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熙遠教授演講「明清檔案相關研究二帖」紀要

 
講題: 明清檔案相關研究二帖: 一、依違廟堂與江湖之間——明清之際保標行跡考 二、天朝大燕——太和殿筵宴座次圖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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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人: 陳熙遠教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兼檔案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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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2015 年 3 月 2 日(一)上午 10:00 至 12:00
地點: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文物陳列館五樓會議室
撰寫人: 何幸真(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
刊登日期: 2015/03/02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104 年度的第四次學術講論會由陳熙遠教授主講。陳教授長期關注「大傳統」與「小傳統」在明清社會文化中的互動關係,過去已從節慶文化、日常生活、文化景觀等層面進行探討;近年則積極利用史語所收藏的明清檔案,作為開展研究、發掘新議題的重要材料。此次演講「明清之際保標行跡」和「太和殿筵宴座次圖」兩個議題,即從明清檔案材料的考察中發展而來。

  在關於明清之際保標的討論中,陳教授指出,以往研究多從稗官野史發掘相關線索,而他則嘗試利用檔案史料考察明清之際的保標活動,以及國家將其收編為禦外戰力的過程。

  陳教授認為,山東臨清是明代保標的重要發祥地。臨清位處京杭大運河樞紐的地理條件,使之成為南方物資北運的必經之地,並發展出繁盛的商貿活動;而北方京省對南方標布的大量需求,則刺激了當地保標活動的發展,進而形成一股標誌性的、受到其他地區注目的武力。明清時期不少筆記或方志,都提到了江南棉織與北方「布商標客」之間的生計依存關係。在標布北運的過程中,為確保貨物安全送達的保全武力也應運而生。陳教授以明萬曆年間成書之《金瓶梅》中有關標船的敘述作為佐證,認為小說的故事舞臺清河縣,反映的實為明代山東臨清;而西門慶旗下的標船,則反映了萬曆時期標布運護人力在此類貿易活動中,已成為重要的需求和常見的配置。

  到了晚明,朝廷面對遼東邊關女真勢力的威脅,需要更多能與之抗衡的兵力;此時臨清的保標和少林僧兵、河南毛葫蘆兵等民間武力,便成為一些官員提議收編利用的兵源。陳教授由明代檔案中的官員奏議,勾勒出從提議收編保標武力到實際將之用為戰力,這段過程當中的些許片段。從中亦可見此類為臨時應急而由江湖武力轉變為廟堂軍力的兵源,終究不足以成為國家贏得戰爭的助力,無法挽救明朝滅亡的命運。有趣的是,到了晚清,保標武力又再度受到官員的注意,並被視為可供國家收編的應急戰力。

  接著「天朝大燕」的講題,則是由清代檔案中意外發現的一張太和殿筵宴座次圖而展開的。這張座次圖與現存刊刻之《大清會典圖》、《禮部則例》附圖皆有明顯差異,且有明顯的塗改痕跡。經過紅外線掃描技術還其原貌後,陳教授發現這張圖實是某場筵宴的座次圖,經過塗改後,又被運用於另一場筵宴的座次安排,不啻為「一檔兩案」。那麼,這份圖檔的用途與定位是什麼?而共存於同一張圖檔的這兩場筵宴,又分別在何時、為何而舉辦?為解決這些問題,陳教授遂對清代宮廷大宴的規制及其舉辦次數、頻率進行梳理,並從中發現規制與實踐之間存在著不少落差。

  「皇帝三大節」(元旦、萬壽、冬至)的慶典,是清代最重要、規格最高的國家慶典。按照禮制規範,三節受賀後,皇帝依例賜宴。這類筵宴舉行的地點即是太和殿。太和殿筵宴的布局由殿內一路擴及整個太和殿廣場,宴席座次的安排更展現了政治倫理的位階,乃至皇朝掌控的天下秩序。不過,若考察《清實錄》及相關檔案的記載,便可發現所謂的三大節慶典及後續筵宴,其實並未年年舉行。歷任皇帝除了會在遭逢負面事件時取消慶典,也可能基於元旦、冬至的時間相近,而取消冬至的典禮。在禮成之後舉辦筵宴的次數,則又更少,其中萬壽節舉辦筵宴的時間,亦呈現出以皇帝旬壽為主的傾向。

  從原始圖檔中安排了「后父」、「后父族屬」的席位可知,該圖應是作為皇帝大婚筵宴的座次圖。清代皇帝在即位後方舉行婚禮者,只有順治帝(1643-1661 在位)、康熙帝(1661-1722 在位)、同治帝(1861-1875 在位)、光緒帝(1875-1908 在位)四位。從圖中對「起居注官」席次的安排,可知該次大婚應是舉行於康熙九年 (1670) 設立起居注官以後,遂可排除在此之前便已完成大婚的順治、康熙二帝;而圖檔中的席位安排,又與光緒二十五年 (1899)《清會典圖》的規制有著明顯差異。故陳教授據此斷定,該圖應是作為同治十一年 (1872) 大婚筵宴席次的草稿;之後的塗改,則是準備以該圖作為底稿,預擬安排皇帝二十歲萬壽聖節的筵宴席次。只不過事與願違,同治帝在二十聖誕之前已然作古。

  在演講之後的提問與討論中,曾以〈保標考〉一文考訂「保標」一詞本源及其與標布客商關係的陳國棟教授,指出明清保標的發展,與明代的標布貿易、清代的金融業都有關係。官方除了設法控管這群擁有武力的地方人士,又必須容許其存在,以分擔政府的職能。此外,商人建立私人武力的時間應可回溯至更早,如晉朝的石崇 (249-30),不過較普遍、制度化的發展可能是在明代;而商人群體對武力的重視,也反映在他們自身也研習武藝的情況上,如徽商就發展出自己的「武功秘笈」。陳國棟教授也提出,在明代嘉靖大倭寇時期,許多地區都開始發展自己的地方武力;再者,考量到保標與響馬同源的情況,臨清人不見得以保標為其唯一正職。

  陳熙遠教授對此回應道,明代臨清地區的保標,其實存有一種「標籤化」的傾向。也就是說,雖然明代官方文獻提及的保標皆與臨清有關,但所謂的保標(包括募集自臨清地區者)卻不見得都是臨清人。陳教授也表示,明代官員奏疏中雖欲以臨清保標充作兵員,彌補軍力不足,不過是否能在臨清當地募集到疏中所聲稱的人數,其實不無疑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