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克武教授演講「迷信的誕生:俗世化與近代中國的知識轉型」紀要

 
講題: 迷信的誕生:俗世化與近代中國的知識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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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人: 黃克武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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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人: 潘光哲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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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者:
時間: 2015 年 3 月 12 日(四)下午 2:30 至 4:30
地點: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一樓中型會議室
撰寫人: 張雅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博士生)
刊登日期: 2015/03/12
 

  黃克武教授現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二十餘年來的研究環繞於嚴復思想對近代中國的影響,其關懷的核心主題是:嚴譯《天演論》所造成近代中國宇宙觀與歷史觀的轉變,及由此促成的思想變遷與知識轉型。黃教授透過考察觀念的建立與學科的形成,在近代「俗世化」(secularization) 或從「經學時代」到「科學時代」的思想脈絡下,觀察《天演論》及其後西方知識對中國造成的巨大衝擊。過去研究已論及社會學、歷史學、靈學等新興學科的出現,本次演講則以「迷信」觀念的形成至「迷信學」的成立為線索,探討俗世化與近代中國知識轉型的問題。

「俗世化」的問題

  黃教授首先談到「俗世化」以及「俗世化」理論在中國的適用性。「俗世化」是韋伯 (Max Weber, 1864-1920) 所謂「理性化」與「除魅」的過程,意指人類逐漸消除宗教信仰,進入「理性」主導的科學時代。以往研究多從現代社會形成的角度,強調宗教、迷信的退卻,科學、理性的昂揚。此一觀點近年來受到中外學者的挑戰,討論面向涉及理論內涵與適用性,以及對西方俗世化的批判。

  例如 Charles Taylor 在 A Secular Age 中,探討西方十六世紀至二十世紀重大的思想轉變過程,指出俗世化並未扼殺宗教,而科學有時反而強化信仰,俗世化的許多思想根源其實來自宗教。José Casanova 的 “Rethinking Secularization: A Global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一文,也從全球化視野與多元現代性的角度重新審視「俗世化」,指出俗世化在各地實有不同的樣貌,關懷重心應放在各地如何回應西方俗世現代性的挑戰,探討在地人如何重新詮釋固有宗教傳統。

  余英時、黃進興、墨子刻 (Thomas A. Metzger) 等學者則從全球視野下軸心文明的「哲學突破」與「比較文化史」觀點,探討中國傳統文化的特點、中西文化差異,以及此一差異對近代中國俗世化的影響。這些討論均指向以「俗世化」概念來觀察近代中國的變化,仍是一項極富挑戰性的工作。而黃教授認為,從「歷史化」的角度,討論中國知識界如何因應西方科學與俗世現代性之挑戰,應可加深對此一議題的認識。

從「迷信」到「迷信學」

  接著,黃教授從「迷信」觀念內涵之演變,到「迷信學」新學科的成立,考察近代中國思想界在西方科學衝擊下所經歷的「俗世化」過程。黃教授指出,傳統文獻中「迷信」的意涵多元且變化不定,端視語境而有不同。除了意指思想上信仰內容正確與否外,「迷信」一詞也有政治意涵,泛指與官方祀典不同的信仰和行為。儘管這些意涵多端,大致上仍可歸為與儒家「天地人」的宇宙觀及「非其鬼而祭之,諂也」等正統觀念相對的某種範疇。清末與「科學」相對應的「迷信」觀念由日本傳入,傳統意涵並未銷聲匿跡,而是與新名詞混用。自清末至民初,範圍更擴大至凡與「理性」產生矛盾的,便屬「迷信」。這也反映出中國從「經學時代」轉變至「科學時代」,儒家理念與科學思想先後成為「迷信」的判準。

  然而,二十世紀中國思想界對「宗教」、「迷信」、「科學」的看法並非單一,大致可歸納出兩條思路:一是「五四啟蒙論述」,將「宗教」與「迷信」等同,而與「科學」相對;另一為「反五四啟蒙論述」,開始將「宗教」與「迷信」區隔,認為「科學」可掃除「迷信」,但「科學」有其限度,「宗教」有其價值。後一思路在 1920、1930 年代「破除迷信運動」的背景下,引發著手宗教與迷信學術研究的呼籲,繼而成立了「宗教學」、「迷信學」。受西方宗教學、人類學影響的江紹原、許地山等人,即為倡導研究的先驅。

