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汎森教授演講「史家的技藝：梁啟超的史學措詞」紀要

　　本次演講是臺大中文系「潘寶霞女士講座」三場系列演講的第一場。該講座是享譽國際的數學家丘成桐教授，為了紀念中學時的國文老師潘寶霞女士，而在其母系臺大中文系設立的。過去歷屆主講人多為文學領域的學者，今年則邀請到身為歷史學者的王汎森教授主講。王教授是中研院院士，長期關注明清至近現代中國的思想史、文化史、學術史和史學史，此次演講係以他近年關注的「史家措詞」為核心，探討梁啟超 (1873-1929) 的歷史寫作。王教授認為，史學家的「措詞」(logology) 就像一面明鏡，能夠反映書寫者如何定義「歷史」的範疇、想像歷史事件的發生、篩選歷史寫作的內容，進而將人們看歷史的視角導向特定的方向。

　　王教授首先將梁啟超的生平大致分為四期——分別是維新變法時期、自日返國從政時期、以非官方或半官方身分活躍的反帝制到歐遊時期，以及結束歐遊後淡出政治、專心講學的時期——並約略介紹其經歷和學術貢獻。梁啟超在學術上做過許多前所未有的工作，而史學研究便是其十分重視的一項。他一直希望撰寫一部《中國文化史》或《中國通史》，以助愛國思想之發達，只是最終未能如願。即使如此，他在史學方面的影響力依然很大。像這樣富有個性、活躍於其時代的史學家，其所使用的措詞，在王教授眼中就成了極具探究價值的課題。

　　王教授接著談到，要為所謂的「措詞」定義範圍其實並不容易，它雖然也包含「修辭」(rhetoric) 的層面，但涵蓋與作用的面向卻更為廣泛，史學書寫便是其中之一。他將梁啟超的史學措詞歸納為三類：雙層論證 (double argument)、譬喻 (in terms of) 與詞屏（terministic screen，或譯詞幕）。他表示在構思過程中，受到Benedetto Croce (1866-1952)、Kenneth Burke (1897-1993) 等人的影響，並分別舉例說明。

　　在清末民初的反滿氛圍下，一些曾屠殺外族、於傳統史書中亦無正面評價的歷史人物，卻在時人筆下成為了「民族英雄」。此類書寫在敘述歷史人物作為的同時，亦包含了涉及時代意識形態的評判，從而構成一種雙元論證。在梁啟超的文章中，也不時出現這種寫作。

　　在梁啟超所使用的譬喻手法中，比較突出的是對其他學科名詞的引用。例如心理學的「有意識」、「無意識」、「意識圈」，生理學的「細胞」、「總神經系」、「有機體」等。此外，他還將力學名詞與心靈方面的字詞結合，從而產生「意力」、「心力」等詞彙。

　　「詞屏」是指人們傾向使用的某些特定詞彙，這些詞彙會為使用者建造一種參考的框架，從而影響其思維，如同某種篩選、過濾的程序般，界定他們對事物的認知與想像。而梁啟超對「歷史」應有內容與範疇的定義，亦反映在其用以敘述歷史的詞屏上。在梁啟超學術生涯的前十幾年間，他將中國所應積極提倡的「新史學」定義在「敘述人群進化之現象」、且能從中找出通則的範疇，故「進化的」、「非進化的」、「歷史的」、「非歷史的」、「有史的」、「無史的」等詞屏頻繁出現在其該段時期的著述中。此現象顯示，在他看來，只有能找出進化痕跡的部分才是歷史學的研究範圍。

