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妙芬教授演講「胡統虞與清初北京的講學活動」紀要

　　此次演講，呂妙芬教授以清初士人胡統虞 (1604-1652) 及其《此菴講錄》為中心，考察其生平、思想及順治朝期間北京的講學活動。本次演講分為兩大部分，首先，說明胡統虞生平，及其在北京主領講學的場域與形式，以及參與講會的士人群體；其次，分析胡統虞的思想，討論其講學宗旨、與陽明學的關係，以及胡統虞與陳名夏 (1605-1654) 論學的異同。

　　過去學界論及清初學風變化，多以陽明學入清後逐漸衰微、「尊朱辟王」成為主要論述。此一敘事雖說明康熙中後期，朝廷推尊朱子學的立場，卻容易簡化順治年間學術思想的發展。本次演講透過考察胡統虞與清初北京的講學活動，呈現順治年間陽明學、理學工夫論與儒釋之辨仍然活躍的歷史樣貌，有助於修正學界對明末清初學術思想的既有敘事。

　　胡統虞出身湖北，為崇禎十六年 (1643) 進士。入清後，胡統虞於順治四年 (1647) 拜國子監祭酒，每月三次講學於國子監彝倫堂；順治六年參與纂修《太宗文皇帝實錄》，任副總裁，同年拜秘書院學士，並教習庶吉士。順治九年，胡統虞擔任會試考官，因考試結果引發學子不滿，被指摘所取會元程可則答題「不合朱注」，最後遭降級調用；同年十一月病卒於官邸，年四十九。宋琬 (1614-1674)、方孝標 (1617-1696) 對禮闈之禍有較複雜的說明，揭露清初政爭的細節。方孝標認為，胡統虞之禍並非始於科闈事件，而是在講學活動及其與陳名夏之間的嫌隙中已見端倪。可見，胡統虞的仕宦際遇與講學活動，是處於順治朝滿漢權力關係、南北黨爭與漢官政治競逐的環境之中。

　　《此菴講錄》是胡統虞主領講學活動的紀錄，採取「一字不刪」的方式記下講會問答，得以瞭解胡統虞的思想，及講學活動的不同形式與具體情境。胡統虞每月三次在彝倫堂與監生講論，有時由胡統虞先開講，有時由諸生敷衍經義再進入討論，也有直接問答的形式。此外，胡統虞曾與金臺社諸子講學，南雅大社也曾邀請胡統虞講述理學與舉業的關係。《此菴講錄》中也記錄王鐸 (1592-1652)、高爾儼 (1606-1654)、戴明說 (1605-1660)、孫昌齡 (？-1649) 等人夜聚胡氏書室，自由論辯；又有胡統虞在陳名夏書齋與陳之遴 (1605-1666) 談論《孟子》。

　　接著，呂教授藉由《此菴講錄》梳理參與胡統虞講學的士人群體，參與者中可見不少京官。不過，這些士人未必皆認同胡統虞的學術觀點。方孝標曾言，從胡氏講學者「訢戴與忌謗者適半」，可見其講學在北京士人間頗具影響，卻也同時引發爭議。其中，高爾儼、戴明說不僅親自參與講學，亦遣子就學於胡氏，應是較為認同胡統虞者。在門人之中，曹本榮 (1621-1665) 最能傳承胡氏之學。他原本即深好陽明學，後因聽胡統虞講「明善」之旨，進一步體會學問不應只是複述先儒話語，需要以自己的內心悟得。此外，方孝標、吳就恆、王維誠等人亦受胡氏啟發甚深。

　　第二部分則討論胡統虞的思想。呂教授指出，胡統虞的學術傾向明顯接近陽明學。宋琬在〈墓誌銘〉中即稱胡氏少時曾從事二氏之學，後因讀陸王之書豁然大悟。胡統虞本人也多次將其「明善」宗旨與王陽明 (1472-1529)「致良知」相連，並自言其講學是「為聖道求人，為周孔求人，為周程朱陸求人，為姚江以後求人」，可見胡統虞將自身講學定位為陽明學之後的接續，並有所推進。胡統虞認為周敦頤 (1017-1073)、程朱固然已闡明《大學》源頭，但並未先清楚說明「繼善成性之本」，使學者仍不易立定工夫腳跟。相較之下，陽明致良知之說，以本心的天賦良知為優先，與胡氏的講學宗旨相通。然而，胡統虞也指出，王陽明的教法仰賴學者自身用功，不得力者容易有涉禪危險。因此，胡統虞特別以「明善」作為講學宗旨，試圖更清楚指明人性至善之本源，並以此作為工夫實踐的根柢。

