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正恒教授演講「軍事革命的退卻？清代臺灣西式堡壘的戰爭、建設與異域景致」紀要

　　「軍事革命」自 16 世紀不僅在西歐帶動各國戰爭形勢與國家治理機制的深刻變化，並且也改變東亞的軍事樣態。17 世紀荷西殖民者雖未在臺灣進行長久的殖民統治，卻留下熱蘭遮城及普羅民遮城等文藝復興堡壘，而鄭氏政權、清帝國在臺灣的軍事藍圖，亦延續熱蘭遮城——安平城的脈絡，再配合邊疆治理之特殊需求，採取有別於歐洲殖民者的有限度軍事建設。盧正恒教授據此主張，這種看似與西方軍事革命相對的走向，應被視作非典型的積極統治策略，其後衍伸出的異域景致書寫亦是清代臺灣史、軍事史不可忽略的一環。

　　軍事革命之概念源自Michael Roberts (1908-1996)、Geoffrey Parker (1943-) 等全球史學家，強調新式大炮、步兵革命、城牆建設等促成了近代國家之重大改變——從文藝復興到啟蒙時期的軍事技術革新，重塑歐洲戰爭規模與樣態，也推動國家官僚組織、稅收制度、空間治理的全面轉型。與之對應的是專業化大規模步兵陣式及新式稜堡／文藝復興堡壘的誕生，文藝復興堡壘以下寬上窄、低矮牆體為最大特色，能有效應付大炮的攻擊，並且通過數學角度設計讓彼此能火力交叉掩護，得到最全面的防衛。軍事革命的成果，同樣擴散至中央歐亞和內陸，過去作為作戰工具的馬匹，在清代准噶爾戰爭時已轉變為交通工具，清政府亦建立從北京延伸的後勤路線。事實上，文藝復興堡壘的結構並非近代西歐國家獨有，厚實、夯土結構的矮牆，中式堡壘早就已有這樣的特色。盧正恒教授也在演講中提及，軍事技術與族群意識的交織，在文化史的面向有不可忽略的重要性。自康熙、雍正年間強調子母礟為八旗專用，自乾隆十四年 (1749) 起，滿人在漢軍祭拜紅夷大炮的傳統之外，設立八旗礮神之祭祀，並且成為定制，足以見得從此刻起，子母礮於滿洲文化自物質武器昇華為建構族群意識的象徵符號。

　　本日講題以鄭氏政權與清帝國兩個時期的臺灣為核心，嘗試以軍事地景與國家建設的視角，說明兩政權何以在此地兼顧帝國邊疆治理和防禦軍需的雙重目標。鄭氏時期，臺灣軍事建設仍有明顯的「堡壘意識」，鄭氏政權在臺灣建立的軍事據點，如雞籠、安平等地砲臺的設置，明確展示對抗清帝國的防禦意圖。與此同時，城堡除了作為軍事設施，亦是鄭氏政權的政治中心，堡壘內尚有花園、官署、歌樓等生活空間。清帝國據有臺灣後，清政府對熱蘭遮城的處理與多次修繕，甚至可以從文獻中發現依照西式堡壘結構進行維持和修建，呈現出有別於西方與鄭氏模式的防禦戰略選擇：儘管統治當局對邊陲領地採取高度戒備的統治方針，荷蘭殖民者留下的熱蘭遮城仍被逐步納入官軍控制系統之中，此一選擇體現出清帝國對現有軍事建設資源的務實態度。

　　清代官方文書遺留多筆修葺熱蘭遮城及紅毛城（赤崁樓）的記錄，足見得帝國對臺灣安平地區的軍事設施維護格外重視。從耶穌會士馮秉正 (Joseph-Francois-Marie-Anne de Moyriac de Mailla, 1669-1748) 在 1710 年繪製的熱蘭遮城平面圖中，可見該堡壘自鄭氏政權結束以來，結構基本未變。自康熙年間至乾隆末年，清政府不斷致力於修繕紅毛城，如 1718 年臺灣知府覺羅滿保 (1673-1725) 報請修補紅毛城部分毀損城垣；1720 年《鳳山縣志》詳載紅毛城靠海短牆傾塌、牆體受潮水侵襲，知縣李丕煜 (生卒年不詳) 奉文整修城牆。然而城內花園、歌樓、官署等鄭氏時期設施，多已棄置不復修建，突顯城堡重心由生活空間轉為純粹軍事用途。從 1729 年知縣劉良璧 (生卒年不詳) 指出：「不得安平，不能守鹿耳門」，將其軍事地位與臺地門戶劃上等號，此舉可知安平為臺地門戶之首，修繕熱蘭遮城及紅毛城則為鞏固安平城防首要之務。1739 年，紅毛城再因豪雨損毀，福建巡撫王士任 (1686-1744) 奏請依西洋式原貌修築，並強調紅毛城現為水師駐地，乃「全臺保障重地」。蔣元樞 (1738-1781) 所繪〈修築安平石岸圖〉亦說明此一沿海軍事設施，長期面對海岸侵蝕所面臨的防禦挑戰。總體而言，清廷自康熙末年起至乾隆中葉持續關注並修繕安平紅毛城，儘管清政府未提供舊堡壘新式武器或戰略規畫，其國防地位及象徵意義依然不言可喻。

