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華健 （James Millward)）教授演講「Structuring Chinese history: Diwang tu 帝王圖, nianbiao 年表, ‘Chinese dynasties’ charts, and paradigmatic crisis in Chinese historiography」紀要

　　米華健 (James A. Millward) 教授，現為美國喬治城大學外交學院 (Georgetown University School of Foreign Service) 跨社會歷史教授 (Professor of Inter-societal History)，其研究領域包含內陸歐亞大陸史、晚期絲路與清代新疆史。本次演講是基於米教授正在撰寫之新書中的一章，書名暫定為 Is China Chinese?，此書繼其前作《嘉峪關外：1759-1864 年新疆的經濟、民族和清帝國》 (Beyond the Pass: Economy, Ethnicity, and Empire in Qing Central Asia, 1759-1864, 1998) 後，進一步討論「中國」的定義與其史學論述。

　　本次演講中，米教授從一個跨語言翻譯問題談起：如何翻譯「中國」？這關係到「中國」的定義，並延伸到所謂的「中國例外論」，認為中國不同於世界其他國家的一種意識形態。「中國例外論」不僅在中國具有長久的歷史，而且在歐美的中國歷史研究中也十分常見。基於「中國例外論」的常見歷史觀點認為：中國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連續性文明，雖然有許多不被認為是「中國人」的非漢民族居住在「中國」的區域，但由這些民族所建立的「征服王朝」，也在漢化後具有中國特色，並成為中國連續文明的歷史「朝代」之一，而這些過去「朝代」的領土都屬於中國的一部份。因此，要了解何謂中國，「朝代」是一個關鍵的概念，本演講便聚焦於中國歷史寫作中，對於朝代的結構化表現方式──年表。米教授透過年表，分析中國史學傳統中的朝代觀，並指出傳統中國歷史寫作中的朝代，往往是多元並立的，此現象說明傳統史學對於非漢朝代，或是非正統政體的包容性。

　　首先，米教授以宋代太傅黃裳 (1146-1195) 為當時的皇子，也就是日後的宋寧宗 (1194-1224) 所製作的《帝王紹運圖》拓片為例。此拓片刻有黃帝至宋朝的樹狀朝代表，以實線連接各「正統」朝代，如夏、商、周朝，朝代旁詳列帝王世系。而非正統朝代如五胡十六國、五代十國等，亦出現於朝代表上，僅未以實線連結至後代。透過虛線與實線的區別得以證明，即使像圖中的「五代」被標註「僭偽」，這樣的朝代亦被視為「中國」的一部分，能夠與其他正統朝代並列在同一表格內。類似的帝王圖表還有明代吳繼安所編的《歷代帝王曆祚考》，其輯錄帝位流傳關係，始於三皇五帝，終於「大明萬萬世」。書中亦用實線表示正統傳承關係，但同時包含例如遼、金、西夏等其他政體。吳繼安在書中說明，篡逆僭偽者本不該納入列表，但若不納入則年代中斷或記錄不詳，故為了列表的完整性，仍列於書中。這樣的列表方式或承襲自司馬遷 (145 B.C.-.86 B.C.) 的《史記》，在其〈六國年表〉中，在不同國家列表的表內文字中多處使用「我」此第一人稱代名詞來進行敘述，如在楚國紀載「秦大破我，取十城。」反映出多重政治主體觀點並存的特質。

　　緊接著，米教授指出，此治史方式受到朱熹改革，將司馬光 (1019-1086) 卷帙浩繁的《資治通鑑》改寫為《資治通鑑綱目》，歷史敘事遵從單一正統政權的演變，大幅縮減內文篇幅，但結合司馬遷《史記》中的「表」來示意非正統政體在歷史上的存在。明清史家繼承此寫作方式，如清中期李兆洛 (1769-1841) 的《歷代紀元編》在處理南北朝的開端時，表中並列八個同時存在的不同政體，而到此表末端甚至有九列，也就是九個政體並存。這種製表方式能夠將所有在同一時代存在的政權囊括於紀錄中，雖然表格中各政權的紀元年不同，但史學家用干支年作為絕對的標準時間來統整。類似的年表亦可見於清代學者段長基的《歷代統計年表》中，在五代十國之表中，把後梁與其他十國並列在表頭，加上「無統」的中性標註，表示該朝未達「大一統」的狀態。而在明代年表中，由上而下分為明朝正統、宗室藩王、異姓王及外國四列，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滿洲的紀錄全部列於第一列的明朝正統記事中，而非列於最末列的外國中。在段長基的序言中，稱以同時代正統者年代紀之，而割據諸國則橫列於各正統下，如此一來，合而觀之便構成該時代的全貌，「此所以大一統也。」換言之，「大一統」的定義與現在不同，在清朝史學家的語境中，「大一統」指的是一個年代中，全方位、多角度的敘事。

　　由以上中國歷史年表可知，雖然「朝代」作為歷史分期的基本單位，但因為概念上的延續性，帝王世系亦為重要軸線。年表中所強調的線性與連續性，與歐美對於中國歷史研究中常提到的「朝代循環」有本質上的不同。在這些作為簡明版歷史敘事的年表中，作者皆仍然強調「正統」，並將此反映於年表的形式上，例如將正統政權置於首列，或將其字體標粗等。但同時，非正統的其他國家，也被並列於表中。雖然史學家認同政治正統性與合乎禮法的政權，但也清楚地認知，若將其他非正統政權排除，將會導致歷史敘事的不完整，而年表就是能夠統合此二者矛盾的重要產物。在各種制表技術的幫助下，最終歷史年表所呈顯出的是一個具包容性、多元敘事的歷史視覺形式。

