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中國知識轉型與知識傳播,1600-1949」(Constructing Modern Knowledge in China, 1600-1949) 主題計畫 (2011-2013) 介紹與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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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寫人: 李智平(輔仁大學中文系博士候選人、主題計畫博士培育員) 【資料提供:張壽安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主題計畫總主持人)】
刊登日期: 2014/06/15
 

一、前言

  「近代中國知識轉型與知識傳播」(Constructing Modern Knowledge in China, 1600-1949) 是一個龐大且具特殊意義的課題。欲探討這個近代史上中西學術交會、互滲、裂變與再造的複雜過程,至少得從兩大面向展開:一是探討中國傳統學術自身的分化,一是梳理西方科學式知識在中國的建構與實踐。無後者,固不足以知中國近代性的全面發展;無前者,亦無以知傳統學術之體系與特質,遑論建立中國學術本位,重啟中西對話。

  基本上,中西知識交會經歷了幾個階段:一、晚明西學輸入,傳統學術面臨內部分化,正統論受到嚴肅挑戰,工具性知識、實用知識大量產生;二、鴉片戰爭到自強運動,編纂《經世文編》是知識型態轉變的關鍵,之後又引進船堅炮利式的技術;三、甲午戰敗,知識界覺醒,全面引進西方整體學術文化;四、新中國建立,知識論述與國族建構激切結合;到五四新文化運動,全盤西化,中國走向近代,傳統漸行漸遠。其間各種知識的引進與運用,歐美、日本都作了重要的媒介,傳譯、稼接、再生產,令中國近代知識建構成為多元次空間的透視。

  本主題計畫為期三年,獲中央研究院研究補助。結合九位對此議題有多年研究經驗且成果斐然的學者,各以專長的「知識」為主軸,通過較長時段的觀察,說明近代中國的知識轉型、實踐、再創造。本計畫關注議題有五:一、傳統學術的分化與新知識產生;二、西學與中學交會:建制、翻譯、概念、傳播與知識再生產;三、知識與權力;四、新型態知識與專業人士的出現;五、中國傳統學術是否有一知識體系?

二、研究動機與緣起

  「如何詮釋中國的近代性?」是學界關注已久的大議題。尤其上世紀末,文化論述中地域性特質 (the local) 被提升至與全球性通質 (the global) 相抗衡的地位,令主導一世紀之久的西化論述轉列為參照系。地域文化特質詮釋下的近代性,紛紛在歷史悠久的佛教文明、伊斯蘭文明、儒教文明中形塑出各自有別的獨特面貌。此一轉向的深刻意義,絕不只是內涵、形制或進程上的差異,而是文明再生與文明多元性的價值共存。

  1960 年代,中研院近史所曾展開大規模的近代化區域研究,主題涵蓋政治、經濟、人口、教育、傳媒、交通、土地、都市化等,成果豐碩,享譽學界。數十年後,吾輩踵繼前賢,再度反思中國的近代性問題,角度、理論與關懷層層轉進,深切感到「知識議題」實為一探討重心。這不僅因為知識是文化的核心議題,更有鑑於「近代中國的知識轉型」本兼攝傳統學術分化、西方近代科學知識在中國建制的雙向問難。其一,「科學式知識的建立」:直接涉及近代性中的去單一性 (de-centralized) 和專業階層出現,對傳統中國以儒學價值為單一正當性 (legitimacy) 社會而言,知識多元化與專業分科之獨立,確實是探討中國近代社會變遷與價值轉移的重要論題。其二,「傳統學術分化」:這個自晚明以來逐漸形成的學術深層力道,所伸張的,不只是傳統學術體制上的變革,更是價值重組。其三,最吸引人的,或許是這數股知識體系交會下,傳統的「學問」觀念如何被近代的「知識」觀念所取代?傳統學問、德行兼備的「士人」形象,又如何轉變成今日居社會中堅的「專業人士」?換言之,傳統「道、學合一」的學術理念因何脫失?可否脫失?或將是更值得反思的議題。

