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樂翔教授演講「《上諭條例》與清代的立法議程」紀要

　　張樂翔 (Lok Cheung Lawrence ZHANG) 教授為美國哈佛大學歷史學博士，現任香港科技大學人文部副教授，研究領域為中國政治史、思想史與社會經濟史。本次演講內容依據張教授 2023 年發表 “Shangyu Tiaoli and the Study of Qing Central Government Legislative Agendas” 一文，討論內容以《上諭條例》這一類型的檔案為主，聚焦於史料學的細節，說明這類檔案如何反應清代的立法議程。

　　張教授之所以關注到《上諭條例》，起因於其過往的捐納制度研究。當時張教授在研究清代捐納制度的運作方式，包括朝廷何時開放捐納、捐納後如何任命官職等問題，但這些制度中的細節不易見於《清實錄》、上諭檔或《吏部則例》等官書、檔案中，需輔以其他材料方能釐清；張教授便在此時從《上諭條例》中發現捐納制度的細節規範。

　　這種類型的史料過去較少人使用，單獨探討其特質的文章也不多，多是在史料學的書籍中簡短帶過，並未深入探究這類史料的性質與意義。《上諭條例》與類似史料的形式多為編年體，出版機關為各省藩司、臬司，係由省政府將中央頒布的條例挑選彙編，以木刻的方式每年或每季出版一次，其中出版內容會再分六部，並以吏部為先，有些另有目錄、有些則無。本次演講題名所用之《上諭條例》，即是江蘇省出版的律例彙編之版本，也是最為常見的材料。每省收錄出版的條例不同，同類型的條例數量可能落差頗大，如乾隆四十年 (1775)，有不同省份出版同類型的律令，一個省份收錄數百條，另一省份卻只有幾十條。儘管是同一年份，若閱覽的版本不同，仍可能看到完全不同的內容。此類彙編的出版始於乾隆十八年 (1753)，中央規定各省應以出版物的形式頒布新的法令，而非過往以抄錄的方式公布，目的在於減少錯誤，且方便地方官在審判時作為參考。

　　張教授指出，這類史料有一定的使用難度，並舉出四個原因說明。其一，內容不透明。在翻閱前，使用者無法知道其中內容。其二，名目繁多。其可能散布在各地的圖書館，且因其名目、版本眾多，除了《上諭條例》外，另有《各部院條例冊》、《頒發條例》、《彙刊條例》、《四季條例》、《定例彙編》等名稱，又有些圖書館會自行更改書名，造成圖書館目錄中所記載的題名與原名有出入，此種編目問題也造成搜尋、辨認不易。其三，存放分散與獲取不易。不同的圖書館收藏數量不一，如北京大學圖書館收藏很多這類型的資料，但並未在網路上公開，調閱規定也較嚴格。張教授便向與會者分享目前已在圖書館網站中公開的資源，包括日本國會圖書館、哈佛燕京圖書館、柏林國家圖書館等地，其中有些收錄的條例涵蓋年份可從乾隆初年至光緒末年，已能提供很不錯的參考價值。中研院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的收藏則以《上諭條例》居多，涵蓋時間為乾隆初年到道光十年 (1830)，約 400 多冊，覆蓋性很高。其四，缺乏「凡例」。許多版本的「上諭條例」並未有編纂說明或凡例，使研究者難以理解其編輯原則、選擇標準或每年的更新邏輯，圖書館的收藏也常有時間斷層，不易看出連貫性。

　　在由地方政府負責刊印新增的法令以前，康熙年間已有類似的出版物，最早是康熙五十五年 (1716) 鄂海 (？-1725) 所編之《六部則例全書》，將此前新增的法令彙編成書，每卷收錄不同類別的內容。張教授當時是為尋找捐納事例，而在北京的國家圖書館看到此書，裡面收錄有大同張家口捐納事例，在其他史料中均未見得。張教授指出，捐納事例不被收錄於會典事例等官書中，原因可能有二，其一，清政府不希望把詳細的捐納事例放入其中，尤其乾隆朝以後，乾隆皇帝對捐納較為敏感，故捐納相關資料更少現於官書。其二，此種捐納事例有其時效性，然新編會典事例時捐納流程可能已經結束，因此不需再將細節收入其中。雍正年間，再以《六部則例全書》為底本，增加新的律例，名為《六部則例新編》，接著就是乾隆初年地方開始出版的《上諭條例》等書。