　　不過王教授接著指出，梁啟超的史學措詞，其實也歷經階段性的變化。通過〈中國史敘論〉(1901)、〈新史學〉(1902) 等文的發表，梁啟超藉由史學方面的倡議，於 1900 年代發揮其廣大的影響力。他主張書寫「國民的歷史」，認為具有進化性、目的性、影響力的「過去」才是所謂的「歷史」，並將過渡與淘汰視為人類歷史的常態。然而將近五十歲時（1920 年代），其想法逐漸產生改變，著作中也逐漸加入一些新的措詞。相對於早年重視的「國民」，此一階段的梁啟超提出了「歷史的人格者」這個概念，認為必須注意此類對社會整體變化起重要作用的人物。自歐洲返國之後，梁氏的史學措詞中還增添了佛學的元素，廣泛地使用「所因」、「所緣」、「因緣果報」、「親緣」（直接緣）、「間緣」（間接緣）、「主緣」、「助緣」等與「因緣」相關的詞彙，以解釋歷史當中人們的行動與影響。他甚至開始以「業」來解釋人類社會的發展，認為史家應研究社會共同留下的「業」之痕跡，亦即所有人的共同作為所產生的結果。至此，梁啟超心目中的「歷史」，已不再具有線性、進化、前因後果等極其清楚的特徵，而變得像是一種總量存儲的形式，且「因」、「緣」之間存在著非常複雜的關係。

　　梁啟超曾相信歷史有其定則，是具有固定的進化方向。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他都是依據以下四個原則來評價歷史人物：是否為自己的國家立有功勞、是否對當時中國抵抗蠻夷戎狄有所貢獻、是否在歷史進化過程中具有階段性地位、其事蹟是否對現代中國的進化富有意義。然而到了後期，特別是歐遊返國後，他不再對西方的科學、定律抱持信任，更曾撰文指出，晚清中國模仿西方未能成功是理所當然，甚至沒有成功才是好事。因為西方的資本主義和科學主義，都是在一些不正常、不自然的環境條件下形成的，而中國根本沒有此類問題。

　　關於史家措詞如何構成其篩選、理解史事的詞屏，王教授還舉了《通鑑紀事本末》作者袁樞 (1131-1205)、黃仁宇 (1918-2000)、陳寅恪 (1890-1969) 以及《南史》、《北史》作者李延壽（生卒年不詳）為例，指出在這些詞屏的影響下，同樣的史事會在不同人筆下呈現出各異的風貌，並認為若仔細探究史家所用的措詞，將能看出除了一般所重視的史學思想之外，還可以看出史家的書寫方向、選擇史事、過濾篩選，並隱然影響著歷史詮釋的細微之處。像梁啟超史學措詞的轉變，其實就反映了他在史學方面的思考，以及不同生命時間點對史事看法的變化。王教授也提到，由於閱讀梁啟超著作的人很多，其影響力甚至持續到今天，即使在今人著述中，亦可得見對其概念與措詞的引用。

 

　　演講後的討論，主要集中在梁啟超作為非專業史家的特質，及其史學思想與措詞變化的時代因素。如周志文教授在總結演講內容時，就順著演講中提及梁啟超著作錯漏甚多的問題，談到其許多作品都是由單一文章演變而來，或是由學生對其演講、課堂之筆記整理而成。宋家復教授除了點出梁啟超史學措詞中的「跨語境」性質，亦好奇像梁啟超這樣的非專業史家，是否能對現今趨於零碎化的專業化史學，以及逐漸受到關注的公共史學有所啟發。王教授在回覆時指出，梁啟超的時代尚未受到太多史學專業化的束縛，其著作由今天來看應也能歸入公共史學的範疇。他與內藤湖南 (1866-1934) 都是以報人身分投入歷史學研究的非專業史家，卻能憑藉自身聰明才氣駕馭各種材料，進而成為深具影響力的學者。至於梁氏史學措詞和思想的轉變，既與其歐遊經歷密切相關，也受到當時社會主義的刺激，他在反對社會主義的同時，亦在吸納其中的概念及思想，故其著作裡也開始出現「社會」之類的詞彙。

（編按：一、本文係寫稿人根據王汎森教授演講所作紀錄，一切以王汎森教授將撰寫的正式論文為準。二、本文照片由臺灣大學中文系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