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社會史史料研讀會」第二次討論會紀要

　　明代社會史史料研讀會此次邀請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東亞語文與文化系周啟榮教授演講，題目為「商業印刷與知識生產：明代士商文化與『士商社會』的形成」。周教授提到，過去十幾年他一直在思考如何表述明清的中國社會，他發現「商業印刷和知識生產」是觀察「儒家文化轉型與社會結構轉變」的一個視角，由此可以探討「士商社會的形成」，進而討論「現代性」問題。

　　周教授將此次演講的重點置於明代，從明代以前的四民異業分疏，指出在制度上，唐代的士人、庶人不兼業，宋代的官吏、商賈不兼業，且工、商業者不許應試；至明代，由於捐納制度與出賣出仕資格，以及生員身分從宋代的有期限性轉變為明代的終身制，士商兼業有了制度上的合法基礎。另外，現實上的需要也使士商兼業的情況更為普遍。各府州縣學生員額的增加造成明代生員階層膨脹，同時也意味著科考成功率的下降。在明代，考上進士平均年齡在四十歲，考上進士前為維持生計使兼任需求提高，也造就了亦士亦商的現實。

　　因投考科舉需要大量的金錢投資，其中包括培養成為讀書人及入京趕考的旅費；而官員子弟為了維持其家族地位，也需要大量投資商業，而有「吳中縉紳士大夫多以貨殖為急」的說法。清人沈垚也提到：「古者士之子恆為士，後世商之子方能為士，此宋元明以來變遷之大較也。」至明晚期，常出現士、商並論，許多記載都只提士商，略去農、工，如《明熹宗實錄》：「不論官民、士商、男女、老幼，一體賑救。」

　　周教授認為，此種士商並論的轉變，亦與明代士人職業身分與道德修養的分途有關。在宋代，士與官的志業程序乃為修身、齊家、治國，著重於士的道德表現；而明代士人階層的膨脹與士人職業與身分的分化，如塾師、商賈、幕衙、醫、卜算、賣文、印刷、書業……等，各種兼業造就了文化知識的商品化。也就是說，他們以士的「身分與資格」進行商的「貿易與知識文化服務」。周教授在此提出一個問題：士、商合流產生了什麼文化？他認為，其一重點為士商（人）與帝國（空間）互動所產生的文化。

　　明中期以來，國際貿易與明帝國商業化持續擴大，長程貿易與客商流動增加了對地理知識的需求，由此帶動了商業印刷。這些旅客群體包括了官吏、士人（考生、幕友、塾師）、客商、僧道、香客及流動勞工等，他們對旅行知識的需求使路程指引類的書籍市場擴大。除了地理知識刊物（如官方書籍、方志圖經、山志，以及日用類書中的「天下路程」書籍）之外，十六世紀後半期開始出現水陸路程的專門刊本，如黃汴《一統路程圖記》，此書成為許多後出文本的範例。另外，許多書籍封面上皆出現「士商便覽」、「士商必攜」字樣，為出版商瞄準讀者所使用的宣傳策略。

　　接著，周教授從帝國空間的管理及市場網路兩個面向，來觀察明帝國的地理知識。在南京文林閣程春宇《士商類要》中，有帝國空間的知識，如輿地圖說、九州圖說、九邊圖說，說明歷代地名的轉變；還有地理和歷史知識。此外，在說明旅行路線的部分，按照商業網絡組織所列的 24 條路線，皆以徽州、杭州、蘇州為起點。其中前八條線以徽州為起點，彰顯徽州地方士商的重要性；而第一條線是由徽州到北京，意味著帝國還是重要的，但市場地理明顯凌駕於帝國地理。

　　在《士商類要》中，道德規勸也有一定的篇幅。「士商規略」強調為士為商必須遵守法律，「為客十要」說明做為外來者的行為與禮節；也有許多勤儉、孝順等一般性的道德訓戒，而「戒嫖西江月」、「醒迷錄」則記述了對賭博、嫖妓的忠告，在這些篇章中皆強調追尋財富必須有其合法性。相對於《士商類要》，《萬寶全書》是一般的日用類書，目的是面向所有四民讀者，其內容越豐富越受歡迎，因此涵蓋了許多風月、娛樂、房中內容。在士商合流的文化之下，上述刊本選擇了通俗的語言風格，不用艱深的文體、不引經據典，以北方官話為主，運用接近口語的淺白文字，並且也有商人間特定的流行用語。

　　最後，周教授為此次演講作結，明代士商類的商業刊本是明清「士商社會」格局下出現的一種「士商文化」。出版針對士商讀者的書，就是士商文化的具體表現。這樣的文化指的是士商知識重疊，士商以通俗的語言交流，社會上亦肯定士商的價值，也出現了屬於士商的市民文學。晚明很多反映世情的小說、戲曲作品，都與士商生活有關。至清代，士商社會的發展加速，中國社會由漢唐武士門閥社會，至宋元明初文士官族社會，最後於明清完成由士轉向商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