賴毓芝教授演講「Incarnating Antiquities through Translation: Naming, Images, and Language Reform at the Qianlong Court」紀要

　　賴毓芝教授長期從事視覺文化史研究，除了視覺文化史，還關注晚近中日交流與清宮研究等。此次演講內容為其即將出版之論文成果的一部分，是致敬 Joshua A. Fogel 教授退休紀念論文集所撰之文章。

　　本次講旨聚焦於 17、18 世紀清宮在滿文與漢文的翻譯策略，探討翻譯、圖譜製作與語言改革中的一系列實踐。演講首先從晚近學界關注 19、20 世紀新興名詞如何從日文轉譯至中文的議題開始。從這些觀念史與概念史的研究中可以發現，和漢翻譯時常有指涉範圍不對等情況出現，而同樣的情形也存在滿漢翻譯之間。回顧近年清史研究，特別是「新清史」對滿文材料的關注態度與運用。賴毓芝教授指出，雖然滿文資料已廣泛被用於補充漢文史料，並推動意識形態、族群政治、軍事史、知識生產等研究的進展，但多數研究仍將滿文視為補充性材料，較少從概念史或翻譯史的角度，探討滿文與漢文之間非對等的關係。賴教授指出，翻譯本身往往構成一種不對稱的文化遭遇；概念並非在不同語言之間進行等值轉換，而是在翻譯過程中被重新生成、調整，甚至產生意義的偏移與誤解。此一視角進一步引發賴教授反思：是否可藉由相同的方法，重新理解清代滿文材料。

　　在此基礎上，賴教授將翻譯界定為一種文化生產，而非單純的語言轉換。她指出，翻譯涉及概念、形式與知識秩序的重構。翻譯並非對等關係，而是一種充滿裁切、選擇與調整的過程。這種不對等性，不僅體現在語義層面，也體現於形式層面。約自乾隆十五年前後開啟的圖譜計畫，不僅運用了新的圖像製作技術，亦在圖說中採滿漢對照。此種對照除語義對應外，並於版面、篇幅與視覺呈現上營造出「看似平衡」的效果，但其背後實隱含諸多取捨。

　　演講進一步聚焦於 18 世紀，乾隆時期的圖譜計畫。透過比對《清文鑑》、《增訂清文鑑》可以發現，許多圖譜中新出現的詞彙，後來都收入《增訂清文鑑》；由此可證，圖譜的編撰還包含了新詞彙的定義過程。若將康熙時期所製、如今散佚於古董市場中的《鳥譜》與乾隆時期的《鳥譜》進行比對，可發現格式、圖像幾乎是差不多的，最大的差別為乾隆版多了滿漢文對照。乾隆版《鳥譜》的製作歷時十一年；以清宮的製作量能而言，僅就圖譜的複製，不致耗費如此長的時間。換言之，此一漫長的製作過程，多半耗費於「翻譯」之上。在翻譯的過程中，兩種語言在概念指涉上若出現不對等，就會出現許多「空隙」，這些空隙產生了文化操作的空間。這也是翻譯工作如此耗時的緣故。上述文化操作的過程，正是賴毓芝教授最為關注之所在。

　　為了進一步解析這種文化操作的過程，賴教授闡述乾隆朝對「圖譜」概念的重新界定。清宮透過滿文重新定義「圖譜」，並以 durugan 作為其核心概念。透過對《清文鑑》與《增訂清文鑑》的分析可知，durugan 的定義涵納 durun、kemun、kooli 等詞，而這些詞彙在康熙朝與乾隆朝之間意義的轉變，顯示「durugan」已由原本偏向測量、模型或既定規範的概念，逐漸擴展為涉及形式、樣式、準則與典範的綜合性意義。另一方面，康熙朝《清文鑑》並無漢文對照，因此學者只能從滿文詞意詮釋來推測 durugan 的意思；至乾隆朝《增訂清文鑑》則增列漢文對照，因此可以得知 durugan 為「樣子」、「銀模子」的意思。此一語義轉變，使圖譜 (durugan) 不再只是分類工具，而逐漸成為一種具有規範性與權威性的知識形式。

