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麗娟教授演講「清末民初博物館印象在中國的流傳：用詞、描述與實踐」紀要

　　戴麗娟教授多年來致力於博物館歷史研究，近年主要關注十九世紀博物館在中國的建置。原先的個案研究倚賴實地考察及當地資料蒐集，本次囿於疫情的出國限制，戴教授轉而聚焦釐清當時用詞、描述的問題，進而探討其實踐狀況。因此，此次演講乃建立在戴教授先前針對澳門不列顛博物館、徐家匯博物院、上海亞洲文會博物院、北疆博物院等個案考察的基礎上，從上述三方面（用詞、描述、實踐）勾勒出清末民初博物館在中國出現與在地化的大致樣貌。博物館以物件為主，伴隨著觀看、聽講、甚至體驗的參觀經驗，不同於以文字為主的平面媒體，是西學東漸的時代風氣下，一種相對特殊、卻較少受關注的傳播媒介。在識字率不高的時代，博物館能跨越文字障礙，達到見聞新物、傳播新知的效果，同時也提供人們想像世界和中國的管道。

　　從 “museum” 的中譯詞為起點，戴教授以「博物院」和「博物館」兩個較常被使用的譯詞為主線，調查了兩詞從首次出現至 1949 年的使用狀況。戴教授指出，中國最早的實體博物館可追溯至 1829 年澳門的 British Museum in China，此建置當時可能沒有中文名稱。該館成立時，英文報刊《廣州紀事報》(The Canton Register) 曾大幅報導，其中提及馬禮遜 (Robert Morrison, 1782-1834) 會將英文宣傳單翻譯成中文，發放給廣州行商或來廣州洽商的內陸商人。不過由於缺乏原始史料，當時馬禮遜究竟使用何詞來翻譯 museum，目前已不可考。但四年後，越南名儒李文馥 (1785-1849) 參觀該博物館，寫下〈登洋人博物樓〉一詩，將這個澳門設置稱為「博物樓」，並清楚描寫了館內展品。此詩收入繆艮 (1766-1835) 主編的《中外群英會錄》(1834)，可能是第一份提及在地博物館且有出版流通的中文文獻。至於以「博物院」一詞對譯 museum 的中文書籍，最早應為美國新教傳教士裨治文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1801-1861) 於 1838 年在新加坡出版的《美里哥合省國志略》。此書談及美國費城的博物院，相關段落雖在後繼的修訂版中被刪除，卻因魏源《海國圖志》（六十卷本，1848 年出版）的引用而得以傳播，「博物院」一詞也隨之流傳。與此同時，在《海國圖志》五十卷本（1843 年出版）及之後各版本中皆收錄的林則徐《四洲志》段落中，也發現「博物館」一詞。戴教授因此將「博物院」和「博物館」在中文印刷品中最早出現的年份分別標定為 1838 年和 1843 年。

　　若考察英華字典，則可發現從 1840 年代至 1910 年代，大多數字典皆以「博物院」一詞來翻譯 museum。其中，顏惠慶 (1877-1950) 的《英華大辭典》(1908) 在 museum 詞條下並陳「博物院」、「博物館」二詞以及其他詞彙，這是之前字典所無的現象。之後，在德國人赫美玲 (Karl Ernst Georg Hemeling, 1878-1925) 編輯、1916 年出版的《官話》字典中，museum 詞條也以「博物院」和「博物館」兩詞並陳。有趣的是，「博物院」一詞註明為「部定」，「博物館」則加註「新」，顯示「博物館」一詞在 1910 年代仍被視為較新的譯詞。至於十九世紀在中國出現的實體博物館的中文名稱，絕大多數都以「博物院」命名，例如「徐家匯博物院」、「亞洲文會博物院」。另有少數特殊的命名如「青州博物堂」、「濟南廣智院」，但還未發現以「某某博物館」為名的案例。

　　再者，通過報刊資料庫搜尋，以十年為區間，發現 1910 年以前的主流用詞都是「博物院」，直到 1910 至 1919 年間，「博物館」的使用次數才首次超越「博物院」。此結論與對字典的觀察結果一致。相較於一些文章認為「博物館」一詞最早出現於林則徐的《四洲志》，隨後因《海國圖志》被日人重視而可能因此傳至日本，又於 1870 年代傳回中國並被廣為使用的說法，戴教授在前述考察的基礎上，將主流用詞由「博物院」轉變為「博物館」的轉折時間點標訂在 1910 年代，而非 1870 年代。

　　演講的第二部分則是關於旅西遊記中對博物館的描述。戴教授指出先行研究在文獻材料使用上的盲點，認為過往研究太過仰賴 1980 年代由鍾叔河編輯的《走向世界叢書》。該套書雖收錄二十多位晚清作者的遊記，為學者帶來莫大的方便，但是許多研究者將各作者出國發生年代直接等同於遊記寫作或出版年代，忽略遊記寫作年代與實際出版日期的時間差，或沒能注意到某些遊記當年根本未曾出版，而是經後人整理才出版。前者例子如王韜 (1828-1897) 的《漫遊隨錄圖記》，後者例子如郭嵩燾 (1818-1891) 的部分使歐日記。戴教授提醒，若要如實反映遊記出版後所引起的閱讀和流傳效應，在遊記史料的使用上必須審慎考證其單行本出版或報刊連載的實際時間。

