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宗教與中國學術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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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4 日
主題演講
主持人：雷祥麟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發表人：鐘鳴旦教授 (Nicolas Standaert)（比利時魯汶大學漢學系）
論 題：Christianity and Chinese Intellectual Thought: Some Methodological Considerations
在雷祥麟所長簡單而隆重的開場與介紹後，鐘教授從本次研討會主題「基督宗教與中國學術思想」切入，認為過往研究大多將焦點放在「基督宗教」或「中國學術思想」兩者，但鐘教授認為應將關注焦點放在「與 / AND」，亦即著重於兩者間的交涉、相互吸納，乃至於重寫學術思想史之過程的歷史。
鐘教授透過一個「思想實驗」闡釋問題核心：中國傳統的書目學，會將一本「基督宗教與中國學術思想」的書籍置於何種分類？亦即，中國學術思想（書目學）如何應對基督宗教帶來的知識。明清之際，歐洲書籍首次傳入中國時，中國士人採取傳統「四部」架構來嘗試整合新知識，呈現兼容與區隔。且大多從內容著手，將漢譯西書納入既有知識架構之下；少部分則將西學、天主教另起一類，在命名上凸顯其外來、他者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士人從未將天主教視為一獨立的「家」，亦即將「基督宗教」視為一獨立之整體；相對的，傳教士也並未以整體性的概念理解所謂「中國學術思想」，而是將個別內容納入西方的學術體系。兩者皆以「內─外」（可內化或應區隔）來處理、認知這些知識及其交流。這種內與外、中央與邊緣所呈現的張力，也就是「與 / AND」所呈現的。在如今的學術界應如何面對，即此一思想實驗所欲指出的重點：如何處理「之間」(in-betweenness)。
「之間」的藝術（或稱「互動溝通類框架」(interaction framework)），即是鐘教授對此一議題提出的方法論取徑。鐘教授將關注焦點從中心與邊陲、自我與他者的二元對立，轉移至相遇發生的「之間」，並強調相遇的影響是雙向的，因而讓「之間」成為創造性的空間 (creative space)，新的文本、思想與身份認同等文化創造 (cultural creations) 在其中形成，並重新塑造雙方。這些文化創造亦成為後來史家得以展開研究、進一步了解的史料。鐘教授認為「之間」概念對於重寫思想史可從三個方面著手：
一、跨文化共同寫作：許多跨文化文本皆是中西作者互動合作的結果。
二、文以載道：神學思想的傳遞無法脫離中國既有的文學形式與思想脈絡。
三、加入已有的對話：傳教士往往並非開啟全新對話，而是加入中國早已存在的辯論。
鐘教授最後指出，研究基督宗教與中國思想史時，應超越「非此即彼」的二元論，轉而探索兩者相遇時所產生的創造性「之間」。此外，這場跨文化的對話不僅關乎「基督宗教」或「中國學術思想」，更在於探究其中所展現的「人性」 (humanity)。問答時，鐘教授進一步指出「之間」的觀點可以為此一主題提供更多複雜且多元的面向。
第一場
主持人：林月惠教授（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發表人：祝平一教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論 題：上帝之城：明、清中國基督徒的聖域
發表人：潘鳳娟教授（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
論 題：「道」與「道成肉身」——西方首見《道德經》譯本的三一神學與基督論
與談人：陳慧宏教授（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祝平一教授
