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士永教授演講「蠡測東亞醫學現代性的軌跡」紀要

　　演講伊始，劉教授以「醫學界如何看待我們？」、「歷史學界又怎麼看待我們？」、「醫學史乃至於公共衛生史，能對當代的日常生活產生什麼啟發？」三道醫學史研究者時常遇到的難題，開啟這場演講。劉教授指出三個方法論上的思考方向：一、重新界定「現代醫學為何」，理解「現代」(modern) 在東亞醫學史上的意義為何？二、重新重視東亞，透過東亞建構出非西方中心論的現代醫學史，包含漢字圈共有的文化傳統及知識傳播。三、反省法農 (Frantz Omar Fanon, 1925-1961)、傅柯式 (Foucauldian)「以樹見林」寫作風格，同時意識到比較史研究難以遍覽所有檔案與史料的侷限性。

　　在前述基礎上，劉教授以三個影響深遠、極具複雜性之個案，來說明東亞醫學現代化的過程。

　　個案一為 1771 年前野良澤 (1723-1803) 與杉田玄白 (1733-1817) 至小塚原刑場之「觀藏［臟］」事件。18 世紀中葉，日本已翻譯了西方外科書籍，其中涉及解剖學知識，前野良澤和杉田玄白又是日本的外科醫書翻譯始祖，此次「觀藏」實已涉及了現代醫學的雛型。然而，解剖學施行有其醫學上的規範與目標，而非像中國傳統仵作只是「觀形解藏」，且本次觀藏對象為受刑之部落民女，其受刑現場為公開場所，容許眾人圍觀。行刑者為與其階級相近而富經驗者，稱其能隨眾人之意擺弄屍體，以娛觀者。劉教授指出，假設這是一場解剖展演，操弄這場解剖的人是劊子手，觀看者則是手持西洋解剖學圖書的學者以及追求刺激之群眾。但在這場觀藏儀式後，杉田玄白於 1794 年翻譯出版《解體新書》，該書成為日本引注西醫知識的教科書。可見醫學知識之進展可能發生在醫學場域之外。

　　劉教授亦從儒家與實學的影響來分析，為何中國與朝鮮引入解剖學不如日本順利。劉教授援引晚近研究認為，中國自明清以來實施科舉、理學抬頭，致使外科內科化的傾向，加上孝道觀念讓遺體保存道德化，都是中國解剖學知識難以生產的因素。而實學制度下的朝鮮，由於尊明攘清，從而排斥清末西學，故實學家往往只有折衷之說，鮮少全面接受西方觀念。

　　個案二是「漢醫」之衰退與針灸、漢藥的科學化。在日本明治維新追求西化的過程中，針灸術是少數得以保存的傳統醫技之一。起初，在效仿西方社會福利制度下，官方視針灸為得以協助盲人維生的工作，因而予以保留；其考量是社會救濟而非醫療需求，只是所有的針灸師都必須受到西醫師的監督。1875 年相關執照發放的規則頒布後，引起了爭議，提出質疑的是明眼針灸師。是以，政府便派遣西醫三宅秀 (1848-1938) 調查，其報告認為單靠觸覺的針灸是有效的，後續針灸越發接受更多科學研究，包括穴位與肌理的對應、灸的熱力學分析等。

　　漢方藥學也跟上此腳步開始轉型，進行各種科學研究，包括在 1884 年頒布的第一版《日本藥局方》。甲午戰爭及日俄戰爭可視為重要的轉捩點，軍方將漢方藥使用於陸軍常備藥之中。同時，漢方藥商也開始引進西方製藥法，並轉型、合併成大型藥廠，形構 20 世紀初日本製藥業的雛形。1882 年，富山賣藥、日野賣藥合資而成的大阪司藥場，根據第一版《日本藥局方》所紀載的草本藥方，重新配製漢方藥，並且採取了西方藥學的治療原理來解釋藥物的療效。1897 年，幾個較大的製藥廠再度改組，成立「大日本製藥會社」，其中包含了田邊製藥及武田製藥，隨後又將大阪司藥場併購，並在其下成立藥理實驗室，一方面檢證漢方成藥之療效，一方面投入日本藥局方之生產。此實驗室的重要目的實為發展國產藥物，減少洋藥需求，而德國「生藥學」(Pharmakognosie) 概念的引進，賦予漢藥科學解釋的管道。

　　除了日本之外，劉教授也比較同時期日本生藥學引入中國後的發展，以及日本總督府在朝鮮所發展的「薌藥」研究，以凸顯「本草」到「漢方成藥」的現代化過程，在東亞地區的共通性及地域差異性。

　　第三件個案，劉教授討論國家的公共衛生政策，如何反應東亞的社會與政治現代性。劉教授引用費雪（Julie Fisher）等人的概念，指出公共衛生作為一個集體現象，而重大公衛改革往往源於社會危機或政治轉變，其所牽涉的不只制度變遷，還有知識的轉變或建構、社會大眾的教育與社會共識，甚至足以構成現代國家／社會建構的一環。

　　劉教授提出一個有趣的例子：「人們何以知道『細菌』會讓人生病？」儘管我們今天以「科學」的角度，會認為其答案再簡單明瞭不過，但回到 19 世紀末細菌學方傳入東亞時，卻並非如此容易。儘管 1880 年代，緒方正規 (1853-1919) 在東京帝國大學成立了日本第一個細菌學講座教室，事實上，當時在翻譯和解釋 germ 或是 bacteria 其實沒有嚴格區別，對於其差異，也未存定見。也就是說，「黴菌」、「細菌」、「蕈」在當時其實混為一談。不過，作為臨床醫師同時是眾議院議員的長谷川泰 (1842-1912)，對於只在實驗室內的帝大細菌學研究方式深表不滿，他不滿第一手的醫療知識竟無法直接傳遞到臨床的一方；1882 年，他進而向國會提出成立大日本私立衛生會，並致力於確立菌的定名等公衛事務。

　　「細菌」的漢字定名後，也很快地被引介進入中國，在各種譯名中勝出。劉教授更以 19 世紀上海地區的檢疫制度建置為例，指出細菌概念在中國確立，實則體現了中、西、日交流的過程，同時也指出中國如何在政治外交關係中接觸並吸收西方醫學知識。朝鮮在 1895 年的霍亂爆發，儘管仍是由韓醫來主導抗疫，但疫病挑戰了韓醫既存的傳統權威，並給予西洋醫學拓展的機緣。不過，到了 1905 年到 1910 年的共治朝鮮半島時期，霍亂控制的經驗和權威性反而讓日本形塑其殖民統治的合理性。

　　上述例子揭示東亞現代醫學的不同階段，與其對外擴張或被入侵、相互衝突、交流及外交變化有密切連結。以日本為例，解剖學是外部因素大於社會因素，藥學則是內部技術與知識條件決定外部發展，公共衛生則是內外因素張力之下的動態發展。

　　最後，劉教授以自身的經驗提醒我們，歷史學者在閱讀材料往往會不自覺地受到材料或留下材料的人物所吸引，讀了越多殖民者的觀點，越看似乎越有道理；然而，除非我們同時也看到被殖民者的史料及其他評判的觀點，否則應避免妄下定論，這就是為何過於仰賴單一材料有其危險性的原因。在本場演講中，劉教授的三件個案，以醫學知識與技術為命題，其中皆分別談及了日本、朝鮮與中國的各自發展與交互影響，即作為上述提點的極佳範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