  西方學界把「知識」當作客觀的認知對象進行分析,由來已久。在十八世紀科學革命中興起的百科全書學派,就繪製了「人類知識體系圖表」,告知世人「人應該如何組織知識」。這當中,知識曾被分成三大類:記憶、理性和想像。其下對應的正是:歷史、哲學與詩歌。二十世紀中期,傅柯 (Michel Foucault, 1926-1984) 在其代表作 The Order of Things 討論了十七至十九世紀哲學論域中的知識議題,並分為三類:作為生命的知識、作為語言律則的知識、作為經濟面向的知識。這當中神學與科學、信仰與真理之間的對峙,對分析近代中國的知識轉型,頗有參照意義。

  反觀中國的發展,更為複雜。二十世紀初期至三十年代,是中國近代學術知識體系的建構期。毫無疑問,此一近代知識建構是在西方科學式知識 (scientific knowledge) 的框架下進行的。從二十世紀初〈京師大學堂章程〉展現的新舊爭執、體用拉鋸,到近代學制體系建立,專門知識分科取代了傳統書院統合性的「學問」,傳統的某些學問也因無法科學化而被懸宕,在學科分類中只能以「非」字屬類。如經學研究、古文字學研究,在今日科技部的學科分類中,被歸入「中國文學類」下的「非中國文學類」。但科學式知識則在二十世紀後發展出專業化、客觀化、理性化等特質。這種知識制式化的結果,形成專業分工的新社會形態、與專業文化人等新型知識分子,共同扮演著推動中國近代化的多股勢力。

  除了上述的制度面向,若從文化與知識觀念本身進行觀察,近代科學式知識的孕育,卻遠早於科舉廢除。尤其是傳統知識之內變與西學之引介,更可遠溯至明代中晚期。以中國本身而言,明清以降因應消費形態的知識生產大量出現,在物質生活、技藝性需求及休閑文化的蓬勃帶動下,實用性知識 (practical knowledge) 與世俗性知識 (secular knowledge) 大量出現,分衍出儒學正統形態知識之外的廣大新型知識消費市場,如小說、戲曲、醫藥、風水、日用類書等。同時,儒學傳統知識也在接觸了耶穌會士的科技與宗教知識之後,從自身傳統中發掘相應的知識資源,與之對應,《四庫全書》裡就收了不少資料。

  這些西學與中學的交會,呈現在天文、曆算、地理、宗教、醫學、博物、工藝等方面。從十七世紀康熙朝欽天監所任用的洋官、洋學,到十八、十九世紀中國士大夫高唱「西學中源說」,再到晚清知識界如梁啟超所言「無揀擇的」引介西學、翻譯西書,兼從東、西洋,終至 1905 年科舉廢除,新學制建立,五四新文化運動,全盤西化。其後,在臺、海兩岸政權分立的 1950 年代,又各自進行了大規模的學制改革,建立了今日同中有異的學術知識體制,在專業教育上尤其顯著。

  尤其,近代中國國勢積弱、列強侵略不斷,造成啟蒙與救亡的雙向激切交戰,知識轉型遂呈現複雜的多元糾結,其間又必然與新中國之建立的複雜政治經濟變化環環相扣。

  中西知識之交會與援引,蘊含豐富的學術轉型議題有待挖掘。本計畫將時間向度拉得很長,從晚明、晚清到 1950 年代,近四百年間的變化都是觀察對象。基本上,本計畫定位為歷史性的研究,但同時也積極與知識社會學、哲學、目錄學、以及近代各專門學科切磋。本計畫想要了解的,至少有三個大問題:

  (一)西方近代科學式知識在中國建立的過程,包括新知識的傳播、概念援引、翻譯、學制改革、教科書等等。尤其,當西方學科與中國傳統相類似之知識交接時,其進退取捨之間的複雜事實究竟如何?

  (二)傳統中國學術是否有知識體系?若有,它的體系為何?它的知識分類又如何?若無,則傳統中國學術的知識性質是什麼?

  (三)近代科學式知識不斷移植至中國,對儒學文化的學術理念造成割裂。今日我們是否有能力反思此一割裂,進而重整儒學式學問體系,以與西方對話?