祝平一教授關注明清天主教傳教士如何藉由「聖」的翻譯與詮釋，建構基督宗教的「聖域」。祝教授指出，傳教士多以自然神學理解「聖」，並大量創造並使用以「聖」為首的詞彙，創造一神聖範疇來含納與信仰相關的人、事、物，以此劃開聖／俗界線。接著，祝教授進一步以「聖人」為例，天主教則提供一制度化、可驗證的成聖方案，聖人是由上帝恩寵與外在權威（教會）所認證的客觀道德典範，作為因應晚明心學「滿街都是聖人」這類道德相對主義焦慮的緩解方案。祝教授認為，透過對「聖」的重新定義，天主教成功在中國信仰光譜中，建立起自身獨特論述與地位。評論人陳慧宏教授肯定祝教授在此一研究領域中對於宗教意涵的關注，並從天主教「聖」概念與體制的對應、基督新教對於「聖」有不同觀點等方面進行討論。
潘鳳娟教授從 18 世紀耶穌會傳教士聶若望 (Jean-François Noëlas, 1669–1740) 所完成的西方首部《道德經》拉丁文完整譯註本出發，該譯本宣稱在《道德經》中發現了古代中國人早已認識天主教核心教義──「至聖三位一體」與「天主降生」的奧秘。譯者聶若望的詮釋，承繼以白晉 (Joachim Bouvet, 1656-1730) 為首的耶穌會易學「象徵神學」傳統，在中國上古經典中嘗試找尋普世真理的「遺跡」，為其獨特的《道德經》解讀奠定理論基礎。潘教授認為，此譯註本不僅僅是耶道思想會通的嘗試，更將《道德經》提升至近乎舊約聖經的地位，揭示在主流耶儒對話以外的新研究可能。評論人祝教授則針對經世三一與內在三一、道是上帝抑或是上帝之理，以及如何看待耶穌作為聖人等方面進行討論。
第二場
主持人：陳慧宏教授（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發表人：呂妙芬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論 題：再論張星曜耶儒交融的思想：以《歷代通鑑紀事本末補後編》為主
發表人：林峻煒博士（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學者）
論 題：晚明儒學與天主教之天與鬼神論述的對話
與談人：陳慧宏教授
呂妙芬教授以清初天主教徒張星曜 (1625-1696) 早期著作《歷代通鑑紀事本末補後編》中的按語為線索，呈現其思想中耶儒交融的複雜性。呂教授指出，在張氏「闢佛補儒」的觀點背後，仍存在受到主流程朱理學影響的痕跡，體現中國天主教的「本色化」樣態。張氏一方面引用天主教教義，諸如：靈魂不滅、死後審判與上帝賞罰等觀念，既批駁佛教輪迴說，同時也修正朱熹 (1130-1200)「人死氣散」觀點。然而，呂教授進一步闡明張氏思想的在地特質：高度推崇被傳教士所批判的朱熹；生死觀上更傾向儒家重視現世人倫、「生順死安」的態度；以「理」、「道」等概念比附人的性靈與造物主，並提出上帝「治幽」、人君「治明」的二元治理觀，這些都顯著展現出異於傳教士的思想樣貌，反映儒學觀點在其思想底層的運作。
林峻煒博士以晚明天與鬼神論述的對話為例，指出晚明儒學與天主教之所以能夠展開對話，其關鍵在於中國思想內在的變化。天主教傳教士主張「天」必為有意志、能主宰賞罰的「上帝」的論點，之所以能引發共鳴，林博士認為是因為當時中國思想界內部已對宋明理學「天即理」觀點進行深刻反思與辯論。首先，以蔡清 (1453-1508) 為代表的程朱學者，重新強調「獲罪於天」所含天道賞罰的觀念。其次，受佛、道影響的學者如管志道 (1536-1608)、葛寅亮 (1570-1646)，更直接主張「天即上帝」，視之為掌握禍福權柄的人格化主宰。在此基礎上，陽明後學進一步論證「天」有「靈覺」。這股晚明思想界內部復興「敬天」與重塑「上帝」主宰性的思想傾向，為儒耶對話提供對話基礎，讓傳教士得以參與其中。
評論人陳慧宏教授從晚明清初的連續性與差別、天主教靈修文本、文本的地域性與社群網絡等層面進行討論。問答時，鍾明旦教授亦回應，表示從中國脈絡下的問題出發，能更加凸顯其中的多元性。
第三場
主持人：呂妙芬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發表人：王昌偉教授（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
論 題：王徵技藝之學中的天人關係與情感因素
