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安理女士演講「歐美博物學技術在東亞怎麼執行？：談談《採集東亞：郇和（Robert Swinhoe, 1836-1877）及其博物學建構》」紀要

　　勳嘉、郇和、史溫侯、斯文豪。這些都是 Robert Swinhoe (1836-1877) 的中文譯名，也標示出他在不同時期、不同領域的身分與意涵。他曾經擔任第二次英法聯軍的英軍翻譯，並將戰爭期間的見聞撰寫為《北華戰記》一書。他亦曾擔任英國駐臺灣副領事（後升任為領事），為英國首位派駐臺灣的外交人員。他也曾經在東亞地區進行大量的博物學調查與採集工作，並首開先河，以西方科學視角為臺灣的動物、植物、原住民族留下相關的典藏品與文字紀錄。

　　19 世紀下半葉，隨著《天津條約》簽訂、淡水開港通商，來自歐美的博物學家也陸續到達臺灣，採集動物、植物標本送回母國。而郇和有別於其他博物學者，除了將標本寄回英國之外，他加以撰文介紹，讓臺灣的生物正式進入西方知識體系。

　　日前，臺灣史研究所的主題研究計畫「同在南方：臺灣與熱帶海域的多重歷史連結與想像邀請」，邀請博物學史研究者張安理女士，以新近出版的《採集東亞：郇和 (Robert Swinhoe, 1836-1877) 及其博物學知識建構》（臺北：秀威出版，2026）一書為主題進行演講，分享其多年來對 19 世紀英國外交官兼博物學家郇和 (Robert Swinhoe)的研究心得。

　　張安理細數她最初之所以選擇郇和作為研究對象的原因。一方面在於其在臺灣仍保有一定程度的知名度，除了對文史略有涉獵者對其有相當的認識，自然科學領域人士也往往能立刻聯想到斯文豪氏攀蜥、斯文豪氏赤蛙等以其名字命名的物種。另一方面，郇和的一生亦可視為 19 世紀西方人士進入東亞的縮影，他的人生際遇，以及進行博物學研究的路徑，都與大英帝國的擴張過程息息相關，因此郇和不僅是一位 19 世紀造訪臺灣的英國外交官與博物學家，更是一個觀察西方知識如何在東亞運作的重要切入點。此外，郇和本身所留下的文字紀錄，也呈現了傳統中文文獻中少見的臺灣在地社會風貌。

　　張安理指出，比郇和更早來到中國的西方博物學者或博物學愛好者，多半受限於清廷的通商制度，只能在廣州等指定通商口岸及其周邊地區活動，或透過購買植物、委託他人採集的方式進行研究，難以深入中國各地進行實地調查。然而，隨著條約港陸續開放以及西方帝國勢力在東亞的擴張，郇和得以進入過去西方人士難以抵達的區域，擁有更廣泛的觀察、採集與研究機會，其足跡遍及香港、上海、華北、臺灣、海南島與長江流域等地，其活動範圍呈現出由沿海逐漸向內陸延伸的趨勢。若將其研究活動置於在 19 世紀中葉的歷史脈絡下觀察，便能夠發現郇和之所以能夠在東亞各地展開如此廣泛的調查，並不僅是個人能力與熱忱使然，同時也受益於條約體系、帝國網絡擴張所創造的政治條件。

　　對於郇和的研究，張安理特別聚焦於其在福爾摩沙時期的活動。她展示一幅由郇和繪製並刊載於《皇家地理學會期刊》(Journal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的《福爾摩沙島圖》(Sketch Map of the Island of Formosa)，指出該圖對臺灣北部與南部海岸線的描繪已具相當高的準確度。由此推測，郇和曾沿著臺灣北部與南部海岸進行實地踏查，並將其觀察成果轉化為地圖知識。1856年，郇和曾前往新竹香山地區，其行程內容顯示出相當明確的經濟關懷。例如，他持續尋找樟腦的產地與供應來源，並試圖接觸樟腦交易相關人士。由於樟腦在 19 世紀是重要的國際商品，因此這類舉動顯然超越一般旅行觀察的範疇。雖然現有史料尚不足以直接證明其行動具有官方任務性質，但從其關注地方物產與貿易資訊的情況來看，郇和的考察活動很可能同時兼具博物學研究與經濟調查的特性。

