明遺民經世致用思想的斷裂與重構──試論陳確「孝」觀的兩個面向發表發表人：黃麗頻教授（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基礎通識教育中心）
論 題：魏源經世思想探賾──以黃老思想為路徑的考察
發表人：鄭栢彰教授（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基礎通識教育中心）
論 題：銓構鄭觀應《盛世危言》之思維體系──以「道器」觀點所展現的經世致用為主軸論述
發表人：唐屹軒教授（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基礎通識教育中心）
論 題：近代朝鮮知識人的跨境交流及其對清評述──以《皇城新聞》為核心的討論
評論人：林志宏教授
本場次由林志宏教授主持與評論，四篇論文分別探討了明清之際及近代東亞知識分子在面對時代劇變時，如何透過重新詮釋傳統經典或跨國觀察，建構出各自的「經世致用」思想。
施盈佑教授透過分析《陳確集》，探討陳確 (1604-1677) 在明清鼎革之祭，如何將「盡孝」、「隱忍苟活」與「經世致用」串接，將「孝」重構為不仕的經世致用。與過去研究側重陳確的思想定位或其出處抉擇不同，施教授試圖從陳確論述中，「孝」的兩面性切入，爬梳陳確如何從政治的「斷裂」中，透過「禮」的實踐完成經世致用的「重構」。陳確因「母老」而選擇「存身」，使他與傳統「己－君王－天下」的政治路徑斷裂。在不仕異族統政權的前提下，出仕不再是陳確的合理選擇，因此傳統的「經世致用」路徑不再，陳確被迫將經世致用的解釋，從公共政治領域縮回親族的私領域。陳確以「孝」為本，並以「禮」為樞紐，建構「己－禮－天下」的新關係。他強調「務實」與「情篤」，將經世致用落實在日用常行與喪葬改革中，以「禮」代「君」重構天下秩序。
黃麗頻教授將魏源 (1794-1857) 的《老子》研究放置在「黃老」思想的路徑下，探討魏源如何透過詮釋老學，將「學術」與「治術」合一，建構出因時制宜的治事理念。在思想淵源上，魏源基於尚古的思維，建構了老子承繼太古道術的正統性。魏源利用「道通為一」的概念，將《老子》與「黃老」治術掛鉤，並以西漢文景之治的盛世作為歷史驗證，將「學術」與「治術」合一，再通過歷史事實，證明黃老思想能解決現實之弊。在哲學架構上，魏源襲用並轉化了王弼 (226-249) 的「本末體用」觀，強調「德」作為中繼層次的重要性。魏源的經世思想立基於對「世變」的關注，以老子的「返本復始」為基礎，主張「質文遞以救弊」與「時勢自變」，認為在文勝之世應返歸質樸，並應根據時代弊端調整治道。
鄭栢彰教授以「道、器」與「體、用」為中心，解構鄭觀應 (1842-1921) 如何將西方實務納入傳統儒學之中。鄭觀應提出「道器」觀點的內在動機，源於其憂國意識。受到王韜的影響，鄭觀應將「道」定義為不可變的「本」，如孔孟常經與聖人修身之學，將「器」定義為隨時代變異的「末」，如西方的實務與技術。並更進一步提出「西學源中」的觀點，主張引進西學僅是「禮失求諸野」，將中國本有之學重新引進，以此化解守舊者的反對攻訐。鄭教授更注意到西方的富強之因，並不僅止於船堅礮利，而在於議院、學校及農商等制度面，因此他試圖透過「中體西用」的思維，尋求經世致用的救世良方。
