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敏洙教授演講「『滿洲西征』：朝鮮世子所見清軍入關與北京易主」紀要（撰稿人：夏琳）

通往北京的滿洲之道

　　演講伊始，朴敏洙教授說明，使用「滿洲西征」一詞，是為了將主體框限在成為清朝以前的「滿洲」。因此，不同於多數先行研究者聚焦於中國由明至清的轉變，朴教授更著重於在史事中，征服者觀點所發揮的積極作用，並深入探討「入關」此一關鍵節點。朴教授更試圖透過比較滿州與朝鮮不同視角的文獻，重新梳理滿洲打入山海關之前與其中過程，以及入關對滿洲的意義。

　　為理解滿洲入關，朴教授將時間推回努爾哈赤 (1559-1626) 的年代，指出在帝國成立之初，滿洲已然面臨物資與人力資源短缺的問題。以《滿文老檔》天聰元年 (1627) 6月23日的記載為例，文中描述饑荒席捲滿洲的慘況，以至於人們需以人肉為食。因此，饑荒推動滿洲對外擴張，滿洲必須年復一年地襲擊明朝邊疆，以確保必需品的供應持續不斷；同時，襲擊富饒的中原也是滿洲致富的機會。然而，滿洲針對明朝邊境的掠奪越成功，明朝邊境的資源也就越加匱乏，導致滿洲每取得一次豐碩戰果，下一次的襲擊範圍就得逐步靠近中原，因而增加了風險。

　　進一步探究滿洲襲擊的路線，朴教授點出，所有由皇太極 (1592-1643) 發起的行動皆避開了山海關。襲擊行動聚焦於資源掠奪，而非佔據領土，以求快速返回滿洲根據地──盛京。不過，滿洲執意避開山海關，就得面臨額外的行軍風險，無論是改道蒙古沙漠，或是繞行於長城外，另尋方法突破，皆使滿洲更可能遭受明朝反擊或攔截。

1644 年的滿洲遠征

　　1643 年，皇太極於盛京逝世，多爾袞 (1612-1650) 即著手準備襲擊明朝，並於 1644 年開啟新的遠征。由於此次襲擊行動與多爾袞執掌大權的時機點相當接近，成為多爾袞鞏固自身威望的機會。由此在爬梳這個時段的文獻時，需特別辨別過度誇張的文獻和史實。

　　朴教授以《清世祖實錄》卷四，順治元年 4 月丙寅的「睿親王奉勅伐明，統滿洲、蒙古兵三之二，以及漢軍恭順等三王續順公兵啓行」，以及《朝鮮仁祖實錄》卷四十五，仁祖 22 年 8 月戊寅的「迎戰之賊，騎兵十萬，步卒二十萬云……胡兵似倍於流賊」數據為例，指出兩項官方文書皆誇大了多爾袞的領兵規模。於是，朴教授參考原始史料、1631 年大陵河之役、1634 年對明遠征，以及 1636 年丙子胡亂的數據，重新估算 1644 年多爾袞的軍隊規模；朴教授認為，軍隊規模不太可能超過 10 萬，甚至落在 4 萬出頭或以下。如此一來，多爾袞的領兵規模與先前的滿洲遠征並無顯著差異。因此，朴教授認為當時的多爾袞並沒有展現出征服明朝的野心與計畫。

針對滿洲遠征的另一種敘事

　　不過，倘若多爾袞當時沒有征服明朝的野心，又為何會打入山海關呢？為解答這項疑惑，朴教授強調必須釐清當時滿洲的意圖、目標、行軍路線與途中發生的事件。前人研究此段史事時，大多採用官方紀錄的《清世祖實錄》，然而，此文獻經過重重審查與編修，缺乏行軍與戰鬥細節，又因謹守滿清官方立場，過於正面的描寫滿洲征服明朝的經過。為此，朴教授引入由朝鮮昭顯世子 (1612-1645) 所寫的《瀋陽日記》，透過對比兩種文獻的敘事，還原滿洲入關的史實。