發表人：林月惠教授（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論 題：黃梨洲論「上帝」：以明末清初「帝天說」為參照
與談人：呂妙芬教授
王昌偉教授嘗試重新詮釋晚明天主教徒王徵 (1571-1644) 的科技思想，論證其科技著作乃是一種帶有強烈自傳色彩的靈修實踐。王教授指出，晚明士大夫入教的原因，除了理性的選擇，亦有感性的面向，然而在過往研究中卻未受重視。以王徵為例，其在基督宗教中尋找一超越性道德權威，乃是為了得到心靈的安頓。同樣的情感需求亦體現在其對技藝之學的探索中。王徵認為，追求知識是出於「愛欲」的情感驅動，發明之喜悅亦屬心靈的最高滿足，而創造發明之才能則要歸功於造物主賦予人的靈魂與神聖恩典。由此，王教授跳脫過往將科學與宗教割裂的研究視角，認為王徵的科技著述不僅傳播知識，也乘載其個人追求真理與自我救贖的心路歷程。
林月惠教授闡述黃宗羲 (1610-1695) 在晚年著作《破邪論‧上帝》中，關於耶穌會「天主即上帝」之「帝天說」的反思，並及於儒、釋、道、耶各家之上帝觀。林教授從當時存在的兩種「帝天說」，利瑪竇的「天主＝上帝」以及儒學傳統的「天＝上帝」著手，指出黃宗羲以後者為基礎，提出其「元氣一本論」的神學觀，天與上帝為「一物兩名」，是一個「即流行即主宰」、既內在又超越的存有。基於此觀點，黃宗羲進行了系統性批判，並確立其獨特的宋明理學上帝論：肯定儒家郊祀傳統中的上帝是一個真實不虛、可與人感通的位格神。林教授認為此一觀點可視為一種廣義的「儒家一神論」，且仍持續發展，是為基督宗教在華長期在地化的過程。
評論人呂妙芬教授肯定技藝與信仰結合之書寫的意涵，並希望能就王徵個人內心的直接描寫繼續探討；此外，亦針對林教授指出的「發展中」提出應可關注中西持續交流的影響，而不僅是視之為一次交付後獨立發展的現象。
9 月 25 日
第四場
主持人：陳方中教授（輔仁大學歷史學系）
發表人：吳欣芳教授（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
論 題：Translating the Gospel of a New China: The Sanminchui (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 and the Catholic Church in the Nanjing Decade, 1927–1937
發表人：施亞霓博士（復旦大學哲學學院宗教系博士後研究員）
論 題：民國《聖教雜誌》視角下天主教界對國家統治權的詮釋
與談人：陳方中教授
吳欣芳教授以德禮賢 (Pasquale M. D’Elia, 1890-1963) 翻譯《三民主義》的計畫為例，探究天主教會如何應對「三民主義」成為國家正統意識形態後所帶來的挑戰。隨著《三民主義》「聖經化」及以黨治國的方針，教會學校面臨強制在校推行三民主義教育的壓力。在此脈絡下，德禮賢開展《三民主義》的翻譯計畫。德氏的核心策略在於，論證三民主義與天主教教義基本相容，將孫文 (1866-1925) 思想與共產主義切割，並肯定孫文信仰在國家意識形態與教會之間形成的穩固連結。該譯本不僅成功化解潛在意識形態衝突，獲得宗座駐華代表剛恆毅 (Celso Costantini, 1876-1958) 與國民政府官員的讚賞，更是證明天主教能與現代中國共存，是「本色化」的關鍵一步。
施亞霓博士以《聖教雜誌》為例，呈現天主教會因應西方政治思潮與中國政局，建構出獨特的國家統治權論述。相較於單一人物，施博士認為刊物更能呈現天主教會整體的思想樣貌。作為本土教徒主導的《聖教雜誌》，反對盧梭 (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 所主張的「天賦人權」與「主權在民」理念；相對的，援引《孟子》「天與之」強調「天（天主、上帝）賦權柄」作為國家統治權的合法性基礎，在此永恆「權柄」之下，無論「國體」、「政體」如何改變，皆以人民的「公益」為依歸。再者，該刊物主張劃分國家（現世福祉）與教會（永恆救贖）的權責。如此論述不僅為天主教在現代中國尋求合法定位，也為抗戰時「愛教愛國」的主張奠定了思想基礎。
評論人陳方中教授從天主教傳教士內部的路線差異（甚至教廷迭代導致的立場差異），以及《聖教雜誌》在不同領導人手中呈現的不同樣貌進行討論。問答時，進一步針對德禮賢與法西斯主義之關係進行討論。
