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社會史史料研讀會」第四次討論會紀要

　　戴思哲教授現任教於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歷史系，主要的研究領域在於地方志與法律史，尤其是西北地區的地方研究。2015 年，在哈佛大學出版的新書 Writing, Publishing, and Reading Local Gazetters in Imperial China, 1100-1700，是第一部以英文書寫，關於方志的全面性研究，此次戴教授演講的主要內容即介紹方志研究的各方面概況。

　　一開始，戴教授便指出方志研究如何增進我們對印刷、出版文化的理解。首先，方志中時常會記載刊刻所需的價錢，藉由這些資料，我們可以理解刊刻書籍的費用，以及刻工的工資。再者，方志也時常記錄現有藏書書目中所遺漏的書籍資訊，藉著梳理這些資訊，能夠使我們對於書籍出版有更完整的認識。第三，戴教授強調，透過方志中所記錄的刊刻地點、刻工姓名與刻工籍貫，可以動態地呈現刻匠刊刻的商業地圖。

　　接著，戴教授談到出版文化中相當重要的刻板問題，從方志木板的存放地開始，說明方志可能存放於三處：儒學的尊經閣，府、州、縣衙門的書庫，以及私家收藏，具體地勾勒出方志的實體位置。此外，戴教授也從方志的編纂動機出發，探討方志的第一手讀者，包括參與編修的人員、地方官員以及上級長官、贊助者、寫序的人等等。而當這些木板完成後，「再版」通常都是順應讀者的要求才會進行，有時是藏書家為了撰寫需求搜集方志，有時則是官員為了理解新上任的地方而要求刻印方志。

　　除了刻板存放以及再版的問題外，戴教授也細緻地探索方志閱讀的實際問題，包括現代研究者如何利用資料庫檢索方志、過去的士大夫是否可於書店購得方志，以及方志所設定的目標讀者可能是誰等問題。就檢索方面而言，因為方志一般不用府、州、縣作為書名，所以可以直接在漢籍、四庫全書等資料庫中搜尋地名來尋得方志；在販售地點的問題上，戴教授指出新刊刻的方志似乎沒有在書店販售，但舊的方志則有在書店被購得的例子，例如曹學佺（1574-1646）在 1623 年《大明一統名勝志》的序言中所提及的：「徵諸郡縣志……余宦金陵時購而有之」；最後，方志的目標群眾相當廣泛，除了大家所熟知的士大夫，根據史料，戴教授也發現閭閻里巷的平民、女子、宗教人士都可能是方志所預設的目標讀者，尤其配合 Wilt L. Idema、Beata Grant、Grace Fong 等教授的研究，可以發現江南女性讀者所閱讀的詩文與列女傳，在《宣府鎮志》、《甘鎮志》這些邊境的方志中仍會出現，此或許可以擴大我們對於女性讀者群體的想像。

　　最後，戴教授論及地方志的實際作用。首先，從《梅渡黃氏宗譜》裡黃振治抱怨方志貶低黃氏家族地位這個案例出發，戴教授認為在意社會地位的人的確會將方志視為對己身、對家族地位具有影響力的著作，而不只是地方資訊的介紹。再者，剛上任或快要調職的官員也會參考方志的內容，作為理解地方的管道，或者在書寫奏文時參考、引用方志所記載的內容。此外，方志也可以當作田地、稅額等法律資訊的記錄。戴教授提及，在許多案件中，由於府衙的腐敗，時常會有修改財產記錄的狀況，但方志一旦出版了就是公開獨立的記錄，是不能隨意修改的法律明證。最後戴教授指出，方志所隱含的歷史牽涉在地人的經驗，無論是當地人的財產、家族的歷史乃至稅的多寡，這些多面向的考慮，使得我們對於方志可以有更為複雜的理解。

　　演講結束，與談人中研院史語所副研究員陳熙遠教授簡單地整理出戴教授研究方志的特色。首先，陳教授延續戴教授最後的觀察，提及方志作為一種 “legal document”，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再者，陳教授從內藤湖南、章學誠的方志學脈絡說起，認為雖然許多研究者都有閱讀、使用方志材料的經驗，但因為學術習慣的緣故，往往將其當作「史料」來閱讀；而戴教授則從閱讀史中編輯、出版、讀者的角度重新觀看方志，賦予閱讀方志史料一個新角度。尤其戴教授對於副文本 (paratext) 的閱讀，從序文、刻工姓名、價錢等不起眼的旁側資訊著手，梳理了方志的刊刻、出版與流傳的過程，使得方志本身的重要性得以被看見。

　　接下來的提問相當踴躍。有與會者對戴教授最後方志使用的案例感到好奇，詢問戴教授如何觀察到這些生動的案例。戴教授回應，當我們只看方志時的確看不到地方的爭執，但如果配合其他材料（例如：地方的石碑），還是可以呈現出方志中隱而未顯的圖像。也有與會者對於刻工是否為家族性事業、人口流動的範圍提出疑問，戴教授說明自己的研究只是起步，未來或許可以經由資料的比對，呈現這些刻工的姓名全錄。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衣若蘭教授也就方志材料的擇選，以及方志預設讀者與實際讀者的可能落差進行提問。戴教授解釋，自己所選用的材料並無特定，大多是其親手翻閱得到的結果；而關於讀者群的可能落差，戴教授說明這是初步提出他觀察到的現象，還沒有具體的證據顯示方志的實際讀者為何，或許這也是值得進一步關注的方向。最後關於明代方志編纂所呈現的個人特色問題，戴教授回應，每一個方志都是獨特的，雖然方志編纂有其固定的程序，但也有許多地方人士私自編纂的方志最後成為官方正式的方志，是以方志並不因其官方、正式的性質就少了各自的色彩，依然是相當獨特的著作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