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嘉謙教授演講「海國天地——航路與詩路」紀要

　　中研院「東亞文化交流視域中的城市書寫」主題計畫，邀請臺大中文系高嘉謙教授，介紹出版新書《海國詩路：東亞航道與南洋風土》，以「航路與詩路」為主軸，展開演講。

一、航路與書寫：南方世界的知識構圖

　　高教授首先解釋講題「海國天地」來自國際書展時新書分享會的構想，「航路與詩路」則為書寫主軸。書封以 19 世紀初外國人繪製的東印度群島地圖揭示殖民佈局與南洋社會、港口城市形塑，進而引出華人詩文在殖民地的互動與遷徙。他關注海洋視野下的漢詩與文學書寫，指出早期境外華文如漢詩、筆記、遊記，反映古典世界在現代時空中的裂縫與重構。透過南海與東亞的航線及海運脈絡，文人移動與詩文交流成為可能，形構一條「詩路」。書中聚焦航路與地緣互動，分析華人移民、使節、商人、文士等在殖民地社會中書寫的風土觀察與文學地理。該書主張的「海國詩學」以海洋、航線為線索，從張燮 (1573-1640)《東西洋考》到近代出洋文獻，藉由詩、竹枝詞、粵謳，以及雜記等不同文類的寫作，探討詩文如何承載知識建構、外交想像、生存體驗與文化記憶，建構出一套屬於從東亞到南洋的華文詩學網絡。

二、風土與詩文：地理知識的詩性重構

　　高教授延伸楊儒賓「風土」觀念，聚焦方土觀（環境、風土與疾病的關係）在中醫理論的概念，特別是南洋中醫與嶺南醫學系統，探討南方身體、情感空間與自然環境的混成關係。風土不僅是自然環境，也是醫療、情感與文化交織的人文場域。他引用和辻哲郎 (1889-1960)「在風土中發現自身」，及邊留久 (Augustin Bereque)「生態－技術－符號」的人類風土觀，凸顯人在文化與環境互動的中介性與歷史軌跡。

　　此外，王德威「華夷風」觀念啟發他從行旅書寫重新思索主體如何觀看與書寫風土，並探討港口城市的文學生成。「移動性」與「軌跡性」成為航路與詩路交纏的兩大思維軸線，建構詩歌、記憶、語言與地理互構的文學海域網絡。

　　書中敘事從琉球冊封使的漢詩出發，如徐葆光 (1671-1723)〈奉使琉球詩〉可見清代航測知識如何嵌入詩語。馬來海域部分則重探「Nusantara」與多民族海域地理的理解。其關注「in between」的問題，通過航道鬆動傳統海陸、邊緣與中心、華與夷、內與外，或技術與自然等二元對立，並將過境、寓居等人文紀錄與敘事所形構的海域地景 (Seascape)，視為談論漢詩人文環境的思考重點。

三、風下之地的筆記與凝視

　　接著，高教授以「風下之地」切入，自鄭和 (1371-1433) 下西洋起，南洋便進入華文視野，雖然明清海禁削弱官方影響，但東南亞作為「風下之地」仍構成南海文學網絡。王大海《海島逸誌》記述其在爪哇十年生活，細膩描寫當地自然地理、民族風土、人情風尚及奇聞異事，補足早期南洋書寫的空白。

　　王大海的書寫將爪哇稱為「極樂之地」，同時又斥責當地「不知禮義廉恥」，形成以道德、教條判定華夷風土的標準，這可能是當時要回國所必須的「說辭」。而他記述「武吉士人」(Bugis)「剛猛異常，視死如歸」，尤稱其女子「極美、且乖巧，能識人意」，甚至記錄婢女嚇退海盜。除建立地方性的旅居視角，也顯示南島族群的海洋冒險精神與離散記憶，形成具社會性與風土性的文化書寫。

四、粵音南渡：粵謳書寫、聲音風土與離散華人的文學政治

　　另外，高教授分析粵語文體「粵謳」，以華人移民中的「方言群移動」為核心，探討粵語群體如何將粵謳轉化為書寫與聲音的風土形式。粵謳原為嶺南民間文體，清末隨白話文運動而興盛，成為跨境知識傳播的媒介。1900 年橫濱創刊的《開智錄》將粵謳與維新知識結合，展現俗語與方言對國民概念與情感政治的實踐。其中〈心點樣解〉寫「壓力重重來壓我」、「賤似泥沙任佢折磨」等句，即傳達革命與維新話語交織下的離散焦慮與政治召喚。

　　粵謳體系隨廣府移民傳至新馬、澳洲、美洲，在南洋華人報刊中發展為活絡諧趣文體，建立海上文學走廊的「聲音場域」。粵謳與環境緊密交纏，不僅書寫風月，也涉足鴉片、賭博、嫖妓、政治與經濟等議題。如 1904 年〈獅呀你唔好睡住〉，以獅子喚醒中國意象回應國族危機；又如戒菸與國勢間的聯動隱喻，顯示其貼近民生的風土性表達。其「聲音」通過唸帶動諧趣與諧音，使市井感官、情色與身體的生活律動，成為可居、可聽、可感、可記的離散生活風景。