  這些議題至少得從兩個大方向來觀察:其一,中國傳統的學術體系及其變化;其二,西方近代科學式知識在中國的建制過程。為避免武斷,本計畫的研究性質又可分為三類:制度面 (institutional)、思想面 (intellectual)、專門學科 (special-
ized)。議題十分豐富,至少包括:校讎學與目錄分類、傳統學術的近代演變、近代學制變革(科舉廢除、學科建制)、經學解體、教科書、新知識的輸入、觀念轉移(科學、知識、技藝)、知識生產與消費、翻譯、出版、閱讀、專業人士、專業社群、新型文化人的出現,以及從私家藏書到公共圖書館等。

  本主題計畫涵蓋九個子題計畫,參與學者,除中央研究院院內相關研究人員外,也包含中國大陸與海外的學者,總計九位學有專長的學者。期能藉由此主題計畫的整合,釋出近代中國「知識轉型」與「知識傳播」此一議題的學術能量。

三、子計畫研究方向

  張壽安教授(近史所研究員)的子計畫是「傳統經學的知識分化,18-19 世紀」(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 Six-Classics in
Early Modern China)。張教授長期關注中國傳統學術如何分化,不僅想了解傳統學術在前近代的轉化,更想探討中國傳統學術是否有一知識體系,進而觀察此學術傳統與西方學科接榫時的交錯衝擊。張教授發現,傳統學術在清代發生很大規模的學術重整與學問分化現象。這得從兩個方向談:清代學者一方面對傳統學術的經/史/子/集進行分化與性質定位,令其畛域分明,價值獨立;一方面也因治學方法的突破,衍生出許多新型態的專門之學,如天文、曆算、水地、文字、聲韻、訓詁。這些知識起初只是工具性知識,沒有獨立性。後因理論、實踐的豐厚成果,進而與西方學科接榫,發展成獨立學科(與近代西方學科仍不相同)。這背後還有學術理念的轉化,即近四百年來學術界如何反思「何謂學術?」「何謂知識?」透過本計畫,張教授繼續探討了近代早期儒學的知識分化,及經學知識擴張、典範轉移等議題。

  黃克武教授(近史所研究員兼所長)的子計畫是「近代中國的靈學研究」(The Psychical Research in Modern China)。靈學研究源於十九世紀中葉的英、美兩國,之後經日本傳入中國,研究發展面向有二:一是科學性,如:心理學、心理治療、精神分析;二是宗教性,如:降靈、靈媒、鬼於死後世界的研究。兩者匯聚交鋒在具有神秘色彩的催眠術、千里眼等研究。該子計畫主要探討清末民初隨著靈學、催眠術研究的興起,中國思想界對科學、宗教、迷信等問題的激辯,所造成的知識板塊重組。由於靈學研究同時涉及「科學」與「宗教」兩個領域,其間界線是游移不定的,這都將影響科學、哲學、宗教、迷信四種觀念的重新界定。子計畫係以歷史研究為主軸,兼涉及科學史(心理學史、醫學史)、宗教研究、科玄論戰,以及傳統知識觀念與宗教的現代轉型等。

  沙培德 (Peter Zarrow) 教授(近史所研究員/美國康乃狄克大學歷史系教授)的子計畫是「近代中國的教科書與社會知識的傳播,1902-1937」(School Textbooks and the Dissemination of Social Knowledge in Modern China, 1902-1937),目標在闡釋近現代中國「社會知識」與國族認同之間錯綜複雜的互動關係。「社會知識」指關於社會的知識,包括歷史、地理、修身與公民、文學等學科。所以,此子計畫將透過教科書的時代性、地域性、不同版本,研究如何傳遞公民教育與認定理想公民的標準。其涵蓋範圍,從近代國家教育體系形成的 1902 年開始,到中日蘆溝橋事變發生的 1937 年為止。由於教科書是形塑學生成為新生代國民、文化傳統繼承者的重要媒介。經由對教科書縝密的解讀,並考量其對學生所灌輸的訊息,既能加深對中國社會與文化的了解,也能看到一個社會如何傳承其價值觀念。此外,教科書也與「社會知識與政治正當性」、「歷史意識」等議題有密切關係。