　　1858 年，郇和再次來到臺灣，並藉調查兩名英國船員失蹤事件為由，乘船環繞臺灣海岸進行考察。張安理指出，這趟旅程不僅使其得以觀察臺灣沿岸的地理環境與居民活動，也進一步蒐集港灣、物產與航行條件等資訊，展現外交、商業與博物學調查之間相互交織的特性。

　　然而，相較於郇和究竟採集了哪些物種，張安理更關心的是這些知識如何形成。她指出，過去的博物學歷史研究往往著重於最終成果，例如新物種的發現、分類的建立或學術論文的發表。不過，近二十年來的歷史研究則愈來愈重視知識生產的過程，研究者開始關注博物學家如何取得資訊、地方居民與採集者扮演何種角色，以及這些原本屬於地方社會的知識，如何經過翻譯、整理與重組，最終進入西方學術體系。從這個角度來看，知識不再只是個別學者的研究成果，而是不同群體共同參與、協商與建構的結果。

　　張安理以自身在博物館工作的經驗為例。她表示，過去曾與原住民族人討論海外博物館典藏的臺灣文物。19 世紀的西方博物學家普遍關注原住民族的物質文化，並透過蒐集與運送文物回國的方式，將其納入歐洲博物館的典藏與研究體系，成為當時博物學知識生產的重要素材。不過，當族人們見到珍藏在海外博物館的文物時，反應往往是疑惑大於驚喜，甚至會說：「這個東西我們家裡很平常啊！」例如，一條用於生火的引線，對地方社會而言不過是再日常不過的生活用品；然而在 19 世紀西方博物學家與採集者眼中，它卻被視為具有研究與收藏價值的物件，甚至值得跨越半個世界帶回歐洲，成為博物館典藏的一部分。這樣的認知落差，也反映出同一件物品在不同文化脈絡與知識體系之下，可能被賦予截然不同的意義與價值。

　　這樣的反應讓張安理思考：文物之所以成為被收藏與展示的對象，未必是因為其在原生文化中的重要性，而往往與收藏者或採集人的個人興趣、如何理解並賦予其價值有關。因此在研究海外典藏中的臺灣文物時，真正值得追問的不只是物件本身的故事，更包括它為何被蒐集、由誰蒐集、在何種歷史脈絡下被帶離原生社會，以及其後如何被納入博物館與學術研究體系之中。

　　這樣的問題意識也延伸到博物學知識的生產本身。演講中，張安理指出，郇和留下大量動物觀察紀錄，但其中許多內容未必完全來自其親身觀察。由於郇和主要身分仍是外交官，其博物學採集工作往往仰賴地方居民、協作者（如獵人、嚮導）所提供的資訊。因此部分動物的在地俗名、生活習性與地方知識，很可能來自地方居民的口述經驗，經過郇和的整理與轉譯後，被納入研究紀錄之中。也被整合成為西方博物學體系的一部分。換言之，這些知識不是單一研究者獨立完成的成果，必須在不同知識提供者的參與下，共同建構而成。郇和所扮演的，是地方知識與西方博物學體系之間的重要中介者，其研究成果也反映了 19 世紀知識跨文化流動與重組的過程。這樣的知識生產模式，也呼應了郇和對自身的定位：一位經常穿梭於港口、聚落與山林之間的「田野型博物學者」(field naturalist)，而非終日埋首於標本櫃與文獻資料的「櫥櫃型博物學者」(cabinet naturalist)。