　　在介紹完中國歷史年表傳統後，米教授展示歐洲耶穌會傳教士基於中國年表所翻譯、轉寫的中國歷史書籍。耶穌會士所轉寫的年表，最初不僅並非以表格形式呈現，且做為歷史論述核心的是家族 (familia) 而非朝代 (dynasties)。例如法國學者默基瑟德．泰弗諾 (Melchisédech Thévenot, 1620-1692) 的《中國君主年序概要》(Synopsis Chronologique de la Monarchie Chinoise) 中便指出「第 21 個家族為『明』，共有 17 個皇帝，統治 276 年」。而比利時傳教士柏應理 (Philippe Couplet, 1623-1693) 出版的《中華帝制歷史年表》(Tabula Chronologica Monarchiae Sinicae ,1686)，是最早以歐洲語言表示的中國歷史年表。其以干支為基準，列於最左行，而第二行為帝王任期，記事則列於第三行。有趣的是，在柏應理年表中還記載了甲子的循環數，例如順治元年 (1644) 為第 73 個甲子循環中的第 21 年。

　　直到 18 世紀，歐洲才逐漸對中國歷史中的「朝代」產生興趣。米教授以 Google Ngram Viewer 為工具，搜尋「dynasty」一詞在 google 資料庫的書籍中所出現的頻率，結果發現從 1750 年此詞頻開始竄升，其中一個原因為法國大革命，歐美出現大量關於歷史上君主政權的討論，而另一個原因則是對於東方國家的好奇，例如中國和埃及的歷史。其中影響最大，流通範圍最廣的是法國漢學家杜赫德 (Jean-Bapiste Du Halde, 1674-1743)的《中華帝國全志》(Description de l'empire de la Chine, 1735)。從目錄中可知，此書以朝代分章節，並以甲子的循環數為紀年標準。在這樣的認識過程中，歐洲對於中國歷史的知識形成與中國本地不同的特徵，例如對於中國歷史初始年自西元前三千年開始的驚訝，因為這挑戰了他們「所有人類都是諾亞後代」的假設。另外也有一些相同之處，包括將中國視為一個連續性的「國」，只是有不同家族所統治的朝代更迭。同時，他們也清晰地了解到中國與韃靼 (Tartar) 間的區別。

　　最後，米教授以中國人民共和國在 2019 年所發表的《新疆的若干歷史問題》白皮書中的年表，將本演講連結到其過去對新疆與清帝國史的研究。白皮書的年表與過去中國傳統歷史著作的年表有個重大差異，那便是將西夏納入正統中。此舉可歸因於西夏為立足於現今新疆區域，並列於宋、遼、金朝的政權，若年代中不包括西夏，則自唐朝設置安西及北庭都護府至清朝乾隆征服新疆之間，便有將近千年的歷史，因沒有一個地理中國對現名為「新疆」之地行使統治權而無法描述。由此可知，雖然年表做為表現歷史最為直觀、簡潔的視覺形式，但其內容持續地因不同時代的政治社會背景而進行「調整」。編撰年表最重要的任務是取捨哪些政權能夠出現於年表中，並利用不同的製表技術來視覺化同時存在的多種政權，以及其在當時史學論述中的合法性。因此，米教授強調，直接將年表視為歷史事實的整理與簡化，其實是有問題的。本演講展示出年表在中國傳統歷史書寫的格式演變，以及中西文化中的理解差異與編撰方式，這些都說明年表並非中性的歷史材料，而是經過人為精心編排，並服務於不同目的的歷史詮釋。

　　在討論環節中，張谷銘教授建議米教授在使用 Google Ngram Viewer 搜尋時的關鍵字可以使用「朝代」的拉丁文或法文，而不只是英文，以取得在不同語言文化中的分析結果。此外，中國傳統對於「朝代」的觀念並不完全挑戰米教授所提到的「中國例外論」，其部分特徵甚至是支持和促成這種概念成形的原因。米教授補充道，「朝代」的概念在歐洲非常豐富，尤其是含有「家族」的含意在其中，例如伏爾泰 (Voltaire, 1694-1778) 便認為 dynasty 不僅是政權，也是王室血脈。而中國傳統中朝代觀雖然強化了歷史發展的線性和連續性，但另一方面，中國歷史書寫中的年表並不是從單一政權出發的國族主義史觀，而是包容各種政權的多元敘事。但這個傳統在現今對於年表的使用和認識中已逐漸喪失，此一包容性正是本演講所欲強調的。

　　張樂翔教授關注米教授所提到吳繼安《歷代帝王曆祚考》，指出此表看似多元並列的政權，但是不同朝代間的實線連結也是標示正統的一個方式。而蔡偉傑教授則注意到，米教授此演講中所舉的案例皆為漢族史學家的著作，但蒙古和滿族等非漢民族的史學論述中，也有「中國」的概念，然而與漢族史學家所認知的「中國」又有所不同，其差異和成因值得探究。同樣針對史學問題，亦有青年學子認為演講中所提到的年表反映正史中針對朝代的正統性論述，或作為論述未竟之處的補充，兩相對照或能對於年表的理解更為全面。另一個問題是關於18 世紀歐洲自然科學發展下，對於聖經年表的考定和討論作為中國歷史年表的對照，中西對於歷史年代概念是否有著相近的關懷，以及兩者在內容上的不同。米教授藉著回答這些問題的機會，也進一步補充更多相關案例和議題，為此演講拓展更為深廣的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