  潘光哲教授(近史所副研究員)執行的子計畫是「近代東亞『地理想像』的生產、流通與嬗變:以『世界史地』與『國際法』知識為中心」(Geographical Imagination in China: Centered on Historical Geography and International Law),目的在考察近代東亞歷史思想文化的具體變遷樣態。1830 年代以降,來自西方的現代「世界史地」與「國際法」知識,在東亞(主要是中、日、韓三國)蔓延拓展。主要以西方傳教士與各國知識份子為核心,生產製作了彼此能夠共享的「共同知識文本」,為創造近代東亞的「地理想像」,供應無窮的動力。這些「共同知識文本」深具「實用」價值與意義的知識,既可以做為因應處理現實事務的準則,還是以西方現代民族國家為典範,推動各種改革事業的依據。之後,隨著各國內部知識思想界的發展成長,既有的「共同知識文本」逐漸被淘汰轉易,並由日本為主要生產者的另一系列「共同知識文本」取而代之。在相關研究中,「世界史地」與「國際法」知識的增減更易,都為帶動近代東亞「地理想像」的生產、流通與嬗變,由之開鑿了寬廣無垠的空間,拓疆闢宇,編織五彩繽紛的思想光譜。

  張哲嘉教授(近史所副研究員)執行的子計畫是「從『檢驗』到『法醫』:近代中國法庭檢驗知識的演化與轉型」
(From “Examination” to “Forensic Medicine”: The Transition of the Knowledge for Forensic Examination in Modern China),旨在研究以往舊社會稱為「檢驗」,過渡到現代社會歸諸「法醫」知識的「中國法醫史」。三年的計畫係以從清代到民初之間中國法醫操作的變化為主題,分別探討中國傳統「檢驗」的內在演變;又日本如何影響中國新式法醫學的建立,以及中國如何在當時西方法醫學的取向間做出選擇。這不但可使中國法醫史的研究,從回答總括性的問題推展到動態的分析,也為「近代中國知識轉型」過程中,各種主、客觀因素如何相互作用,提供具體的案例。

  邱澎生教授(史語所副研究員/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教授)執行的子計畫是「清代法律知識的演化與轉型」(The Evolu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Legal Knowledge in Qing China),目的是分析法律知識在清代的演變軌跡。明清中國法律知識的增長,不僅在司法審判與律學注疏等官方層次有所發展,也在民間出現幕友與訟師以法律知識謀生的顯著現象;同時,對朝鮮、安南與日本也曾發揮影響。十九世紀中葉以降,隨著《萬國公法》的翻譯與傳播、西方律師加深介入香港、上海租界的商業與民事審判,乃至於清末政府為收回治外法權而加速移植西方近代法律,當時諸如沈家本等熟悉傳統舊律的官員,以及其他熟讀清代法律和案例的幕友與訟師,也都在清末法律移植 (legal transplant) 過程中扮演各自角色。相關研究不僅對深入考察不同地區法律傳統的內在肌理與多元價值有所貢獻,也有助於理解清代中國的知識轉型問題。

  孫江教授(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級研究院教授/日本靜岡文化藝術大學國際文化系教授)執行的子計畫是「近代中國人種知識的再生產」(Reproduction of Racial Knowledge in Modern China),試圖通過對人種概念、差異性和西來說的考察,試圖提出關於人種/民族敍述的新看法。主要議題有三:一、近代人種的概念在東亞的興起。近代歐洲人種知識傳到東亞後,中日兩國分別根據各自的需要進行了人種知識的再生產,如:日本在「文明開化」脈絡裡,有追認白種人優越性的言說;中國則強調「人種競爭」,認為黃種人既有落後、也有優於白種人之處。二、近代人種概念的差異性。對人種知識進行再生産的同時,中日兩國分別對人種知識進行了再差異化。如:中日共同對其他有色人種的歧視敘述,日本歧視中國、波斯之黃種人,而清末中國歧視苗族等少數民族。三、中國人種西來說。拉克伯里通過一系列研究,提出了黃帝自巴比倫移居而來、中國人(漢人)的祖先是迦爾底亞人的假說。其「西來說」經由白河次郎、國府種德《支那文明史》一書的介紹,受到中國知識人的關注。