　　在問答環節中，顧雅文教授與陳品姮博士都詢問，郇和進行博物學研究時，是否有參考中文文獻的可能。張安理表示，郇和確實具備中文閱讀能力，也曾引用地方志等中文資料，比如他在描述海南島時，便大量引用清代的文獻，如《瓊州府志》。而在福爾摩沙，雖然因為郇和駐派在此的時間較長，以他個人的觀察便能記錄相當豐厚的描述內容，但他也曾經翻譯過《臺灣府志》的〈鳥獸〉，發表於「亞洲文會北中華支會」(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的機構刊物當中。不過，張安理在研究過程中也發現，郇和所引述內容與原始文獻未必完全相符，因此研究者仍需小心回溯與對譯，才能確認其引用來源。

　　林文凱教授詢問，大英帝國在 19 世紀中葉的擴張，對於博物學、博覽會與博物館，以及相關的研究學會有哪些關聯，以及如何構成郇和的職涯與研究的背景。張安理回覆，19 世紀中葉時，西方已經逐漸發展出系統的知識體系，並開始提出許多關於自然運作的推論，例如達爾文 (Charles Darwin, 1809-1882)、華萊士 (Alfred Wallace, 1823-1913) 所倡議的演化論，便是在此背景下逐步形成。與此同時，歐洲社會也將興起搜集世界各地文物、動植物標本與自然奇觀的風潮，收藏與研究不僅具有學術意義，也被視作展現知識、品味與社會地位的重要方式。在這樣的時代氛圍下，郇和的博物學活動也許不應被當作個人的研究興趣。身為一名出生在英屬印度的英國人，郇和的成長背景與許多出身英國本土菁英階層的學者有所不同。透過採集標本、進行研究發表學術成果，加入各種學會，以及與歐洲知識界建立關係，他滿足了自身對於博物學的愛好，也有機會累積學術聲望與社會資本。因此，博物學研究對郇和而言，很可能同時兼具知識追求與社會流動的意義，成為其融入十九世紀英國知識菁英網絡的重要途徑。

　　民族所林汝羽博士提出 19 世紀民族學與博物學之間的關係問題。蔡思薇教授也提問，博物學者在當時對於臺灣的物種特別感興趣的原因，以及為何某些機構會向受委託的採集者指定需要某些物種。

　　對此張安理解釋，若以今日明確的學科分類來理解 19 世紀的知識體系，容易產生時代錯置的誤解。當時「博物學」涵蓋範圍極廣，內容包括動物、植物、人類、地理、氣候與各類自然現象的觀察與研究。相較於與今日自然科學高度分化的學科體系，19 世紀的博物學並不存在明確的學科界線，不同領域的知識往往交織在同一套研究框架之中。在此背景下，臺灣並非僅被視為單一的研究對象，而是東亞自然環境的一部分。由於臺灣特殊的地理位置與豐富的生物多樣性，對西方學界具有很強的吸引力。同時，博物學家也關注不同地區物種之間的分布、差異與關聯，因此在規劃採集與研究時，往往不會以單一島嶼或政治疆界作為範圍，而是將臺灣置於東亞區域的脈絡中進行比較與觀察。

　　演講最後，主持人指出，過去博物學研究多半聚焦於最終研究成果，但近年來的有關自然科學的歷史研究更強調知識形成過程中的地方脈絡，甚至也開始挖掘並改正過往的黑歷史。從對標本本身的關注，延伸到它何以成為標本、如何成為標本。透過郇和這位人物，不只能讓我們重新理解 19 世紀的博物學發展，也能進一步看見臺灣在全球知識形成過程中的位置。

　　從這個角度來看，那些今日存放於海外博物館中的臺灣標本與文物，不僅是研究成果，更是多重地方知識、跨文化接觸與歷史網絡共同作用下的產物。而在這些知識形成過程中，除了郇和這樣名留史冊的人之外，背後其實還存在更多未被記錄的人，包括獵人、嚮導、翻譯者與地方居民。重新理解這些參與者的位置，也許正是重新思考臺灣知識史的重要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