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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朝巡幸差務籌措——以安設台站、馬匹為例 (1736-17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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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仁晏(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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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8 月 28 日(五)下午 2:00 至 4:00 |
地點: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檔案館第三會議室 |
撰寫人: |
黃品欣(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生) |
刊登日期: |
2020/08/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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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中西檔案讀書會」第三次讀書會,由臺大歷史系博士候選人謝仁晏主講。講者以乾隆皇帝東巡和南巡時的差務籌措為主,探討官員如何進行事前預備工作,並以巡幸所需之台站、馬匹為例進行說明,旨在明晰巡幸差務籌措之過程。
相關先行研究成果多集中討論巡幸所代表的政治、遊逸等目的,講者則選擇關注皇帝降旨巡幸後,中央部員及地方官員為了因應巡幸而展開的持續性預備工作。待降旨巡幸後,官員約有一年時間進行事前準備,負責巡幸事務的中央機構以總理行營事務處(王大臣)與嚮導處為主,其他如內務府、上駟院等各部院亦須負責相關事務。據《大清會典》記載,設立於乾隆元年 (1735) 之總理行營王大臣,雖然執掌巡幸前、巡幸期間的準備工作,如確定駐蹕時間、路程規劃、隨扈安排等,然而實際規劃駐蹕時程與行經路線則是嚮導處的職責,顯示兩個單位職責交錯又相互牽連的特性。另一負責官員為嚮導官,在《大清會典》中即有記載,與嚮導處的職責並無太大差別,主要是名稱上的差異,在康熙朝親征準噶爾的紀錄中就已出現嚮導官。至於地方上負責籌措巡幸差務者,為督撫、駐防將軍這類統轄行政區的長官;由於地方大員更了解地方情況,因而在籌辦期間,他們也會表達自己的意見以調整行程安排。值得注意的是,並不是所有的活動都由皇帝主動提出,如乾隆朝前兩次南巡〔十六年 (1751)、二十二年 (1757)〕,係由督撫先懇請巡幸,故他們得以預先安排相關事務,並不只是被動聽從中央部院的安排。
待路線、駐蹕站點勘定後,須隨水、陸路程之別安排馬匹、駱駝、船隻等交通工具,供隨營人員與傳遞文書使用。地方大員、總理行營王大臣與兵部另需討論臺站的位置安排,確保文書傳遞順利。臺站與馬匹的編排依地區不同而有差異,若巡幸路線已有驛站,即行沿用,如北京至熱河;若需新設臺站,將會調撥驛馬。馬匹額數依各地有所不同,如乾隆八年東巡盛京時,直隸地區總共動用兩千三百多匹馬,挪用直隸將近一半驛站馬匹供臺站使用。關於馬匹來源,大致有三類:(一)跨省協助派撥,如南巡時,會從河南、江西派撥至江蘇;(二)同境內調度,如蒙古臺站由蒙古札薩克各旗供應馬匹;(三)暫時添加驛馬,如山東、兩江因應南巡而恢復數年前裁撤之驛馬額數,以備差遣。
講者最後總結因應巡幸差務籌措,可見中央部院與地方官員互相協調與規劃的過程;馬匹與臺站的調配、增設更是因應巡幸時傳遞文書所需必要的調度,各地官員皆須互相配合。除了活動地區的差務,地方大員也會衡量境內狀況,奏請變動路線、調用所管或鄰省人力、物力,使資源分配發生改變,原有的驛站體系功能會暫時縮減,以達「條條要路通行在」的目標。
報告結束後,與會學者分別就報告內容給予建議。吉林師範大學許富翔教授提問行宮與巡幸路線之間的關聯為何?講者的回應為若屬南巡,行宮和巡幸路線的關係逐漸變得緊密,隨著行宮增加,巡幸路線會逐漸配合行宮的所在地,人力、物力的花費亦會減少。東巡盛京的路線才有較多變換,因關外可供駐蹕的行宮並不多,許多地方仍需選擇適宜的地點搭建營帳。近史所巫仁恕教授則提醒講者須注意理藩院在巡幸時扮演與蒙古地區聯絡的角色,並詢問公文傳遞速度是否會因巡幸之際時常變更路線,進而影響效率?講者回應巡幸時的文書傳遞路線會經過兵部計算,選擇較近路線;且巡幸時由京城遞發到行在的文書限日行三百里,其速度確實較快。但外省各地督撫、將軍等奏摺仍需進一步考量實際個案狀況,才能有更全面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