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韻秋教授演講「天下名勝的私家化：談清代嘉、道年間自傳體紀遊圖譜的興起」紀要

　　梅韻秋教授為史丹佛大學博士，現為清華大學通識中心助理教授，2015 年 2 月至 7 月於中研院史語所擔任訪問學者。梅教授長年戮力於十九世紀中國藝術史的研究，一個過去認為缺乏大師與傑作的時代，也是學者投入較少、被視為藝術史中相對成就低落的時期。

　　梅教授認為帶有集體創作性質的自傳體紀遊圖譜是此時新興、值得研究者注意的類型，並企圖藉由研究圖譜，重新思考十九世紀中國藝術史的成就與特色。這類作品以傳主個人一生遊歷為經緯，大抵依事件時序結合名勝山水圖、宦遊圖等圖繪傳統繪製而成，並帶有強烈自傳色彩。類似性質的作品從十六世紀開始出現，至十九世紀上半葉，數量變多，規模也更宏大，例如麟慶 (1791-1846)《鴻雪因緣圖記》分上、中、下三集刊刻印行，內容有 240 幅圖，製作規模最大。

　　在討論這類盛行於十九世紀上半葉自傳紀遊圖譜的特色與此現象可能揭示的意義，梅教授提示了幾個與之相關的圖繪傳統，作為對照討論的基礎。首先是天下名勝圖的系統，此種圖像類型起於十六世紀中葉，至十七世紀臻於全盛，一時之間有多部大規模私修私刻的天下名勝圖譜問世，例如萬曆三十五年 (1607)《三才圖會》、萬曆三十七年 (1609)《新鐫海內奇觀》、崇禎六年 (1633)《名山勝概》等。至十八世紀，則是由官方主導編纂，內容主要以皇帝巡行活動為對象，故所收錄的地理範圍是有局限的，例如乾隆三十六年 (1771)《南巡盛典》、嘉慶十七年 (1812)《西巡盛典》。

　　而十九世紀自傳性紀遊圖譜的選景構圖，以《鴻雪因緣圖記》為例，援用《南巡盛典》或者地方志中的圖像，並且在此基礎之上，結合年譜，再加入其他元素，像是描繪人物（傳主本人或相關人員）活動，如遊蹤、訪碑、訪勝等。值得留意的是，與《南巡盛典》這類單一旅行路線作品不同之處在於，這些自傳紀遊圖譜為傳主畢生遊歷集結，因此書中涉及的地理區域範圍廣泛，遊歷路線也相對複雜。

　　另一個重要的特點則為這類圖譜被歸屬類型的轉變，在知識系統的分類中，十七世紀流行的天下名勝圖譜多屬「史部地理」或「子部類書」類，十八世紀一變而為「史部政書」類，至於十九世紀上半葉發展出來的自傳體名勝圖譜，則被歸入「史部傳記」類。梅教授認為，此著述之體的變化亦呼應了天下名勝圖譜在有清一代的重大轉型，即由「帝國化」轉為「私家化」。

　　在這些自傳紀遊圖譜中，傳主的活動並不限於尋幽訪勝，而有半數與其生平仕宦履歷有關，這顯然已超出傳統名勝圖譜描摹的範疇，故梅教授要討論的第二個傳統為宦遊圖系統。此類圖繪傳統悠久，目前傳世最早的手卷作品為宋元之際的〈趙遹瀘南平夷圖卷〉（Nelson Atkins Art Museum 收藏），此畫傳主身分未知，然所描繪內容為傳主一生重要仕途經歷，依序為從家園祭祖辭行、進京入朝、備戰、征討等。此種從家族為始，隨著個人際遇而擴大至國家、天下的架構，基本上為明代作品繼承，如〈王瓊事蹟圖冊〉（中國國家博物館藏）、〈徐顯卿宦跡圖〉（北京故宮藏）等。