　　張教授曾將某一年的《上諭條例》與各部院條例冊、上諭檔及《清實錄》做一簡略的比較，結果顯示《上諭條例》收錄的條例數量 250 條，遠多於各部院條例冊 75 條，涵蓋的內容也不一樣。雖然《上諭條例》的篇幅較多，卻也不會包括所有各部院條例冊收錄的內容，如與西北邊疆或蒙古相關之條例即未收入。張教授推測，由於各地有印製成本考量，各省在彙編時會自行判斷與本地事務最相關的法令，與己無關的內容遂不納入，也導致不同省份的《上諭條例》收錄內容可能差別頗大。《上諭條例》與上諭檔重複的內容僅有 250 條中的 80 條；《清實錄》的覆蓋性則較廣，共有 155 條相同，也顯示有 90 多條收錄在《上諭條例》的內容並未記載於《清實錄》中。雖然《清實錄》跟《上諭條例》的重複性較高，但呈現內容不盡相同。張教授舉例，江蘇巡撫提了一件劉俊強（生卒年不詳）搶良家之女案，其父劉殿臣（生卒年不詳）非但沒有阻止，還幫劉俊搶人為妻。此事的原判是判劉殿臣為從犯，然乾隆皇帝 (1711-1799) 認為父兄應有教導之責，不能僅視為從犯，應按本犯辦理。《清實錄》僅記載乾隆皇帝對此案判決不滿，要求刑部重新議定新條例，然並未記下後續刑部的審議過程與最後判決。《上諭檔》與《清實錄》內容一致，《會典事例》則更加簡略，省去了乾隆皇帝的意見。《上諭條例》則完整記錄了這起案件的議定過程與最終判決結果，包括如何重新審理，並討論這類父兄協助子弟犯罪之事應如何加重懲罰，並訂定出具體條例後頒布，以後遇到此類事件可依例辦理。此案例即顯示《上諭條例》收錄了許多清代立法過程之緣由、細節與結果，有其獨特性與完整性，對於理解清代法律的實踐與演變至關重要。

　　另一案例是乾隆四十年御史邱日榮 (1738-？) 的人事案。邱日榮在御前向乾隆皇帝提出幾個人事問題的方案，但這些方案實已被吏部駁回，邱日榮只向皇帝提及兩個被駁回的議案，卻隱瞞了第三個被斥責的議案；乾隆帝對此表示不滿，並指示吏部繼續提出人事問題的解決方案。《清實錄》或其他史料僅見邱日榮被乾隆皇帝訓斥的部分，但並未記錄吏部最終如何議奏。《上諭條例》中則可見到吏部針對邱日榮提出的兩個人事案最後是如何處理，實是其他史料未見的內容。

　　《上諭條例》不僅記載單一案件的判決，更重要之處在於它記錄了新條例形成的緣由與過程，這反映出清代實際的立法過程，如何將特例轉化為通例。許多收錄在《上諭條例》中的案例，都是因為案件本身涉及法律或行政上的「灰色地帶」，因此要明確公布以作為日後的依循準則。收錄的內容也不僅有刑案，如上述提及捐納制度的具體條例，很多史料中並未提及；或是科舉考試中北方考生文章音調問題的處理，這種細節在《清實錄》中也很難找到。再者，《上諭條例》揭示出清代公務資訊傳播的方式，因其呈現許多原始的文件內容，包括公文往來的格式等，將有助研究者理解清代政府信息網絡的運作方式。這種史料亦是地方官員最先會接觸到的政府規範，而非《清實錄》等事後編纂的官方文獻；也因其是地方政府依據中央邸報選擇性地彙編和出版，故能夠反映地方行政關注的面向。

　　張教授總結道，對正在思考論文題目、但尚未至檔案館爬梳資料的研究生來說，翻閱《上諭條例》類型的史料或能成為一個很好的研究開端，因其中包含諸多律例之細節，瀏覽後應有助於找到有興趣的課題，亦能藉《上諭條例》了解清代法律變革的實際狀況與行政體制的運作方式。儘管目前尚有難度，然透過比較不同省份《上諭條例》的內容差異，或可深入探討清代地方行政的取向與中央政策在地方的實踐狀況。《上諭條例》作為一種極具價值的清代史料，它不僅能補足其他官書在細節與完整性上的不足，更展示了清代立法及行政運作的真實圖景，若能善用《上諭條例》這一類型的史料，或可為清史研究開闢新的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