  最後,黃教授指出,自江紹原提倡迷信研究起,時至今日,「宗教」與「迷信」應如何甄別,仍未取得共識。嘗試釐清「迷信」在不同情境下的意涵與時代變動之間的關係,也許有助於認識何謂「迷信」的問題。

歷史學者作為公民的社會責任

  近史所副研究員潘光哲教授首先回應,指出「歷史化」概念的研究,讓人得以理解身處的世界中,那些想當然耳、以為永恆真理的概念,原來只是在地歷史與社會結構的偶然產物;中西古今思想交融之下,可以生發或與現實一致、或逼近歷史樣態的意義,為自身在當下倡言立說或展開行動尋得正當性。繼之論及歷史學者在確立脈絡時,要能東西兼視、上下貫通,更要下足陳寅恪「重在精確,不嫌瑣細」的功夫。此外也提醒,資料庫為現代學者提供了一個便利,但卻也有其侷限,須留意所建構出的歷史場景與原來現實之間可能會有很大的距離。

  黃教授同意潘教授的看法,並進一步指出「迷信」在近代中國政治社會發展中為一核心性的概念,不僅僅只是一種思想而已;這種思想會牽涉成千上萬人的命運與生活。這一議題不但宗教史學者必須探討,思想史、概念史學者也應該加以著力,因為知識界的辯論可以塑造時代氣氛,影響政府制定辦法,確定何者是真正的宗教,應該給予保障;何者則是迷信,應該禁止。

宗教史與概念史的觀點

  近史所研究員康豹教授指出,高萬桑 (Vincent Goossaert) 的 “1898: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for Chinese Religion?” 一文,及其與宗樹人 (David A. Palmer) 合著之 The Religious Question in Modern China 導論,曾深入討論「迷信」此一概念如何傳到中國以及造成的影響,可供參考。此外,他提出宗教史與概念史是否有必要嚴格區別的問題。若有區別的話,可能在於宗教史學者不會去界定何謂真正的宗教、何謂「迷信」,並憂心這些「迷信」為何無法根除。另外還問道,「迷信」是否必須透過世俗化來理解?認為對「迷信」的出現有較大影響的是「宗教」這個概念,從探討基督教思想傳入以及「宗教」的出現來對比「迷信」,或許更能掌握「迷信」這個概念的時代背景意義。

  黃教授回應,宗教史與概念史兩者的研究取向不一定要有什麼區分,重要的是能夠解決什麼問題。宗教史的視角往往認為「宗教」與「迷信」是相對相生的概念,此點無疑是正確的;然而概念史則希望擴大歷史視野。從世俗化的角度來看,迷信的出現有其複雜的歷史背景,它不是單一的,而是與「宗教」、「科學」、「哲學」等概念交織互動,並涉及傳統之延續與變遷,以及學科體制的發展等。黃教授希望將此一課題放入更大的架構,採取更廣的角度,以期更清楚觀察「迷信」在近代的演變樣貌。

實證主義與其他

  近史所副研究員余敏玲教授提問,清末民初有關「迷信」的討論與實證主義的關聯有多強?民族所副研究員劉紹華教授則問演講中提及 1949 年之前「迷信」的討論是與「宗教」一起,之後卻更多地與「封建」結合,應如何理解這種現象?近史所副研究員葉其忠教授談到,如此「歷史化」所得是相對化的理解,無法讓人據以甄別真偽,更遑論辯論或行動。

  黃教授一一回應。首先,「迷信」的討論確實牽涉實證主義在中國引介的歷程,基本上與五四運動的科學主義相關。不過,嚴格意義上的實證主義從未被中國人完全接受。以嚴復而言,他對科學的質疑、宗教的肯定、靈學的追求,都是對實證主義的批判與反省。其次,1949 年之後「迷信」的演變還須進一步探究。最後黃教授指出,詞彙的建構是在歷史過程中由許多人漸漸演變創造出來的。其間各人立場不同,賦予詞彙的意義也有別。透過各個時代、不同詞彙的意義來看歷史演變,能夠使人思索當下處境並做出決斷。

  本場演講引發熱烈討論,與會學者紛紛提出許多足供深省的論點。黃教授總結道,宗教與迷信關係複雜,歷史上每個人往往各行己路,自認有理據者便將異己貼上貶抑性的「迷信」標籤;宗教界人士、有信仰的人也對何謂「智信」、何謂「迷信」各有看法。此一研究所做「歷史化」迷信的工作,或許有助於處理當下有關「迷信」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