　　旅西遊記出版的高峰，約莫在 1880 年代。而由王錫祺編輯、1890年代陸續出版的《小方壺齋輿地叢鈔》及其補編與再補編等，則扮演了再次推廣旅西遊記的關鍵角色，其暢銷程度反映晚清讀者對遊記的市場需求。然而，在《小方壺齋輿地叢鈔》刊印之前，已有為數不少的遊記單獨出版或在報刊上刊載，從而在晚清社會流通。本次演講，戴教授以斌椿《乘槎筆記》(1869)、張德彝《航海述奇》(1880) 和《四述奇》(1883)、李圭《環遊地球新錄》(1878) 以及王韜《漫遊隨錄圖記》(1890) 為例，分析這些遊記中提及西方博物館的相關段落。四位作者遊歷西方的背景不一，斌椿、張德彝作為官派代表出使西方，李圭擔任中國工商代表前往美國費城參加萬國博覽會，並遊歷英、法等國，王韜則以私人身分，隨理雅各 (James Legge, 1815-1897) 至新加坡、檳榔嶼、錫蘭、開羅、意大利、法國、英國等地遊覽。內容方面，斌椿於 1866 年拜訪巴黎自然史博物館，以「生靈苑」稱之，描寫其所見到的標本樣貌。該書「一時風行，海內幾於家置一編」，又在《中國教會新報》刊載，讀者為數眾多，關於「生靈苑」的描寫亦應隨之被廣為流傳。與斌椿同行的同文館學生張德彝則記下更多各地博物館的遊歷細節，但其遊記晚了十多年才出版。日後張德彝又於 1876 年至 1880 年隨郭嵩燾出使英法，其筆記在 1883 年由北京同文館印行，書名《四述奇》。書中提及倫敦的 British Museum，稱之為「博物院，英名卜立地石米由自亞木」。另到訪 National Picture Gallery，張稱之為「官畫閣」，他對讀者解釋，該館「名曰那慎那皮克久戛拉力。譯：那慎那者，官也；皮克久者，畫也；戛拉力者，閣也」。張還參觀在 South Kensington（南肯辛頓）的博物館，稱之為「集古閣」，並認為英人「嗜古成癖，與我華人有同好焉」。《航海述奇》和《四述奇》皆在當時有相當的討論度與影響力，例如 1894 年 6 月 24 日《申報》上一篇〈德國水陸軍政攷〉，提及在考察德國相關資訊時參考《航海述奇》，《申報》還持續刊載了數次關於《航海述奇》和《四述奇》的發行資訊。李圭則在參觀倫敦的兩個博物館後，讚揚博物館能帶來「廣識見、益智巧」的公共利益，亦對巴黎羅浮宮「任人遊觀弗禁」，且有不少人在館內臨摹的自由風氣印象深刻。至於王韜的《漫遊隨錄圖記》，其特殊之處在於圖文並茂，部分內容先於《點石齋畫報》刊出，最後才集結成單行本發行。報載時每篇遊記皆搭配畫師張志瀛的插圖，而我們可以藉由張志瀛的插圖了解時人在閱讀王韜關於博物院的描寫時，產生出何種博物院印象。同樣值得注意的是，王韜提及西方政府獎勵創新的專利權制度，以及他在舊香港大會堂中看到的博物院，是其他遊記未提及之處。該設施目前被認為是香港首座博物館，但已於 1933 年拆除。

　　綜觀晚清出版的西方遊記，可看出當時中國知識階層對於博物館的認識、想像與看法。這些見聞和記載被其他熱衷西學的晚清士人所閱讀、吸收，為許多無法出國遊歷的中國人帶來一扇拓展視野與知曉世界的窗口。

　　演講第三部分則討論晚清中國人自辦博物館的主張與實踐。較早的一個例子是維新派的康有為 (1858-1927) 在《大同書》中多次提及博物館建設，但由於《大同書》的完整版遲至 1935 年才正式刊布，不易評估其建議是否真的發揮效用。不過在康有為、梁啟超 (1873-1929) 等人於戊戌變法前後發表的維新政策論述中，都可發現提倡博物館的相關主張。兩人認為博物館有助於實驗，能輔助學校教育，還可以增廣民智、提升公共利益。康、梁的看法對同屬維新派的張謇 (1853-1926)有深遠影響。張謇於 1906 年開始籌建南通博物苑，於 1912 年對外開放。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受政治風氣影響，南通博物苑獲得「中國第一個博物館」的地位，造成後世研究經常以此為中國博物館史的起點，而忽略了更早先的發展。

　　最後，戴教授談及民國時期的兩個標誌性事件，第一件是第一個國立博物館（國立歷史博物館）的出現（1912 年開始籌備、1920 年成立）與正式對外開放（1926 年）。第二件事是 1936 年中國第一本博物館學概論正式出版。兩個事件標示了中國的博物館事業逐步邁向專業化，公共博物館的概念與實踐至此在中國生根茁壯。

　　戴教授的演講隨即引發熱烈討論。張谷銘教授問及現代博物館與中國收藏傳統的關聯，戴教授認為兩者的差別在於有無公共性質，現代博物館大多不收費、且對所有人開放，和城市興起後廣大知識階層的出現有密切關聯。李峙皞教授問及十九世紀中期出現的進化論對博物館陳列的影響，戴教授認為進化論概念對自然史博物館陳列的確有影響，但是有時間差，並非立即反映。李尚仁教授補充當時許多西方知識分子，包含傳教士和南肯辛頓的自然史博物館 (Natural History Museum in South Kensington) 之創辦人 Richard Owen (1804-1892)，事實上都對進化論抱持懷疑態度。陳正國教授則由 museum 的本義「繆思所在之地」出發，指出博物館最初的理想本就是包納人類全體知識，而不應對知識進行分流。針對陳正國教授有關晚清中國博物館是否因傳教而「完全開放」的問題，戴教授以研究過的案例給予肯定答覆。最後，陳熙遠教授和主持人陳雯怡教授也提出簡短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