第五場
主持人：張嘉鳳教授（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發表人：李奭學教授（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論 題：《詩經》與《聖經》中譯：論雍正八年殷弘緒譯梓的《訓慰神編》
發表人：林熙強教授（中原大學基督教與華人文化社會研究中心）
論 題：醒闢睡扃．夢每近狂：明清間耶穌會士論著中的「睡」與「夢」
發表人：張哲嘉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論 題：明清耶穌會士譯介醫學論述中的「氣」
與談人：祝平一教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張嘉鳳教授
李奭學教授分析法國耶穌會士殷弘緒 (Francois Xavier d’Entrecolles, 1664-1741)，如何在雍正 (1678-1735) 禁教嚴峻的政治氛圍下，以及與梵蒂岡禁止方言譯經的雙重壓力下，翻譯並出版《訓慰神編》(譯自〈多俾亞傳〉)。李教授指出，殷氏在書前撰寫〈續古撫今小引〉，透過《詩經》與朱熹《詩集傳》的文字，將〈多俾亞傳〉「詩經化」。既達到文化上的「偽裝」，亦能「撫今」：撫慰當時正遭受迫害的中國天主教徒。因此，《訓慰神編》不僅是《聖經》中譯史上的重要嘗試，更是一部在政治高壓下，為特定讀者群量身打造的牧靈作品。評論人祝平一教授對《訓慰神編》被視為小說提出疑問，並且從「聖經」一詞在明清的指涉，討論禁令與翻譯之間的張力。
林熙強教授探討明清耶穌會士如何引介並轉化亞里士多德 (Aristotélēs, 384–322 B.C.) 關於「睡」與「夢」的理論，並呈現出理性詮釋與傳教實踐相互矛盾的現象。林教授指出，艾儒略 (Giulio Aleni, 1582-1649)、畢方濟 (Francesco Sambiasi，1582-1649)、高一志 (Alfonso Vagnoni, 1566-1640) 等傳教士，主要依據《高因伯集評》等經院哲學著作，引進亞里士多德的睡眠生理學，並在此基礎上，指出夢的本質虛幻，無從預卜吉凶。然而，在傳教實踐上，耶穌會士卻策略性地保留並運用了「夢」的神秘性，將其與天主啟示信仰奧秘或預示傳教成功的神蹟連結。此一做法反映出天主教以理性哲學應對士大夫，同時藉由聖夢故事吸引平民信眾之策略，最終形塑出獨特的中國天主教夢文化與社群認同。評論人張嘉鳳教授對於針對文中「睡」與「夢」之連結，以及其中呈現之西方與中國的分裂與揉合提出評論。
張哲嘉教授透過比對三部漢譯著作及其西文原典，試圖從醫學史的角度，探究明清耶穌會士如何翻譯西方蓋倫醫學中的核心概念「spiritus」（精氣），並聚焦於「氣」在不同譯著中的運用與演變，揭示早期中西醫學交流中的概念協商過程。張教授指出，譯者對於「氣」來翻譯「spiritus」是一種「創造性誤植」，既有利於讀者接受，卻也因「氣」詞義的複雜性而導致文意不清。基於此，《人身圖說》的譯者羅雅谷 (Giacomo Rho, 1593-1638) 改用「德」來翻譯「spiritus」，既是與作為呼吸的「氣」區隔，亦是對以往選用「氣」來比附的翻譯有所調整。由此可見耶穌會士的翻譯與早期西方醫學「在地化」的動態歷程。
9 月 26 日
第六場
主持人：高晨揚教授（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發表人：新居洋子教授（日本大東文化大學文學部歷史文化學科）
論 題：清末民初時期的經院哲學復興──護教論中的實踐
發表人：陳拓教授（南開大學歷史學院）
論 題：作為「國故」的西學：明末清初西學在 20 世紀上半葉的書寫與記憶
發表人：邢福增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國科會研究學者）
論 題：中國基督教史「學統」的立與破：史學史的考察 (1900s–1960s)
與談人：吳欣芳教授（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高晨揚教授
