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玉茹教授演講「華商網絡的脆弱性：臺南商號與長崎泰益號貿易網絡的建構與斷裂（1900- 1911）」紀要

　　林玉茹教授現任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員，同時身兼國立臺北大學歷史系合聘教授、南瀛國際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執行召集人。研究領域為臺灣商業史、社會經濟史、清代臺灣史、區域研究、臺灣海洋史。

　　針對本次講題，林教授指出，從 1980 年代中發現長崎泰益號文書之後，大多數的研究以泰益號為研究主體，探究其組織、經營變化以及與臺灣、廈門、上海等地商號的貿易往來，已經累積不少成果。然而，卻較少以發信商號為中心，具體討論這些商號或所在地域商業的變化。這次演講即以長崎泰益號文書為核心史料，以與長崎泰錩號、泰益號聯繫或貿易的臺南商號為研究對象，試圖從「網絡強度」的角度，探究長崎泰益號於臺南網絡的建構過程、協力商號及關係的變化。由此，呈現在臺灣納入日本帝國經濟體和秩序時期臺南網絡對於泰益號的價值與華商網絡的脆弱性。

　　林教授整理了 1900-1911 年，共計 40 間臺南商號與泰益號的通信。其中，振承、成利、金義興及永茂等 4 家商號與泰益號聯繫最多，幾乎占總通信數的 54%。其次，通信在個位數以下有 22 家。從年代來看，1907 年新增 20 家為最多，次多則為 1908 年的 7 家。儘管如此， 1909 年之後卻大幅減少，有些聯繫次數只個位數，甚至僅有一封信。

　　這 40 家商號中，原來與中國貿易的清代郊商，如金長泰、協億（彩文）、錦榮發、永順隆、載德，都是臺南三郊成員，永隆美則屬綢緞郊。也有來自福建和汕頭的商人，如德瑞、捷記、乾元、協億，常常頻繁地往來兩地。不過，大概一半臺南商號都是日治時期才新成立的進出口貿易商，如德昌號、金義興、振承、年美以及於 1911 年自稱是「新創生理」的宜安號。從營業項目來觀察，除了少數不清楚之外，進出口商行的營業項目不僅會隨時間而變化，且一般相當多元，例如振承和永茂特別標榜「和洋雜貨」行。涉及米、糖、芝麻、苧麻、雜穀等出口商有德昌等 11 家；進口布商有振承等 7 家；海產雜貨商有 17 家，涉足海產的有 25 家，占已知商號的 81%。很明顯地，與泰益號聯繫的商行以海產雜貨，特別是海產業者居多，米糖等出口商則居次。

　　最初與泰益號聯繫的商號，是王雪農 (1869-1915) 的德昌號與劉瑞山 (1867-1947) 的和源號。由於南臺灣砂糖出口商於晚清時已與橫濱、神戶進行直接貿易，1897 年又因日本缺米，英國商人和德昌等大郊商開始主導出口米到橫濱、神戶、馬關、長崎以及鹿兒島，其中橫濱最多。由於南臺灣商人早已構築橫濱、神戶貿易網絡，因此與臺北早期的情況大不同，臺南與長崎貿易的價值顯然很晚才出現。

　　所謂加入泰益號臺南貿易網絡，林教授採較嚴格定義，指雙方實際進行交易。並非所有跟泰益號聯繫的商號，都會建立交易關係。雖然每個商號加入網絡的經歷不一定相同，展現各種交涉樣態，但大致上仍有一套固定程序或步驟。臺南商號從最初聯繫到加入網絡，往往經歷「行情單（市情單）→電報暗碼（電冊、電約冊、暗約電文）→交易成立→加入網絡」的交涉過程。

　　與泰益號交易的商號大多是單向進口海產雜貨。與臺北陳源順號的雙向交易或是透過上海的三角貿易商品之繁雜相比，以海產而言，臺南商號與泰益號交易的商品顯然更加簡單，商品以海產為主，如對洲魷魚、對洲明鮑、丁香脯以及鹽鰛，輔以木耳、茯苓。展現南北海產雜貨商文化以及與泰益號關係的差異。

　　在有限人力之下，泰益號為了維繫不斷擴大的貿易網絡，會倚賴當地至少一個商號，作為核心中介商，以便處理同一地域網絡內包含帳務決算、商品或保險等各項事務或糾紛，並傳遞訊息，以減少交易成本，提高經營效率，而形成獨特的雙層委託貿易體制。以臺北為例，陳源順號以同鄉、同宗關係以及插股泰益號成為臺北網絡的核心中介商號，1901-1904 年間居中聯繫的臺北和基隆商號至少 23 家。臺南網絡的狀況不太相同，由於臺南商號積極與長崎貿易較晚，又常因泰益號商品品質不佳，使雙方交易糾紛不斷。另一方面，他們沒有建基在同鄉、同宗關係上，因此核心商號不僅一再變化或是不只一家，居中連結網絡內商號的規模也不大。