  章清教授(上海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兼系主任)執行的子計畫是「近代中國之教育體制、出版市場與『知識再生產』」(Education System, Publishing Market,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Knowledge in Modern China)。試圖結合教育體制、出版市場,探討近代中國知識傳播與知識流通的作用機制,並揭示其中的「知識再生產」。他首先關注教育體制如何影響知識傳播的工作,尤其是晚清「科舉改制」對出版市場的影響,並選取晚清出版的多種西學彙編資料進行分析。章教授發現,晚清為因應科舉改制,以西學、新學為名出版的書籍,在出版市場贏得了不少「生意」;甚至還催生出直接配合科舉改制的「揣摩」資料,將相關知識進行重新編纂。這既構成反映近代知識在中國成長的重要資源,也成為「知識再生產」的寫照。而「彙編」西學知識的工作,意味著對傳入的西學知識進行二度創造,亦即「知識的再生產」。

  胡明輝教授(美國加州大學聖塔克魯茲分校歷史系副教授)執行的子計畫是「多視角下的『西學』及其現代轉型」
(“Western Learning” in Perspectives of Its Modern Transformation)。其以艾爾曼 (Benjamin A. Elman) 在 2005 年 On Their
Own Term
s 一書中的「西學」概念為基礎,討論以下三個歷史進程的三角互動:一、以西學為名而不斷改動的科技知識;二、士大夫對其精英文化(尤其是經學)的再建;三、本土與外來知識的定義與再定義的政治議題。其研究視角與進程有三:一是專注於以西學為名的「物理知識」,尤其是「天文曆算」,並將其與精英文化及政治議題聯繫起來。二是天文曆算在傳統上是經學史的一部分,隨著耶穌會士傳入天文曆算,以及後來新教徒輸入的工業文明物理知識,每一階段都會對士大夫造成一種先進性的挑戰,也對他們處理或接受這些外來知識造成困難。三是以西學、精英文化,及政治議題所形成的三角互動結構的終結,標示「西學」作為一個知識範疇已經失去意義。一旦這個三角互動結構崩潰,西學具體意涵也將在歷史中消失。然而,一種新的中西二元對立法在 1920 年代興起,但已與清代中國的「西學」完全不同。

  上述九個子計畫廣及各專業知識領域,最大關連、也是最基層的關聯即「轉型」二字——探討從傳統到近代的轉型。各研究環環相扣,皆從近代中國知識的傳承、吸收、轉型、變異、斷裂,找尋傳統「過渡」到現代的發展跡向。這樣的觀察與研究,將更細微了解知識在「轉型」、「傳播」過程的種種發展,有助於理解歷史發展事實與理論的建構。

四、共同成果的展現:

  三年期間,本主題計畫主辦(含共同主辦)過三次大型國際學術會議、三次小型國際學術會議、九次專題演講,並協辦「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近史所場次之「近代中國知識史」議題。期間擔任發表人、討論人的學者群超過七十人,並廣邀學界熟知的資深歷史學者、國際知名學者蒞臨發表論文與討論。以下表列各場次會議主題、相關資訊與發表人名單。

(一)大型國際會議

會議名稱 會議地點/時間 主辦單位

發表人
(依場次排列)