　　《瀋陽日記》為世子侍講院編纂的史料，紀錄時間橫跨 1637 年 1 月 30 日至 1644 年 8 月 18 日，起自昭顯世子作為滿洲人質，迄至大清入主中原。日記內容涵蓋昭顯世子作為人質期間的日常活動、天氣紀錄、與滿人的對話以及瀋陽的情況。此一紀錄，也可窺見明朝的崩潰和滿洲作為東亞新勢力崛起的動態。換言之，《瀋陽日記》不僅是昭顯世子的個人觀察，更是對 17 世紀東亞局勢變化的見證。

　　值得一提的是， 1644 年滿洲西征時，昭顯世子的駐紮地與多爾袞本營相當接近，使其對滿洲入關一事具有相當獨特的洞察。《瀋陽日記》更是現存唯一記錄滿洲行軍過程的日記。文中詳載每日天氣、行軍起訖地點與距離、戰場情況、沿途城市簡史、糧草補給狀況等細節，為其他滿文檔案所未見。

改道前往山海關的滿洲

　　接著，朴教授透過對比《清世祖實錄》和《瀋陽日記》，還原滿洲入關始末。

　　在行軍五天之後，洪承疇 (1593-1665) 於 4 月 13 日向多爾袞建議掠奪北京的路線，而此路線與滿洲曾採用的西征路線相同——避開山海關，繞道至華北。即便聽到北京已被李自成 (1606-1645) 攻陷，當時的多爾袞仍不打算攻取山海關。然而，4 月 15 日，多爾袞無預期地收到來自山海關總兵吳三桂 (1612-1678) 的信件，表明希望和多爾袞聯手，將李自成的勢力驅逐出北京。多爾袞起初抱持著懷疑的態度，其一在於吳三桂並未直接提及投降，其二則是此提案完全不在多爾袞的預想內。最終，多爾袞決定以援助吳三桂為由，行軍至山海關──而《清世祖實錄》的紀錄也反映出，多爾袞自盛京啟程時，並未以山海關為目的。

　　而在《瀋陽日記》中，可看出滿洲急遽改變行軍速度的紀錄，如「達夜疾馳，人馬飢渴，黃埃漲天，夜色如漆，人莫開眼，咫尺不辨。至寧遠城下，夜已三更矣。」（《瀋陽日記》卷四，朝鮮仁祖二十二年四月丁丑）當時，李自成率領的大軍即將抵達山海關，多爾袞能否及時抵達成為決定戰局的關鍵。最終，吳三桂的降書與多爾袞果斷下令全軍加速，使滿洲軍得以及時抵達山海關，並聯合吳三桂的軍隊獲得戲劇性地勝利。

　　針對山海關之役，朴教授著重比較《清世祖實錄》和《瀋陽日記》對吳三桂之軍隊在此役中的角色。前者僅簡單提及吳三桂軍隊的位置；後者則提及吳三桂的軍隊早在多爾袞軍抵達前，已與李自成軍交戰，並詳細描繪戰況的激烈程度。

滿洲西征

　　山海關之役後，多爾袞為追擊李自成軍而一路西進，並在得知李自成燒毀北京後加速行軍，期待仍能最大限度地佔有殘餘的戰利品。針對此事，《清世祖實錄》和《瀋陽日記》保留截然不同的紀錄──前者強調多爾袞之軍隊進入北京時，絲毫不受阻礙，受明朝官員歡迎；後者則描繪從山海關至北京，高速行軍九天內的危險、滿洲的焦慮，以及北京被燒毀後的荒涼景象，如「清人待明行軍。我行人馬，飢餒馳行，已兩晝夜矣。世子隨後即發，而上下飢甚，幾不得行矣。」「灰燼之中，只有武英殿存焉。」（《瀋陽日記》卷四，朝鮮仁祖二十二年五月己丑）朴教授強調，《瀋陽日記》所保留的諸多細節，為滿洲文檔所未見，且這些對北京荒涼破敗景象的記錄，長久以來被多爾袞入主的榮耀敘事所掩蓋。

　　綜合討論中，與會學者們積極提問。問題包括《瀋陽日記》內「砲聲隆隆」的描述是否代表滿洲使用新式西方武器？《瀋陽日記》內又有多少被刪修的細節，有沒有另一種朝鮮角度的官方文獻？滿洲實際軍隊規模算法的依據？以及，20 世紀初的東北亞歷史中，各類文獻與史料再發現的意義？朴教授以《瀋陽日記》之史料價值總結上述問題，圓滿結束此次演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