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凡真教授演講「十八世紀八十年代朝鮮使臣與清廷『筵宴朝正外藩禮』的變化」紀要

 
講題: 十八世紀八十年代朝鮮使臣與清廷「筵宴朝正外藩禮」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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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人: 丘凡真 (구범진) 教授(韓國首爾大學東洋史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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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祝平一教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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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者:
時間: 2015 年 12 月 2 日(三)上午 10:00 至下午 12:00
地點: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文物陳列館五樓會議室
撰寫人: 吳政緯(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博士生)
刊登日期: 2015/12/02
 

  丘凡真教授現任教於韓國首爾大學東洋史學系,本次演講旨在探討 1780 年代清朝官方接待朝鮮使臣的禮儀;透過禮儀形制的改變,分析背後的動機,並反思清乾隆朝處理外交關係的策略。丘教授長期關心清代財政史,約十年前開始將重心轉移到中朝關係史,同時著眼於清代帝國的性質。2012 年結集其研究成果,由韓國的民音社 (민음사) 出版專著《清朝,奇美拉的帝國》(청나라, 키메라의제국)。

  貫穿明清兩代,朝鮮堪稱中國最重要的朝貢國。朝鮮使臣出於各種外交目的,年年出使中國,絡繹於途。除了特殊的使行,如謝恩使、請求冊封等名目外,朝鮮按例固定派遣使臣,在明洪武至嘉靖年間是「正朝、聖節、千秋」,從嘉靖到崇禎年間是「冬至、聖節、千秋」,都是一年三貢。相形之下,朝鮮成為清朝的朝貢國後,崇德年間增加了「年貢」,改為一年四貢。直到清軍入關,中原大勢底定,順治初年才合併為一,稱為「三節年貢行」(入貢時期則元旦),此後例行的使行只有一年一行,由此可見明清之間的變化。

  更為具體的案例,如朝鮮祝賀明清兩代皇帝聖節的方式。明代會固定派遣聖節使,祝賀皇帝生日。清崇德年間仍沿襲明代的辦法,但自順治年間「並貢」之後,清朝允許朝鮮不用派遣使臣來朝,只要由三節年貢行,或「提前」或「遲期」,順便祝賀即可。

  朝鮮官方既然有一套派遣使臣的故事,中國官方自然也有接待使節團的定例。明清兩朝固定的接待方式是「頒賞」、「筵宴」,前者的對象上至朝鮮使節團的正使、副使、書狀官,下至隨行的從人在內;筵宴則分為兩次,一是使節團抵達北京後的「下馬宴」,以及離京前的「上馬宴」。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接待辦法在 1780 年代產生變化。首先,乾隆四十七年 (1782) 正月, 乾隆皇帝(1735-1796 在位)特恩讓朝鮮使節入紫光閣等處御宴,並每日隨看煙火、雜技。乾隆四十八年 (1783) 後,乾隆皇帝又讓朝鮮使節入保和殿除夕宴。這種格外的賞宴,此後並沒有停止,情況基本相同。因此,在原本例行的「上馬」、「下馬」之宴外,這些特恩情形下得有的活動,逐漸成為新的慣例。

  如果只從中朝兩國關係來看,乾隆皇帝對朝鮮使臣的加恩禮遇,與朝鮮正祖(1776-1800在位)當時的「事大誠意」密切相關。明清鼎革,朝鮮改服清曆,但朝鮮統治階層與基層士人仍不忘明朝,因此在對清使行上並不熱衷。在這樣的背景下,朝鮮正祖可以說是轉變中朝交往的代表人物。乾隆四十五年 (1780),朝鮮正祖派遣進賀聖節的「特使」,為順治年間並貢之後,朝鮮使臣首次參加萬壽節當天的慶賀典禮。乾隆四十五年在熱河的事例,是為清朝「字小特恩」的濫觴。根據當時參加使行的朴趾源 (1737-1805)《熱河日記》的記載,使臣在熱河隨二、三品大臣之班行禮,拜見了班禪額爾德尼,隨著清朝大臣看戲,並獲得不少加恩特賞。這些格外優厚的接待禮,其實是往後乾隆四十七年正月以降各種事例的前兆,可以說清朝對朝鮮的種種禮遇,是兩國外交關係逐漸改善的結果。