「近代中國知識轉型與知識傳播,1600-1949」學術研討會 上海復旦大學/2011.10.22-23 「近代中國知識轉型與知識傳播,1600-1949」主題計畫、復旦大學歷史學系、中外現代化進程研究中心 李梁、丘為君、李帆、黃克武、邱澎生、潘光哲、羅志田、陳力衛、孫江、阿梅龍、吳炳守、陳繼東、唐權、張仲民、沙培德、左玉河、高晞、章可、方維規、章清
“Cosmopolitanism in China, 1600-1950”(「天下主義/世界主義在中國,1600-1950」) 美國加州大學聖塔克魯茲分校/2012.09.07-08 「近代中國知識轉型與知識傳播,1600-1949」主題計畫、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Institute for Humanities Research、UCSC History Department Benjamin A. Elman、張壽安、Johan Elverskog、Tobie Meyer-Fong、王國斌、邱澎生、James D. Frankel、張哲嘉、R. Kent Guy、胡明輝、沙培德、章清、Stephen Roddy、劉淑琴、王斑、黃克武、汪暉、Lisa Rofel、孫江
“Questioning Modernity: Critical Engagement with Western Knowledge in Late Imperial and Republican China”(「質問現代性:晚期中華帝國與民國時期針對西學的批判性交涉」) 德國哥廷根大學/2013.11.22-24 「近代中國知識轉型與知識傳播,1600-1949」主題計畫、德國哥廷根大學東亞研究中心 (Centre for Modern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Göttingen) 張壽安、許紀霖、劉龍心、Marc Matten、孫江、Julia Schneider、林東、潘光哲、韓子奇、章清、Iwo Amelung、沙培德、Rebecca Karl、盧葦箐、胡明輝、張哲嘉、黃克武、吳展良、Axel Schneider、Christian Uhl、Viren Murthy、邱澎生、Leigh Jenco、范鑫

(二)小型國際會議

會議名稱 會議地點/時間 協辦單位

發表人
(依場次排列)

「近代中國知識轉型與知識傳播,1600-1949」學術研討會 中研院近史所/2011.06.17 「近代中國知識轉型與知識傳播,1600-1949」主題計畫 王爾敏、艾爾曼、夫馬進
「轉變中的近代法庭檢驗:跨學科的觀點」工作坊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2012.12.21 「近代中國知識轉型與知識傳播,1600-1949」主題計畫 吳一立、江存孝、陳重方、謝歆哲、張哲嘉、蕭旭智、蕭開平(特約演講)
「翻譯與概念形成」工作坊 中研院近史所/2013.10.07 「近代中國知識轉型與知識傳播,1600-1949」主題計畫 王宏志、章清、黃東蘭、湯志傑、陳建守

(三)「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近史所「近代中國知識史」場次

會議名稱 會議地點/時間 協辦單位

發表人
(依場次排列)

「近代中國知識史」場次 中研院近史所/
2012.06.20-21
「近代中國知識轉型與知識傳播,1600-1949」
主題計畫
羅志田、Iwo Amelung(阿梅龍)、Henrietta Harrison(沈艾娣)、鄭宗義、夏曉虹、狹間直樹、黃克武、張哲嘉、周绍明、Cynthia Brokaw(包筠雅)、Peter Zarrow(沙培德)、Robert Culp(高哲一)、Axel Schneider(施耐德)

  主題計畫結案後,已著手出版英文、中文研究論文集。英文論文集書名是 Cosmopolitanism in China, 1600-1950,由胡明輝教授、Prof. Stephen Roddy 合編,已送 Amherst, NY: Cambria Press 編印付梓中,預計 2015 年出版,以下是該書章節篇目:

Catalog:
Chapter 1: Introduction: Where Have All the Cosmopolitans Gone? / Minghui Hu and Johan Elverskog
Chapter 2: Early Modern or Late Imperial? The Crisis of Classical Philology in Eighteenth Century China / Benjamin Elman
Chapter 3: From Tool to Value: Academic Specializ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in Early Modern China / Chang So-an
Chapter 4: The Appointment of Tian Wenjing and Cosmopolitanism in Qing Provincial Government / R. Kent Guy
Chapter 5: Making Manchus and Muslims: Cosmopolitan Ideas in Qing China / James Frankel
Chapter 6: Toward a Buddhist Cosmopolitanism: The Pan-Asian Vision of Gong Zizhen / Stephen Roddy
Chapter 7: Yu Yue: A Pioneer of Pan-Asian Scholarly Networking / Stephen Roddy
Chapter 8: Migration, Cultural Encounter, and the Nation: The East Asian Interpretations of Sino-Babylonianism / Sun Jiang
Chapter 9: Why Culture? (I) Cosmopolitanism, The Age of “Awakening”, and the Great War of the 1910s / Wang Hui
Chapter 10: Why Culture? (II) The Crisis of Republicanism: the Great War of Thought of the 1910s / Wang Hui