唐屹軒教授從「跨境知識流動」的角度重新審視近代朝鮮的思想史，透過《皇城新聞》，探討朝鮮知識分子，在面臨西方衝擊與東亞秩序重組時，如何透過觀察「他者」（清朝）的衰落與改革，重塑自我認同與國家的發展路徑。《皇城新聞》重視跨境知識的轉譯，透過系統性譯介梁啟超的思想，激發朝鮮社會的國民意識與時代自覺，並將梁氏的改革論述轉化為朝鮮本土的知識論述。除了啟蒙思想的與政治言論的譯介，《皇城新聞》亦著重開拓朝鮮知識分子的世界觀，透過刊載韓國知識分子出國遊歷之見聞記述，以集刊載倡議出國留學之文章，鼓勵朝鮮知識分子透過實地遊歷、觀摩，獲取現代知識與經驗。從《皇城新聞》的對清朝的論述中，可看出朝鮮知識分子將清朝視為鏡像，透過批判清朝的鴉片與腐敗問題，將義和團運動視為政治失能的警示，並關注清末新政的成敗，以反思朝鮮自身漸進式改革的必要性。（徐惟柔）
第十場
聖俗合流：清季以來四川的學術、宗教思想與社會變遷之調適
主持人：徐兆安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發表人：林書漢教授（臺北市城市科技大學）
講 題：劉沅《十三經恒解》「會通」聖俗思想研究
發表人：葉斐理 (Felix Erdt) 博士（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
講 題：Liu Xianxin’s Reinterpretation of Zhang Xuecheng and His Critique of the Progressive View of History
發表人：魏綵瑩博士（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
）講 題：同歸與殊途：宋育仁的宗教觀
發表人：延易橋（法國高等研究實踐學院博士候選人）
講 題：從「庚子救劫」到「挽回國運」：清末以降四川地方菁英救劫觀念的形塑與演變
評論人：徐兆安教授
本組的發表者注意到清季以來，地緣因素使蜀地成為聖俗思想交錯、相互調適的獨特場域。四位講者從蜀地知名學者的經學、史學、三教觀念方向入手，探討民間信仰如何在與主流思潮對話中重塑自身信仰與文化。
林書漢教授從劉沅 (1768-1855) 所著《十三經恒解》文本出發，探討劉沅如何嫁接釋道思想詮釋儒家經典。劉沅曾自述道在「天理良心」四字，人人可實踐且具普遍性，具有儒道一體的鮮明心學色彩。至於民眾如何習讀高深晦澀的經書，則有賴「天理人情」的治學之道。《十三經恒解》解經形式為正文注釋加上附解、貫解，底本以《折中》、《御纂》為主，附解則等同經書「疏」之功能。整體而言既重視訓詁釋義，另一方面也附解己意，致力於實現經學世俗化。此外，劉沅在授業與注經的過程中，格外強調從百姓的角度思考，包含反思「武王伐紂」之名義正當性，重視教化對地域風俗的應對之道，乃至批判太平天國的西教風潮。
葉斐理博士則以 20 世紀以來逐漸受到關注的清代思想家章學成 (1738-1801) 為切入點，引出清末民初的劉咸炘 (1897-1932) 如何發展其思想，並用以批判當代史學對環境史、自然史之思維。劉咸炘批評將中國山水畫簡化為「自然崇拜」或「和諧生態觀」的詮釋模式，認為藝術作品不應被誤讀為直接反映環境狀態的媒介——自然、山川與地理是人為理解下的產物，而非中立無價值評判的客體。此乃承繼章學誠對「史家道德」的強調，歷史書寫無法脫離價值判斷與文化位置。在此基礎上，劉咸炘提出具有循環性與雙極結構的「風」之概念，將歷史理解為在不同知識、制度與價值之間反覆擺盪的動態過程，而非持續向前的線性進程。此類對近代知識結構的反思，進一步說明「自然事實」往往是制度化知識生產的結果。