　　1908 年泰益號網絡規模達到最大時有 15 家商號，之後部分商號逐漸疏離，甚至退出網絡。退出網絡的商號，大多是晚清已經存在的郊商、糖米出口商或是不堪承受損失的新興海產商。1909 年之後，沒有退出網絡的網內商號也與泰益號關係相當疏離，大多呈現弱連結狀態，突顯泰益號所建構臺南網絡的脆弱性，以及網絡強度的南北地域性差異。

　　過去華商網絡研究往往忽略時代背景的差異與網絡建構的過程；或是重視網絡的範圍，而忽略其間的交涉過程及網絡強度的變化，甚至退場。從長崎泰益號來觀察，也可以發現泰益號與臺灣網絡的建立，存在明顯的南北差異，亦即地域網絡價值的差異化現象。泰益號在創業期和奠定期，僅投資臺北商號，明顯地重臺北而輕臺南。1908 年正是臺南網絡規模達到最大時，更出現嚴重的商業糾紛，顯現泰益號貿易網絡擴張太快，組織無法因應，而出現各種惰性現象。組織惰性實際表現在聯繫和出貨問題、品質控管不佳、包裝和失重太多、帳務出錯以及航運安排乖離等實務操作上。如從臺南商號的角度來看，與泰益號從聯繫到建立網絡的過程、從疏離到退出網絡的家數，則展現了華商網絡的脆弱性。

　　1909 年臺南商號與長崎泰益號關係走向疏離，批發行數量卻進入日商超越臺商、基隆海產雜貨商數超越臺南商號的時代。在此激烈變局之下，臺南商號逐漸突破日語困境，直接與日本出口商貿易，試圖建構更多元的商品網絡。

　　評論人李文良教授認為這次演講有兩個重要的貢獻。首先是泰益號文書的保存，商業史研究的困難之處是有沒有材料的問題，且商人不太願意讓別人知道他的秘密。所以泰益號文書的保存，以及後續文書的解讀及出版是非常巨大的貢獻。第二個貢獻是視角的轉變，誠如林教授所說的，過去的研究大多是研究泰益號本身，而這次演講則將視角轉向臺灣本地的商號，這是建立在比較深度解讀所累積的基礎下，展開了一個新的研究方向，同時也因此可以作一種地域的比較研究。李教授也提到，因為這次演講使用的主要史料是臺南商號寫給泰益號的書信，從商業網絡的建立與脫離來看，可能不是最好的方法。史料所呈現的大多是臺南商號對泰益號的抱怨，從史料解讀的角度來說，這可能是臺南商號的一種商業策略？

　　在問答的環節，林文凱教授指出泰益號文書是研究日治時期商業史的重要史料，但必須要澄清的是，泰益號只是一家商號，在整個臺南的商業活動中跟日本的連結，它恐怕占不到 1%。泰益號的案例無法代表整個臺灣與日本的連結。再加上，泰益號的網絡是日益萎縮的，它其實也沒辦法表現整個產業的變化。

　　林教授回應，因為這次演講是主題計畫的成果，所以是從網絡的觀點來談。至於李教授提到的是否為臺南商號的一種商業策略，林教授則認為並非如此，從書信的狀況來看，一開始臺南商號也會提醒泰益號可能會有虧本的現象，也可以看到有些商號是期待這些海產可以讓他們獲利；而且不是只有一家商號提到這樣的問題，是普遍性的，大家都有同樣的抱怨。泰益號當然不能反映整個產業結構的變化，畢竟它只是一間商號。但這次演講想表達的是，原先聯繫泰益號的是米糖商人，後來變成大規模的海產商。這批商人很快就發現做海產貿易是最能夠跟日本商人或是在跨國貿易方面競爭的，進口海產是有利的，所以例如金義興號，很快就變成海產雜貨商。林教授最關心的議題是在日本殖民時代，海產雜貨商是如何突破日本與中國的勢力，找到自己的可以發展的新方向。另一方面，臺南商號呈現出與臺北商號非常不同的樣貌，臺南商號可以分成三種，一種是直接與日本貿易的，如王雪農等人；一種是一直以來都與中國貿易的，他們根本不願意與日本進行貿易；最後才是這些與泰益號往來的商號，而且對這些商號來說，重要的網絡並不在長崎，而是神戶。也就是想對話的對象，是過去談日治時期臺灣經濟史，非常強調華商網絡的重要性。明治時期華商網絡在臺北是重要的，但臺南卻不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