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正國教授演講「新友誼與新政治:譚嗣同與清末世界主義」紀要

 
講題: 新友誼與新政治:譚嗣同與清末世界主義
書名:
主講人: 陳正國教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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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呂妙芬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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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者:
時間: 2017 年 2 月 24 日(五)下午 3:00 至 5:00
地點: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研究大樓一樓會議室
撰寫人: 王一樵(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
刊登日期: 2017/2/24
 

  陳正國教授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此次演講講題為「新友誼與新政治:譚嗣同與清末世界主義」,聚焦在譚嗣同 (1865-1898) 的「友誼論」與世界主義面向,並嘗試用不同的研究取徑,重新審視譚氏的各種思想主張,進而提出不同的評價與看法。演講內容的特色可分為:譚嗣同的「友誼論」、「甲午世代」的人們,以及世界主義作為理解譚嗣同思想的脈絡等三個部分。陳教授首先點出,譚嗣同「浪漫主義」的形象非常強烈,具有鮮明的悲劇英雄形象,所以受到很多後人的關注。而其著作《仁學》中也不乏激進思想,具有時代先聲的獨特性。

  陳教授的演講重點是從世界主義角度來看譚嗣同的「友誼論」。陳教授首先提出,「友誼論」在歷史上的相關討論約略可區分為兩種途徑。第一、討論個體與個體之間的友誼,也就是自我與他者之間的友誼形式;第二、認為友誼是一種「社會」的隱喻,在西方傳統中,這種友誼論其實就是在討論公民社會 (civil society) 的相關問題。但是譚氏關於「友誼」的論述相當特別,他在《仁學》中強調「仁者,通也」,運用「以太」(ether) 的概念來詮釋。譚嗣同認為中國當時所遭遇的問題,必須透過新的政治秩序來解決,他對於友誼的討論與看法,比較像是一種政治上的隱喻。

  譚氏在分析當時中國的政經秩序時,曾經提出「三綱五常」作為相關論述的關鍵樞紐。譚氏認為關鍵在於「名與實」之間出現了嚴重問題,即使實際上做不到,但是仍要將一個理論套加在社會上;譚氏主要想談論的是當時國家社會情況的概要,是「名」與「實」的對立。中國傳統社會是以一種「壓抑」與「不對等」的方式形成人際關係,而譚氏想要構築的新世界中,自由與平等是第一義。因此,最關鍵的就是「朋友」這一倫常關係的發揚,其他四倫雖然沒有明令廢止,卻必定會隨之變化。傳統秩序若不從根本改變,相關的變法改革也必定無法成功。易言之,友倫成為政治改革的先決條件。

  陳教授更在演講中提出「甲午世代」的概念,所謂的「甲午世代」是指活躍於 1895-1911 年或 1918 年之前的中國智識界;其智識表徵中最明顯的特色,就是在傳統天下觀失去理解當時國際與民族問題的參考意義時,試圖以「世界『主義』」來取代,用以理解中國在當時的處境。甲午戰爭帶來了重大影響,誠如李鴻章所言:「三千年未有之變局。」,梁啟超也說:「吾國四千餘年大夢喚醒。」,傳統天下觀的政治秩序被徹底改變。陳教授認為,「甲午世代」是積極回應這變局的第一代青壯智識人;譚嗣同是其中的一員。在重新思考譚氏的獨特性的同時,我們也要注意他與時代的共通性為何,陳教授認為這一「共通性」可稱為「世界主義」,也可以用於概稱「甲午世代」人們所追求的共同主張。

  陳教授指出「甲午世代」的人們在整理自己與週遭的關係時,時常帶有一種世界主義的想法,特別在構想新政治秩序的時候,開始使用「世界」的概念。傳統「天下觀」強調的「主從」、「尊卑」,到了這時期產生了一些關鍵的變化。「甲午世代」所呈現的思想氛圍中,康有為、梁啟超,以及無政府主義者,都有這種世界主義的傾向。這與後來躍居舞台中心,以國族主義作為核心思考範疇的五四世代有著非常強烈的差異。

  最後,陳教授談及世界主義作為理解譚嗣同思想的脈絡。《仁學》大約完成在 1896 年至 1897 年間,書中有一些比較激進的想法,提到透過西方列強讓中國知道需要由「仁」而能通,才有變革的可能性。譚嗣同認為人與人之間若能有更廣泛的「通」,就能夠有一種普世的覺醒。《仁學》呈現的是一種迎向世界的想法,譚氏認為若要達成新的政治秩序,必須由社會秩序與文化秩序上重新進行理解。他主張人們若擁有真正的平等,且「仁」也被全面實現後,絕對的自由、平等會達到極致,可達到烏托邦式的理想世界。陳教授認為,相較於同時代的人們而言,譚氏建立了一種世界主義的哲學系統。譚嗣同雖是積極的政治參與者,但是他的理論與想法,並不全然都是政治的語言。如果世界主義是譚嗣同的方法與眼界,那麼其友誼論則是一帖針對中國變法的藥方或隱喻。

  演講結束後的提問、討論相當熱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呂妙芬教授首先提問:傳統的「五倫」可說是最重要的基本觀點,譚氏挑戰的就是這一觀點,也就是其「衝決網羅」一說,那麼譚氏對於友誼的討論是起於哪一時期?另外,1895 年前後,平等的概念由何處而來?陳教授回應,甲午戰爭之後,中國四千年大夢的崩解,是一個意義非常的事件。政治的自由、平等的意義在這一點上匯聚,人們開始重估一切價值的可能。另外,佛教也提平等的概念,但是到了晚清才突然出現力量。一個概念在被引進的時候,反映的正是當時自覺欠缺的價值,同時也是所想望的方向,而這個概念可以有效的幫助人們集結在一起。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人員陳建守博士也提問:歐洲的道德政治論述中有許多有關「友誼論」的討論。此外,1895 年前後,歐洲正流行世紀末思潮,是否有可能將東西方的思想因素綜合在一起進行討論?陳教授回應,曾有學者專門研究譚氏各種主張的思想來源,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工作。關於譚氏是否有接觸到這些西方概念,我們所知的也很有限。然而,譚氏思想上的啟發可能來自西方,但他所面對的卻是中國傳統。西方關於「友誼」的相關討論中,柏拉圖、亞里斯多德等人的論述都有其政治意涵,但到了十七、十八世紀便有很大的不同,十八世紀歐洲啟蒙主張的去政治化,使得「友誼論」在十八世紀以後,轉變為一種社會的隱喻;譚氏的論點卻不是如此,這也具體而微的說明了中西歷史進程的重大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