魏綵瑩博士以晚清士人宋育仁 (1857-1931) 為例，說明張之洞 (1837-1909)「尊經書院」對四川知識分子對基督教、佛教和道教的影響。四川的民間信仰興盛，闡釋儒學的過程亦經常雜揉民間宗教的思想元素，然而宋育仁「述文化於史」，對於三教的詮釋有明顯「西學東源說」的影子。以《舊約》、《新約》的源流辨析為例，宋育仁認為猶太人信仰源自中土上古習俗，獻燔禮等巫俗在中國被周人禮樂取代後輾轉傳入西南，再被摩西習得。此類「西學東源」說實際上受到張之洞對儒家「聖教」地位說法的影響頗深，不過宋育仁並未全然接受此說，如基督教之眾生平等觀雖不符儒家禮法，但宋氏依然從長遠的角度理解耶穌的文化處境，足以見得他對三綱思考的深度有「超越」張之洞之處。魏綵瑩教授強調，宋育仁的儒者特質體現於其看待三教或五教合一的態度，宋育仁看重現世而非死後的歸趨，唯有儒家教化能達成，至於佛、道僅限於有助提升個人的內在。此種重視教化對現世社會秩序的作用，即為明顯的儒者思維。
延易橋先生以關帝「飛鸞闡教」的傳說為本，針對清末民初「救劫文本」及「鸞書經典」的流傳，以及該類書籍形成的社會影響展開思辨。據傳道光庚子年間，關帝在四川定遠縣龍女寺教化世人行善救劫。由於太平天國戰事的影響，「以暴力捍衛倫常」之觀念在 1840 年庚子救劫運動後逐漸成形，該觀念一方面源於關帝本身武聖形象，另一方面也與地方鸞壇面對暴力衍伸出的結社模式息息相關。1840 年後，救劫文本與明清以來的勸善書有顯著區別，如此後救劫文本不斷強調儒家八德，意即修身是化解個人災厄、繫護社會秩序的根本途徑。清末民初之際，「飛鸞闡教」的傳說已在全國蔚然成風，扶乩團體在重刊關帝《十全會書》時不斷擴充關帝所倡導的十種善舉，顯示慈善實踐的範疇正隨社會的演變擴張。（李岱樺）
第十一場
古跡新尋：運用數位人文與機器學習研究明清大型資料集
主持人：李友仁 (Paul Vierthaler) 教授（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系，明清文學與跨學科數據科學）
發表人：李友仁 (Paul Vierthaler) 教授（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系，明清文學與跨學科數據科學）
講 題：帝制晚期數位化文獻集中雕版復用的探測自動化
發表人：呂立亭 (Tina Lu) 教授（耶魯大學東亞語言文學系）
講 題：印刷作為「多元行動者系統」：以李漁 (1610-1680) 為例
發表人：毛元亨博士（國際社會史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講 題：基礎建設的季節要素：以明清四川、福建與山東道路碑記所見工程協商為例
發表人：席王知（比利時魯汶大學博士生）
講 題：數位視野下的明清基礎建設：城牆、道路、橋梁碑記文本的長時段分析
講評人：互評
本場次在研究上提供新方法，透過將傳統文獻運用現代數位人文工具的處理，提供當代研究者對於研究議題及傳統文本的新詮釋。
首先，李友仁 (Paul Vierthaler) 教授研究聚焦於明清文學研究中極為關鍵的基礎——「文獻復用」現象。在明清文學的脈絡下，作品間的文獻互見與重疊是創作的重要特徵，因此，如何從巨量的數位化文集中偵測出復用文本，便成為數位人文與文學研究的重中之重。雖然現有的研究已發展出多種追蹤「文字復用」的方法，但多半侷限於字元層面的比對。李教授指出，「雕版」作為明清時期最主要的印刷媒介，其物理實體的重疊使用（復用）具備極高的文獻價值；若能偵測出雕版在實際生產中的復用痕跡，將能為版本學與出版史研究提供更為堅實的物質證據。為了突破文字比對的侷限，李教授提出數種以機器學習 (Machine Learning) 圖像型文集，針對李漁的作品進行研究，期望透過對其作品全貌的跨圖像偵測，重構李漁作品的版刻流傳歷程，並進一步發展出一套能普遍適用於明清刻本研究的數位偵測方法。李教授透過機器學習將傳統的「版本目錄學」提升至「數位指紋鑑定」的層次，不僅增進學界對李漁作品全貌的理解，亦為明清印刷文化的研究開拓一套具備規模化與精確性的技術範式。