　　在朱一貴事件 (1721) 中，清政府對於荷蘭時期遺留的熱蘭遮城及其相關堡壘體系的運用，展現了對西洋防禦工事的接受與策略性應用。盧正恒教授認為，以蘇天威 (生卒年不詳) 為首的安平之戰，應發生於城外，清軍拿下安平城後，藍廷珍 (1664-1729)、施世鏢 (1667-1721) 等人進入城內，叛軍「列牛車夾牌盾為陣，蜂擁蟻附，來攻安平」，與之相對，「廷珍督發大砲，四面環擊」。史料展現清軍對文藝復興堡壘具備高度掌握，可見即使帝國在 18 世紀未全面推展軍事革新，但在臺灣仍展現出過去荷蘭時代軍事技術遺緒的延續性。對熱蘭遮城等西式堡壘的保留與利用，正好說明在局部情境下，清帝國有能力挪用舊有軍事資產，並透過有限的技術整合應對地方暴亂與治理挑戰。

　　嘉慶十六年 (1811)，安平北側水道淤積，致使大型船隻難以入港，安平城砲臺的重要性日漸降低；演武逐漸取代炮戰，防禦成為安平城的主要軍事用途。然而軍政方面的沒落，並未讓熱蘭遮城和紅毛城徹底淡出臺灣史的視野，文藝復興城堡成為臺灣異域景致的一環。對於旅行書寫，殖民文本等，紅毛城不僅是詩文描寫的目標，也成為臺灣府縣八景之一，尤其安平、赤崁等充滿西方特色的軍事據點作為詩文描寫對象，更成為府縣書寫地方認同的重要支點。此一現象反映出，軍事建築景觀在地方文人文化中，由防禦設施轉化為記憶與審美的載體；19 世紀後，歐洲探險家亦將熱蘭遮城等堡壘視為東方世界與西方文明之連結。航海家 James Butt (1844-1936) 在 1866 年對於福爾摩沙的航行記錄中，錯認紅毛城為 14 世紀葡萄牙人所建，但其文字描述中，仍反映出歐洲水手在異域所尋求的文化連結與歷史想像。這些堡壘既是帝國權力的延續場域，也是感官與記憶交織的邊陲文明景觀。

　　演講的尾聲，盧正恒教授重申軍事革命理論作為全球史重要的一環，衍伸出對於如何認識內陸亞洲 (Inner Asia) 興起的近現代帝國，究竟是利用抑或排斥不同軍事發展之討論。清帝國明顯極力運用火藥創造的軍事優勢，甚至從而重建其面向內亞世界的族群認同、地景變化、軍事活動。與將清帝國視為保守、退步的歷史想像相背，清帝國與西方軍事革命的嶄新成果其實有緊密的關聯。臺灣作為最早接觸到軍事革命果實的東亞島嶼，即便動盪的局勢令清廷在臺進行建設之意圖卻步，不過紅毛城以及其他文藝復興要塞的修造及對朱一貴事件的處理，已體現清軍對文藝復興要塞的妥善運用。

　　進入 19 世紀後，紅毛城逐漸從軍事性質轉化為風景與異域記憶的象徵。軍事革命留下的文藝復興堡壘，在此不再是國家武力的展現，而是被轉化為地方紀錄與空間形象的一部分，連結東西方的情感記憶。於地方治理的視野而言，這種異域景觀的歷史遺蹟，表現出帝國官僚體系面對自然環境與歷史遺構的應變策略。紅毛城的存續與再造，既是戰爭結束後歷史遺構的再政治化，也是清帝國在臺灣逐步建立其統治正當性與空間主權的一個具體象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