　　在這種將圖譜視為權威知識的架構下，具體的翻譯與命名工作，又是如何展開？鳥類的滿文名稱在漢文中如何被命名與翻譯？在此過程中，鳥類圖像又扮演何種角色？在具體案例的分析上，賴毓芝教授以《鳥譜》為核心材料，說明翻譯問題如何在圖譜製作中具體浮現。她指出，乾隆朝《鳥譜》雖大量承繼康熙朝既有內容，然仍持續進行調查、標本蒐集與圖像繪製，其目的不僅在於補充資料，更在於處理命名與語詞對應的問題。當同一物種於不同語言中具有不同名稱，或名稱與物種特徵之間無法直接對應時，圖像遂成為連結滿文與漢文之間的重要媒介。以「樹雞」為例，鳥譜記載其產於關東，棲息於樹上，因而得名；然而其滿文 fiyelenggu 則源自 fiyelembi（意為老鷹盤旋），與漢文命名毫無關聯。在此情況下，圖像即在「樹雞」與 fiyelenggu 之間發揮關鍵的連結作用。

　　除了藉由圖像縫合語義落差外，比對兩朝《鳥譜》，清宮在翻譯策略上經歷了一次由音譯轉向意譯的變化。例如康熙朝記為「Heerqi /何爾奇」的鳥，在乾隆朝改譯為「鶹雉」。然據《康熙字典》，「鶹」為似鴞之鳥；而在《增訂清文鑑》中，「鶹雉」應作「鶅雉」，「鶹雉」實為訛寫。《爾雅》以「鶅」為東方之鳥，「雉」則與百工分職、理想秩序相關，故「鶅雉」可推知為一種具有祥瑞意涵之鳥類。與此同時，若捕捉到未聞其名的鳥類時，亦可能借用圖譜中本不存在於現實的鳥名加以指稱。然而，此種命名策略並非一體適用。例如將「推吞」對應為「布穀鳥」，然布穀鳥為常見物種，「推吞」顯然並非此類，顯示翻譯與命名之間仍存在不穩定性。

　　儘管如此，但《鳥譜》中的視覺圖像始終扮演著「徵實」的角色。例如，書中鳥類所處之背景多描繪其原生棲地，顯示其圖像表現強調外形與環境之對應，「徵實」因而成為重要的製作原則。就更廣泛的脈絡而言，中國「譜」的傳統源遠流長，且未必皆附圖像；然而在 durugan 的體系中，視覺化卻佔據關鍵地位。乾隆朝將「譜」重新界定為 durugan，可視為對傳統「譜」概念的一次重要翻轉。在此脈絡下，賴毓芝教授進一步指出，《鳥譜》與《獸譜》中的滿文命名，多採取以外形特徵為基礎的描述性命名方式。

　　承接《鳥譜》所確立的「徵實」原則，另一個更具挑戰的問題，則是清宮如何將漢文典籍中虛實交錯的生物轉譯為滿文？以《獸譜》為例，其中收錄的動物圖誌，來自《古今圖書集成》，而該書取材又多來自《山海經》等典籍，當中有不少不存於現實的異獸。即便如此，《獸譜》會採取調整畫面結構、重構圖像論述等方式來「徵實」圖像。這些驗證的材料，亦有來自宮廷生活的實際經驗。例如「羆」，在《古今圖書集成》中有兩種形態，一似羊，一似人；但《獸譜》依據乾隆皇帝於東巡途中獵得一「羆」的記載，遂據此修訂其形似熊，儘管今日已難確知其所獵之物究竟為何。

　　因此，滿文的翻譯策略，更注重對外觀的實際描述。以鹿類為例，要如何區分「麋」、「麈」、「鹿」？「麋」的翻譯採取的是以圖像連結滿文與漢文；「麈」在滿文中的意思則直譯為「長尾之鹿」，很可能是依據外觀、圖像的再命名。有趣的是，區分鹿種的重要依據，是依鹿角脫落之季節（冬或夏），這種細節的考察，正體現翻譯過程中的張力。《獸譜》的編纂者最初多依賴古籍記載，自其中選取動物納入獸譜，並據其描述翻譯為滿文；但乾隆皇帝則依據自己的御獵經驗，重新改訂譜中的記載。