呂立亭 (Tina Lu) 教授為明清文學研究提出了一種從「文本分析」轉向「物質性分析」的範式轉移。傳統觀點多將明清文學視為編輯與作者基於創意或商業考量的編纂實踐；然而，呂教授主張應將「木刻版」本身視為核心行動者。文學成果的呈現，往往深受木刻版物理屬性的制約，例如為了節省成本而必須「保持版型」，或受限於在「原有刻板內進行校訂」的空間壓力。這種物質性約束與來源中提到的基礎設施生態學相似，即人工製品的形貌不僅取決於人類意圖，更受到環境與物理條件（如道路受降水侵蝕）的循環互動影響。以李漁為個案，呂教授觀察到，其作品中存在大量相互引用的詞句，甚至有將整部劇作稍事整理後便再次出版的現象。為了證實這並非單純的文字復用，而是雕版的物質性流轉，研究採用數位技術將分析單位從「作品」縮小至「書頁」（頁面單位）。這與來源中提出的「混合數位流程」(Hybrid Digital Pipeline) 不謀而合，透過 BERT 模型進行細粒度的實體偵測（偵測刻本特徵、版式），並輔以大型語言模型 (LLM) 進行全文尺度的邏輯推理，藉此識別雕版是否被重複利用或局部修改。最終，呂教授將書籍重新理解為一個「多元行動者系統」的產物。在這個系統中，作者的創意、出版商的商業策略，以及木刻版的物質限制（如版材壽命與修訂難度）共同決定了文本的最終形態。呂教授認為，透過數位偵測雕版的物理痕跡（如版損或非文字特徵），能更真實地還原李漁作品在生產鏈中的物質流動與創意妥協。
毛元亨博士探討明清時期道路建設與季節性 (Seasonality) 之間的互動關係，主張基礎設施的修繕與使用深受氣候循環與社會節奏的共同影響。毛元亨博士透過數位工具（如 MARKUS 平台）分析山東、福建與四川地方志中的 81 篇道路碑文，將季節性定義為天氣模式（氣溫、降水）與社會組織（曆法、人力動員時程）的系統性結合。研究提出三個核心見解：一、道路生態學。碑文揭示了自然力（如夏暑、冬雪、暴雨）如何與道路使用共同加速路面侵蝕，例如夏季需規劃植樹遮蔭與水源補給，而冬春冰雪崩塌則直接威脅行旅安全。二、道路與水路的季節依存性。在特定季節（如夏秋洪水期），道路常被視為險峻水路的替代路徑，尤其是在省試期間，為確保士子安全，官方會修復廢棄道路以避開湍急水域。三、勞動力動員的變遷。傳統禮制要求「秋收後修路」以避開農忙，但隨著「一條鞭法」將勞役轉向銀付，僱傭勞動逐漸普及，使得官方工程即便在農事高峰期也能進行。然而，冬季因農業閒暇、勞動力供應充沛且工資較低，仍是修繕活動的關鍵期。這項研究證實了季節性視角能有效連結自然與社會過程，深化對帝制中國道路空間特質的理解。
席王知女士介紹了一套針對明清基礎設施碑文設計的自動化數據提取工作流，旨在將非結構化的碑文敘事轉化為結構化、可供資料庫分析的「事件數據」。研究對象為 619 篇記錄橋樑、道路與城牆工程的紀念性碑文，開發出一種結合自然語言處理 (NLP) 技術與大型語言模型 (LLM) 的混合流程。該流程分為三個主要階段：首先，使用基於 BERT 的模型進行高精度的標記，識別如職官、人名、日期與材料等邊界明確的實體。其次，利用 LLM（如 Gemini 或 GPT-4）處理長文本的優勢，在全文尺度上重構出複雜的事件層級，將散落在各處的參與者、成本與原因整合進具體的事件節點。最後，透過規範化詞典將原始數據標準化，例如將年號日期轉換為西元絕對日期，並連結 TGAZ 地理資料庫。席女士研究的技術亮點在於其本體論 (Ontology) 架構，將工程原因精細地歸納為行政、環境、社會經濟、戰略、暴力、交通與結構七大領域，並證明 LLM 在處理這類複雜語意分類時具有極高準確度。效能評估顯示，系統在事件檢測上的 F1 分數達到 0.94-0.96，命名實體識別更高達 0.97 以上。這套工具不僅優化了史家的數位標注負擔，更為跨區域與跨時段的基礎設施社會史研究提供了規模化的定量基礎。（陳信穎）