新居洋子教授以馬相伯 (1840-1939) 及《聖教雜誌》的作者群為例，觀察民國初期的天主教人士如何應對「孔教國教化」與科學主義興起的雙重挑戰，而經院哲學的復興在其中被轉化為有力的護教論辯工具。新居教授指出，天主教人士重新拾起源自明代漢譯西學的「界說」(definition) 概念，納入經院哲學的脈絡來奪取詮釋權，用以摧毀對方立論前提來達到論辯目的。此外，亦藉由經院哲學，主張科學所屬的「理」（理性） 與信仰所屬的「信」（啟示） 皆源於天主，兩者各有專長且「並行不悖」。新居教授總結，此現象並非中國獨有，而是呼應當時日本及歐洲「新經院哲學」運動的全球性思潮。
陳拓教授闡述明末清初「舊西學」如何在 20 世紀上半葉轉變為「國故」，並承擔新的文化與政治功能。陳教授從三個層面切入此一「再發現」過程：學術、紀念及教材。在學術史領域，學者們對舊西學的地位看法分歧，大致可分為肯定其在清代學術史的影響、否認其影響但重視之，以及隻字不提等三類觀點。在紀念活動層面，外交界扮演了關鍵角色，藉由參與或主導與明清教士、天主教士人的紀念活動，搭建起中西政治交流的橋樑。在歷史教科書上，相關內容從輕蔑的宗教敘事，轉變為民國時期肯定其科學貢獻的正面評價，使其成為塑造國民集體記憶的一部分。
評論人吳欣芳教授針對「界說」作為辯論焦點反映了何種問題、「界說」如何被定義與教導，以及更廣泛教內外文獻之重印與編纂，對於舊西學的重塑提出討論。
邢福增教授從史學史角度，考察 20 世紀初至六十年代中國基督教史書寫。1949 年以前是「學統」的建立期，華人基督教菁英與學者擺脫西方「傳教史學」視角，書寫屬於中國的教會歷史。他們一方面重視史料真實性，另一方面致力在護教的「道統」與嚴謹的「學統」間維持平衡。1949 年後，「學統」趨於崩解，在新中國的革命「政統」下，「帝國主義侵華史觀」成為詮釋歷史的唯一標準，基督教被定調為「文化侵略」的工具。原有的「學統」遭到徹底顛覆，歷史研究轉變為政治任務，以控訴和批判傳教士的方式，服務於當下的政治運動。但成果多為史料編纂與整理，而始終未能完成「帝國主義利用教會侵華史」的著作。邢教授從「學統」、「道統」與「政統」三者間的消長與張力，勾勒出中國基督教史「學統」由建立到崩解的歷程。
評論人高晨揚教授指出，學統斷裂導致的「失語」，反映在如今中國教會不得不講歷史，卻又講不下去的現象，並進一步針對「傳教史學」等特定名詞的定義與「三統」之間的關聯性提出討論。
第七場
主持人：邢福增教授
發表人：陳柏旭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論 題：為了革命的背叛：陳映真〈加略人猶大的故事〉及其解放神學意涵
發表人：曾慶豹教授（輔仁大學哲學系）
論 題：此時此刻：論周聯華與神學本地化
與談人：邢福增教授
陳柏旭教授從「轉向」與「叛教」的觀點切入，分析陳映真 (1937-2016) 的小說〈加略人猶大的故事〉(1961) 中對於猶大的革命式轉化詮釋。小說中的猶大是懷抱「世界主義」（國際主義）理想的革命者，他在耶穌身上看見能夠真正解決壓迫之革命的可能，但又因認定其未能善用群眾魅力領導革命，形同率先背叛革命本身，故而選擇將耶穌之死轉化為激發群眾起義的「政治殉道」。陳教授指出，小說形塑出猶大的行為是一種「為了革命的背叛」。以小說為起點，陳教授追溯陳映真從「猶大認同」到「耶穌認同」的思想轉變，指出其終其一生都在內心與所處社會脈絡之間，探索革命與信仰的辯證關係，並持續批判體制化教會與帝國主義的共謀。
曾慶豹教授從周聯華 (1920-2016) 牧師早年撰寫卻未刊的《易的神學》出發，重構其轉換「易」的多重意涵，最終形成旨在讓神學變得「簡易」、易懂，能回應當代人的提問的神學立場。此一態度的具體實踐，反映在與新儒學的對話、投入《現代中文譯本聖經》的翻譯工作，以及用「更聖經、更中國、更平易近人」原則寫作的《神學綱要》。曾教授總結周聯華的「神學本地化」並非理論的建構，而是一種「做出」的實踐神學，其核心精神是「此時此刻」，主張信仰必須與當代社會文化真實「關聯」，進而發揮影響力加以「改變」，而非盲目遷就傳統或與之對抗。
邢教授指出，陳映真的猶大翻案書寫，有其在華語神學史上的首創意義，並進一步針對解放神學與無教會主義、民眾神學之關聯進行討論。此外，也針對周聯華如何從《易經》轉向「易」的神學進行討論。
編按：照片由近代史研究所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