　　這些十六世紀的圖冊製作規模約在 25 至 45 幅左右不等，以傳主在各地的活動事蹟為主題，究其畫面表現，對地標性建築如紫禁城、孔廟等的描寫雖清晰可辨，然對山水的描繪仍處於概念與想像的層次，與實景關聯度不高。此外，這類宦跡圖有傳主宣傳自己治績的作用，因此不乏出現百姓感念官員德政的名宦祠、甚至是替傳主設立生祠等題材。在尤侗《年譜圖詠》（刊本，1694 年序及跋），可見到一些自傳體紀遊圖譜的先聲。《年譜圖詠》內容皆有紀年與更清晰的系統分類意識，結構與題材可分為傳主小像、年譜圖、行樂圖；內容安排亦循前述，由家庭人倫、任官治績到進京入朝。在行樂紀遊題材上，可見對名勝圖繪的援用，唯於全書所占比例不高；同時，出現了前代所無的新興題材：選入時事以及描繪家族墳塋。這些新的嘗試在十九世紀自傳式紀遊圖譜中得到更全面的發展。

　　十九世紀自傳紀遊圖譜以傳主經歷為中心，結合名勝圖、宦跡圖的傳統製作，然而有別於以往繪製過程參與者不明，此時的圖譜製作具有集體創作的特色。梅教授指出十九世紀上半葉製作的幾部圖譜，傳主不同，但是參與製作者與題跋者多有重疊，顯示當時有一特定群體熱衷於這種圖譜的製作。這類集體創作的現象，或可回溯到十八世紀清代宮廷畫，如《南巡盛典》，只是對象從帝王巡訪的路線，轉為個人仕宦、遊歷經歷的紀錄。

　　梅教授認為根據這些圖譜的表現特色，大抵可歸納為三種類型：其一，接近《南巡盛典》系統，如劉愔《悟薌亭畫稿》。作品不描繪人物活動，而是劉愔至各地遊歷所見名勝，跨六個省份，結構上可分為：家鄉、任官、遊歷之地。這類作品在版面格式多見對《南巡盛典》的援用，可以說繼承了宮廷的傳統，但是又可從畫面細節的添加中看到傳主的實際遊歷經驗，例如訪碑所見碑文，此亦十九世紀盛行的活動。其二，為行樂圖類型，如廣玉撰、張寶繪《盛世良圖紀》。其三，為傳記與紀遊、紀行混合的類型，如張寶《泛槎圖》、張維屏《花甲閒談》、麟慶《鴻雪因緣圖記》等。這類作品在描繪各地名勝時，明顯可見援用自《南巡盛典》等宮廷殿版圖樣。題材選擇上，也都加入家族先祖墳塋與時事題材。

　　至於這類自傳紀遊圖譜在十九世紀盛行的原因，梅教授推測或可從兩方面考慮：一為此時傳統宦跡圖內容過分自譽，受到時人譏笑，由是加入紀遊內容或許可以沖淡宦跡圖的色彩。其二，這些自傳紀遊圖譜的傳主，以滿人的比例居高，考慮到內容對於家族先祖的追思，與對時局的感懷，可能是一種族群危機意識的投射。

　　演講後的討論十分熱烈，主要集中在如何理解十九世紀自傳體紀遊圖譜出現的意義。由於上述圖譜不少以刻本出版，因此「觀眾是誰」便令人好奇。此外，巫仁恕教授提出從消費文化理解的可能性，或許傳主的人生遊歷是一個賣點，從此角度來說宦跡圖藉由加入名勝圖而產生的「變體」，也可能是基於市場考慮。此外，這些刊本圖譜的品質皆有講究，如《鴻雪因緣圖記》於揚州刊刻，背後牽涉到十八至十九世紀出版文化產業的動向發展。臺灣師範大學藝術史研究所林麗江教授指出，此圖譜後來更出了尺寸縮小的石印本，其出版脈絡與刻本已經不同，也值得再進一步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