　　滿文翻譯著意於外觀特徵的策略，還特別顯現在字體結構。若漢文為疊字的生物之名，多沿用康熙朝舊例，如「狪狪」、「雙雙」、「文文」等；若非疊字，則常將兩詞合併為一新詞。例如「鹿蜀」，狀如馬紋如虎，滿文即將「馬」(morin) 與「虎」(tasha) 結合為 motasha；又如「猾褢」(niyamari)，其外觀形似人而具豬鬃，故以滿文 niyama（人）加上字尾的變化來命名，可見其命名直接呈現外觀類人的特徵。換言之，相較於不直觀且拗口的漢文命名，滿文對譯的命名更訴諸生物的外觀。

　　綜上所述，滿文命名策略多元，或透過組合不同動物之形態特徵以呈現外觀，或沿用康熙朝既有名稱，或依據典籍意涵進行意譯。這種高度依賴視覺化與形態辨識的翻譯模式，使語言本身承載了圖像的功能。此種透過分類、寫實與經驗觀察來建構知識的模式，與同時期歐洲博物學傳統呈現出一定程度的相似性，而在傳統漢文化中則較為少見。

　　演講最後，賴教授將這種訴諸視覺化的語言特性，上升到清廷官方的語言意識形態層面。她引述《欽定繙譯五經四書》的提要指出，官方在提要中批評先儒詁經，「株守其文」，「拘泥而鮮通」，過度專注於典故、細節，為字句所困而不易理解事物本質。相較之下，滿文具有「疏通其義」、直接呈現事物本質的特點，亦即滿文可先精準掌握事物的核心意義，再進行直觀的敘述。

　　在綜合討論環節中，林士鉉教授提出數項延伸問題。其一，圖譜中部分鳥獸命名取自傳統漢文典籍，此種「取用古典、再造古典」的現象自康熙延續至乾隆，其對話對象與目的為何？是否涉及政治層面的考量？畢竟鳥譜之製作顯然不僅止於科學目的。其二，冊頁形式是否可視為「譜」的一部分？「譜」的定義應如何界定？如《得勝圖》或乾隆所藏《天祿琳瑯》宋版書，是否亦可納入「譜」的範疇？其三，若有古典之復興，是否亦存在「人物」的復興？如《職貢圖》中對人物形象的描繪，是否亦承襲前代圖譜而來？最後，「轉世」概念是否亦可納入「譜」與「復興」的討論之中？

　　對此，賴毓芝教授回應，鳥譜與獸譜之製作由軍機處統籌，其對話對象不僅限於內部大臣，亦包含漢人，並涉及滿漢「文質之辯」。清宮不僅將古典知識具體化與視覺化，更藉此宣示滿洲政權作為「更接近上古、純樸根源」之正統地位。在此脈絡下，翻譯不僅是文化交流的結果，更是清帝國建構歷史正當性與象徵權威的重要手段。至於「譜」與冊頁形式，兩者關係密切；清宮冊頁尺寸較明代為大，且更接近西方 folio 形式，可能與西洋影響相關。此外，《職貢圖》、《鳥譜》與《獸譜》雖皆可歸為「譜」，然其內容與結構差異甚大，關於「譜」的定義與分類，仍有待進一步討論。例如 durugan 應包含圖像，但中國傳統之家譜、玉牒則未必附圖。賴教授亦補充指出，語言本身亦為統治手段之一，過往研究多聚焦於器物與禮制，然語言作為文化統合的一環，亦值得重視。

　　學者們又針對演講中「徵實」一詞譯為「empirical」或「evidential」展開探討。賴教授解釋，使用前者是因為其關乎現實生活與日常存在，且清宮藉由指認神獸為「真實」來批評古典，以此作為展現宮廷權力的手段。與會學者則建議，此做法可連結當時流行的考證學風氣，並強調該脈絡下的「empirical」特指乾隆時代想像中創造的真實，以避免現代科學的誤導。而本研究的獨特之處，在於點出了 17、18 世紀漢滿文翻譯的「雙向互動」，這不同於 19 世紀引進西方概念的單向翻譯，進而可延伸探討其背後所牽涉的文質之辯。此外，學者們還發想出許多有趣的延伸議題與方向，值得繼續深入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