  除此之外,如果審視同時期清朝接待外藩蒙古的禮儀,更得以從不同的角度理解朝鮮的案例。相較於朝鮮派使代表國王覲見,外藩蒙古(內、外扎薩克)的王、貝勒等,都是親自來朝覲見。清朝入關以前,尚沒有制度化的辦法,入關後才定年節(元旦)來京朝賀。然而,由於外藩蒙古的成員頗眾,加上地域遼闊,因此有了「年節分班朝覲」的制度;也就是將各地區分為幾批,依序來朝。清朝接待外藩蒙古分班循環來朝的辦法,於乾隆朝後期逐漸擴大朝覲的範圍,使更多藩屬部落得以來京。至於清朝接待外藩蒙古的「筵宴朝正外藩禮」,康熙年間,每年必設「三大外藩宴禮」。第一宴是除夕,在保和殿;第二宴是正月十四,在暢春園;第三宴是正月十五,同在暢春園。這個情形,在乾隆朝亦產生變化。首先是「三大外藩宴禮」日子與地點的變化,第一是除夕宴,設在保和殿;第二是歲初宴,在紫光閣;第三是上元宴,在正大光明殿。此外,又「加宴數次」,額外恩賞之宴不斷。

  丘教授的目光則聚焦於乾隆朝的筵宴朝正外藩禮。根據朝鮮史料《同文彙考》、清朝的《實錄》、《起居注》,乾隆四十七年正月,清廷首次允許來自朝鮮、琉球、南掌、暹羅的使臣,參加歲初宴和上元宴。此後,但凡舉辦歲初宴、上元宴,為朝賀而來的朝鮮使臣和為朝覲而來的回部各城伯克官員,都會受邀參加。不僅如此,自乾隆四十八年十二月開始,朝鮮使臣還年年受邀參加清廷在保和殿舉行的除夕宴。前述朝鮮使臣屢蒙乾隆帝特恩賞宴,其實也就是乾隆皇帝擴大了「三大外藩宴禮」參宴人員範圍的結果。此事正濫觴於乾隆四十五年在熱河舉辦的大壽慶典,這是朝鮮使臣首次參加清廷為外藩蒙古準備的宴禮。因此,以乾隆四十五年為界分析,乾隆三十年代「三大外藩宴禮」的參與者,惟外藩蒙古的王公、貝勒、貝子,新疆納入版圖後,回部的王公也在參宴之列;至乾隆四十五年以降,清朝官方逐漸將年班土司、年班伯克與以朝鮮為首的主要朝貢國使臣加入此活動中。丘教授認為原本由外藩王公獨享的儀禮,轉變為一個地不分南北、中外的開放式宴禮,象徵著當時萬國來朝的盛世氣象,而乾隆皇帝在此過程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

  事實上,乾隆皇帝改變筵宴朝正外藩禮的用心,從其對「歷代帝王廟」的入祀標準及相關言論,亦可嗅出端倪。歷代帝王廟,自明嘉靖二十四年 (1545) 以來,夷狄王朝的君王沒有入祀資格。簡言之,在明代時人的認知中,夷狄創建的朝代不代表中華正統。相形之下,清人入關後,清廷將遼、金、元幾位帝王入祀歷代帝王廟,試圖改變明朝原本的設置。值得注意的是,乾隆四十九年 (1784),乾隆皇帝決定,將南北朝、五代時期幾個偏安王朝的君王,增祀入廟。丘教授注意到,關於增祀的理由,乾隆皇帝表示倘若遼、金兩朝帝王能夠入祀,而漢人偏安王朝未能入祀,則「未免區分南北,意存軒輊」。在乾隆皇帝心中,「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也。非南北中外所得私」。由此,解釋了清朝官方接待朝鮮使臣禮儀的改制,以及外藩筵宴朝正外藩禮的變化,乃乾隆皇帝一手安排的宴禮,彰顯萬國來朝的上國風光。

  演講結束後,現場提問踴躍。中研院史語所副研究員張谷銘教授好奇清朝如何看待蒙古、朝鮮,因為朝鮮算是朝貢國,蒙古較像清朝的成員 (member),兩者的差異,與禮儀合併之間的關係為何?其次,朝鮮使臣在朝覲時的班次何在?最後,乾隆皇帝如此安排,是否與當時的社會、政治危機有關,尤其是回民的問題。主持人中研院史語所研究員祝平一教授指出,乾隆是在乎形象的帝王,在這種特殊的朝覲場合,或許有一些可以參考的圖像留存,不知能否找到?也好奇清代的朝鮮人何以如此忠心於明朝?丘教授針對上述提問逐一回應。問題與回應,都令與會者從不同的角度,更加認識乾隆朝後期朝覲儀典的新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