第十二場
明清思想文化研究的數位化轉型：方法創新與多維整合探索
主持人：高萬桑 (Vincent Goossaert) 教授（法國高等研究應用學院）
發表人：王安琪教授（廣東外語外貿大學闡釋學研究院）
論 題：人機協同下的考據學研究——以戴震思想為例
發表人：戰蓓蓓教授（湖南大學嶽麓書院歷史系）
論 題：數位人文視野下的明清書院研究：差異與關聯的雙重維度
發表人：康文林 (Cameron Campbell) 教授（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
虞越（香港科技大學博士生）
論 題：歷史漢語文獻人名鏈接的新型通用方法
評論人：高萬桑 (Vincent Goossaert) 教授
本場次討論聚焦於數位人文技術探索下的明清思想文化研究，探討學術範式如何從傳統的經驗闡釋轉向資料驅動，並且提供探討文化思想生成、傳播與演變新的研究分析工具。透過跨學科技術整合，本場研討展示數位工具如何重塑研究方法，實現文本的深度解構與多維資訊整合，並且提供研究者整合資訊的能力，進而構建兼具技術理性與解釋深度的數位學術體系。
王安琪教授以戴震 (1724-1777)《孟子字義疏證》為核心，構建了「人機協同」的考據學新框架。該研究基於機器學習與自然語言處理 (NLP) 技術，對文本進行自動分詞、實體識別與詞句聚類，分析戴震的引文溯源策略及其哲學體系的建構邏輯。此種方法突破了傳統注疏研究中主觀性的侷限，為反理學思想史考據提供了可量化的語義分析模型，從而重塑儒學核心概念（如「理」、「性」、「道」）的解構與重組過程。
戰蓓蓓教授綜合運用文本探勘 (Text Mining) 與社會網絡分析 (SNA) 剖析明清書院史料。透過詞頻統計、LDA 主題模型，比較不同書院學規與章程中的高頻關鍵字，展現書院在教育思想與管理模式上的地域特色差異。同時，研究透過社會網絡分析，進一步構建書院教育和管理理念的人際關係網絡，剖析實踐與思想間的相互影響與變化模式，為明清書院研究提供差異資訊與關係脈絡（差異－關聯）兩者結合的新視角。
康文林教授與虞越先生提供「人名鏈接」(Record Linkage) 的自動化方法，能夠用以處理資料庫中數百萬計人物資料與官員仕途紀錄。該研究指出，傳統的「精確匹配」(Exact matching) 無法有效處理原始文獻的不一致，或轉錄過程中產生的形似字錯誤。該研究則利用基於筆畫的字符嵌入 (stroke-based character embeddings) 實現高效分塊 (blocking)，並結合主動學習的監督式分類紀錄匹配(matching)，以及透過圖論聚類 (clustering) 分析處理紀錄連結，解決中文這類非語音文字在自動化識別上的困境。透過《清代縉紳錄》資料庫 (CGED-Q JSL) 的測試，證實該方法能夠精準識別個人身分及建立更長的仕途紀錄序列，構建資料庫紀錄中的個人和家族的生命史。該方法亦能夠應用於韓國、日本、越南的歷史資料，具備文獻泛用的潛力。（簡瑞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