  中文論文集的書名是《中國近代知識轉型與知識傳播,1600-1949》,目前正洽商出版,亦預計 2015 年出刊,暫定篇目如下:

黃克武,〈靈學與近代中國的知識轉型:民初知識分子對科學宗教與迷信的再思考〉
張哲嘉,〈清代檢驗典範的轉型:兼論骨學研究所反映的清代知識地圖〉
張壽安,〈從方法到學問:清代專門之學的興起〉
沙培德,〈知識傳播與集體認同之載體:歷史、記憶、教科書〉
潘光哲,〈科舉體制下的「西學」知識空間——以1890年代的湖南為例〉
邱澎生,〈律例本乎聖經:明清士人與官員的法律知識論述〉(本所國際會議論文)
胡明輝,〈近代西學輸入中國的三階段〉(本所國際會議論文)
孫江,〈佈魯門巴哈在東亞——「人分五种說」在東亞的傳播與文本之比較〉(本所國際會議論文)
章清,〈「策問」與科舉體制下對「西學」的接引——以〈中外策問大觀〉為中心〉
王爾敏,〈晚清實學所表現的學術轉型之過渡〉
孫慧敏,〈清末中國對律師制度的認識與引介〉
鄭宗義,〈中國近現代思想中的哲學〉
阿梅龍 (Iwo Amelung),〈晚清科舉制度與西學東漸〉
顧德曼 (Bryna Goodman),〈翻譯的煉金術:民國時期上海的「經濟學」〉
高哲一 (Robert Culp),〈定義現代性:《辭源》與現代中國語彙的創制〉
林郁沁 (Eugenia Lean),〈閨房裡的化學工業:民國初年的家庭製造知識與性別〉。

五、議題的前瞻展望:

  近代知識轉型與知識傳播,已逐漸成為國際學界關懷的議題,包括:美、德、中、日、韓等國都集結團隊進行研究,學術交流頻繁,也有相當成果的出版。關注的議題包含:概念、翻譯、建制、傳播、知識與權力、知識再生產、殖民文化與知識傳播等。

  三年間,主題計畫獲得蔣經國學術基金會支助,分別與上海復旦大學、美國加州大學、德國哥廷根大學合辦大型國際學術會議,開啟兩個重要的研究議題:“Cosmopolitanism in China, 1600-1950” (「天下主義/世界主義在中國,1600-
1950」)、“Questioning Modernity: Critical Engagement with Western Knowledge in Late Imperial and Republican China”(「質問現代性:晚期中華帝國與民國時期針對西學的批判性交涉」),已引起學界熱烈討論。九位子計畫負責人已各有書稿雛型,其中,胡明輝教授的專書已被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出版社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接受,將於 2015 年出版,其他專著也將陸續付梓。

  主題計畫也培育相關研究的博士生,張壽安教授指導的輔仁大學中文所博士候選人李智平先生,研究主題是「馬一浮與近代哲學的成立」,關注晚近經學到現代哲學的轉型;邱澎生教授指導兩位臺灣大學歷史所博士生,吳景傑先生研究主題是「明清法律知識的建構與傳播」;鹿智鈞先生研究主題是「清朝法律的實踐與調整——以『例』為中心的討論」。三人分別從知識轉型與傳播過程的視角,延伸出更多討論面向。

  目前,張壽安教授與胡明輝教授,已向美國國家科學學會提交新研究計畫,黃克武教授也與香港學界持續進行「翻譯與概念」計畫,其他學者也持續與日本、韓國、大陸進行多項學術研究。近代中國知識轉型與知識傳播是一個龐大的議題,我們竭誠歡迎各種不同知識專業的學者與年輕學子加入研究行列,繼續拓展研究的深度與廣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