　　胡統虞思想最易引發爭議之處，在於其「近禪之疑」。胡統虞自認傳承儒家道統，並在講會中明確拒說佛學、批判佛教，《此菴講錄》中亦屢見其辨別儒釋。然而，胡氏之學仍受到近禪質疑，主要在於其講學內容有與佛教相近的面向。其一，他強調學者應追溯「形骸未具以前的真面目」；其二，大篇幅論及生死變化、多次化生，甚至有「輪迴」之說。呂教授指出，胡統虞與佛教最主要的差異，在於他並不主張個體神識不滅，也未說有一個「我」從前生延續至來世；其構想更接近於道德修養所成之氣回到公共大化之中，再次參與化生。胡統虞雖一再強調其學說出於儒家原始反終、游魂為變，嚴格區辨佛教的六道輪迴說法，但他對本來面目、生死與死後情狀的討論，仍帶有佛學意味，故引發疑議。

　　接著，呂教授討論胡統虞與陳名夏論學時所觸及的問題。需要注意的是，陳名夏並不反對陽明學，且對王陽明相當推重，可見二人分歧不能簡化為程朱與陸王之爭。同時，陳名夏與覺浪道盛 (1592-1659) 往來密切，對禪宗的接受度甚至較胡統虞更高。二人之間的差異，從《此菴講錄》所見，陳名夏看重學問與外在事功相符，作為講學的印證；胡統虞則認為，此說要求過高，為學者未必皆能有顯著事功，難以激勵後學。另一項分歧，在於胡統虞將「明性」推至天命以前。陳名夏認為，應從天命以後立說，不必推至人未成形及天命以前。胡統虞則認為，惟有「時刻提一死字在前」，才能使人超越現世名利，坦然面對死亡。此外，胡統虞強調建學原在教育人才、造就人才，而非僅為登用或羈縻多士，此種對現實政治略帶批判的立場，也可能加深二人之間的隔閡。

　　演講最後，呂教授指出藉由胡統虞及《此菴講錄》，得以重新檢視順治年間北京的學術動態。胡統虞以「明善」為宗旨，承繼陽明學的學術觀點並有所推進，要求學者不止於講書解經，需要親見性體本源。然而，胡氏嚴辨儒釋、批判佛教，卻因追溯「形骸未具以前」的本來面目，又經常討論生死，且使用「輪迴」之說，因而引發近禪之疑。《此菴講錄》亦呈現順治北京仍有不少京官與監生參與講會，可見清初陽明學並未立即衰微，不宜以「餘波」或「殘局」概括此時的陽明學發展。

　　評論人賀廣如教授從思想史脈絡提出討論。其一，若將胡統虞置於陽明學變形的脈絡中加以理解，晚明以降的陽明後學已不能以單一學派概念概括。各家在回應陽明學遺留問題時，往往各自提出修正方案，並吸收佛教、道教、莊學等思想資源。胡統虞一方面自認承繼陽明講學傳統，另一方面又堅持嚴辨儒釋，正顯示其思想處於吸收與區辨之間。其二，若從三教互動來看，胡統虞的生死論與心性論仍有許多未能完全說清之處，例如「心」與「氣」、個體神識與公共大化之間的關係，皆有進一步討論的空間。這些矛盾顯示明末清初儒者面對生死、神識與修身問題時，確實處在一個思想觀念複雜交錯的時代。

　　演講後的綜合討論中，謝歆哲教授詢問「明善誠身」與其生死論之間的關係，究竟是前提與結果，抑或二者互相構成。巫仁恕教授建議可進一步說明胡統虞講學活動與晚明地方講會的差異，並建議修改題目「講會」一詞。另外，可將胡統虞置於清初北京儒佛交鋒的更大背景中，演講中提及學生以佛教問題請益時，胡氏曾表示北京多有法席，若欲問佛，當往佛教處問；又如陳名夏與覺浪道盛的往來，也顯示順治朝北京仍有活躍的佛教網絡。此外，孫慧敏教授從政治史角度提問，胡統虞身為國子監祭酒，其講學是否具有宣示學術正統的意義；其講學受疑，又如何與禮闈之禍、陳名夏的政治位置及門人遭排擠相互牽連。最後，黃克武教授建議，可將胡統虞置於更複雜的歷史脈絡中考察，包括明清鼎革下的政治身分，以及程朱學、陽明學與三教交涉等更大的思想背景。如此一來，胡統虞的講學便可進一步連結清初士人如何在新朝政治秩序與學術轉型之間自我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