五、聲音與風土：煙花、勞動與移民社會的情感景觀

　　而粵謳中的「煙花風景」展現 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初粵語文學在南洋殖民城市中的活力，如新加坡「牛車水」的妓女群體與城市生態的交織。李鐘玨 (1853-1927)《新嘉坡風土記》詳記「妓館櫛比」的牛車水，妓女中多為廣府人，既有外洋賣女，也有坡生者，其地亦有粵劇、閩劇戲班與吟唱粵謳的表演現場。此種聲音地景構成了「粵音的煙花生態」。粵謳以譬喻「水」意象描寫情場危險與禍水之警語；惺噩生 (1859-1921)〈你唔好咁折墮〉模擬妓女心聲，反訴嫖客無情，展現妓女對「從良」的願望與道德訴求，為當時煙花女子爭一席情感尊嚴。

　　聲與勢的關係亦構成此風土美學的核心。粵音的煙花生態穿透報刊與社會，讓妓女、嫖客、老鴇的聲音成為共感的風景與殖民地情感空間的表徵。在粵謳寫作時，粵方言介入跟想像現實生存環境，透過聲音傳遞出市井生活的共振。

六、詩路與使節視野：晚清南洋航路中的風土書寫與政治感知

　　晚清使節與文人在南洋航線上書寫出兼具外交、地緣政治與風土觀察的詩路圖景。王之春 (1842-1906)《使俄草》記錄 1895 年出使俄國途經南洋的見聞與詩作，「無上利權成斷壟，泰西風氣露全斑」，點出新加坡作為英屬樞紐的政經地位；潘乃光 (1844-1901) 則以「異鄉何必不中華」肯定華商張弼士的治理。詩中亦描寫妓女與市井生活，顯露殖民統治下華人社會底層樣貌與性別議題，如新加坡妓女在華民護衛司監管下的命運，隱含華夷張力與帝國治理的對照。張煜南 (1851-1911) 於檳城編寫《海國公餘輯錄》，首度以「海上詩路」為意識，結集南來詩作與地理記錄，構成區域文學走廊的軌跡。《檳榔嶼雜事詩》描繪港埠與商品流通的風土景觀，勾勒海洋亞洲貿易網絡。駐新加坡使節左秉隆 (1850-1924) 則將詩社、報刊與徵文融入教化，開展早期文學場域。黃遵憲 (1848-1905)〈番客篇〉書寫華人婚禮與殖民地邊緣生存，「華民三百萬，反為叢驅雀」語露感傷。書記官楊雲史 (1875-1941) 以〈哀南溟〉直陳帝國佈局南洋之失，展現晚清使節對海域政治與華人移民史的複雜理解。這些文本勾勒使節詩歌中風土與政局交纏的書寫面貌，也為理解晚清華人文學的跨洋生成提供鮮明圖景。

七、烽火彼南：華教的詩與史

　　檳城鍾靈中學創辦於 1923 年，為南洋華人移民社會文教建設的重要象徵。然而 1942 年日軍南侵，鍾靈師生遭檢證為「抗日分子」與「共產黨」，師生多人殉難，學校圖書焚毀、校舍荒廢三年八月。管震民 (1880-1964) 以詩、祭文、駢文記錄戰時狀態與殉難現場，「鍾靈二字怕人知」刻畫校史創傷與驚懼。他的詩語將學校遭逢的摧殘轉化為歷史與情感的表述，也象徵戰前華人教育與知識分子的斷裂，同時這些書寫也與日本自明治以來對南方海域的佈局、南進航線的聯動緊密相關。鍾靈經驗凝縮華教體系的戰時危機，漢詩則作為見證與悼念的文學形式，傳遞出一代華人教育者與學生共同承受的苦難與記憶。

八、文學、航路與殖民地港埠的交纏網絡

　　高教授從 16、17 世紀以來的亞洲航路出發，圖像化展演詩路與航路之間的多重交錯：包括中日使節、朝鮮燕行、琉球貢使、明鄭到清領的臺灣文人、越南使節與南洋使行書寫，乃至粵謳從橫濱經港澳傳至新馬的歌謠傳播，皆形成東亞海域的詩學網絡。同時也揭示從臺灣詩中觀看鄭成功形象、媽祖信仰與海盜形象，構成詩文與海上航路的連動。

　　最後總結，帝國列強致力於南方如檳城、新加坡等港埠的維繫與經營，港口城市之間形成一種連結和相互依存的意義，這是亞洲海域清晰可見的殖民地「迴路」(circuit)，帶動文學或者移動的軌跡。馬六甲海峽、檳城跟新加坡都是華文文學景觀的重要場域。它並非孤立的單一文學場域，而是產生於行旅與港埠的早期詩文，揭露文人在殖民地前沿的生活體驗與寫作經驗的特殊性。因此，近代中國文學的變革與華文學的發生，是在一個連動的板塊──從航路的角度來看，它不只是從中國出發的離散，而是在文學板塊的連動過程中，與航路交集的海域支點上展現出交錯往返、相互牽引的渡越 (crossing)。

九、綜合討論

　　綜合討論時，藍弘岳教授、胡曉真教授、陳威瑨教授等與會學者踴躍提問。首先提出的是「華人視角」下的海國概念及其侷限，提醒東亞與東南亞之間的區域差異，並延伸探問非漢字文化圈如何書寫南洋經驗。接著對理論資源進行提問，如王德威的華夷風與張錦忠的華聲漢音，並進一步追問作者如何在這兩者之間建立自身立場？另有對圖像與聲音的感知媒介，如何改變地理與文化的想像；及相關詩文中是否有浪漫想像寄託的題材等提問。演講於精彩討論中圓滿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