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衛教授演講「清代中國的貨幣使用──以碑刻資料為中心」紀要

　　村上衛教授，現任職於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主要研究領域為亞洲經濟史。演講開始，村上衛教授首先指出，過去對於清代中國貨幣使用的研究，多著重於白銀流入、外流與海外貿易等總體且宏觀的問題，然而貨幣實際如何進入地方社會、不同區域又使用何種貨幣，仍有進一步討論的空間。為此，村上教授透過整理碑刻文獻，從會館、公所、寺廟等碑刻中整理捐款、修建與貨幣計價等資料，觀察貨幣具體落實到地方社會的使用樣態。透過不同城市與區域的大量資料相互比較，得以觀察清代中國貨幣流通所呈現的地域差異。

　　村上教授指出，過去研究清代貨幣，多將鴉片貿易造成的白銀外流視為理解 19 世紀中國經濟、乃至整體國力的重要問題，並進一步討論白銀供給、貨幣需求與經濟變動之間的關係。然而，若僅從全國性的白銀流入與流出進行分析，容易忽略各地經濟結構與貨幣使用方式的差異。村上教授提醒，清代中國既不能被簡單視為已經整合為單一的國內市場，也不能因此認定各地經濟彼此完全獨立；白銀流動對各地所產生的影響，必須放在地方性的貨幣與信用關係中加以考察。

　　　村上教授指出，北京公商會館與公所的貨幣使用數據，主要來自 1940 年代的調查紀錄，共累積數千筆資料。這些組織多由公商業者與官僚所建立，能有效反映城市公共空間與日常社會組織的運作實態。在其碑刻紀錄中，貨幣使用呈現出「銀兩計價」佔壓倒性優勢（約六千筆）；相較之下，外國銀元在當地的使用極為罕見，於碑刻中僅出現了兩筆紀錄，而銅錢計價則有大約一千筆。這顯示北京作為北方的政治與商業中心，在日常公共與社會活動中，仍長期高度固守以銀兩和銅錢為主的傳統貨幣結構。

　　接著，村上教授討論蘇州的情況，指出當地碑刻資料所反映的洋銀使用時間相當早。碑刻資料顯示，蘇州自 18 世紀末以後已逐漸出現由銀兩計價轉向外國銀元計價的現象，其時間甚至早於既有契約文書研究所指出的 1820 年代。村上教授特別強調，蘇州開始使用洋銀的時間甚至早於上海正式開港，顯示外國銀元並非只能透過開港後的外國貿易直接進入地方社會，而可能早已透過既有的貿易網絡與區域流通進入江南地區。這也使蘇州成為理解洋銀如何在開港以前即進入地方信用與商業活動的重要案例。

　　相較之下，上海的碑刻資料則呈現開港以後外國銀元進一步普及的情況。村上教授利用上海博物館等處所藏、以會館與公所為主的碑刻，共整理約五千筆數據，連續考察上海從開港前至開港後的貨幣使用變化。碑刻資料顯示，上海在開港以前，銀元便已透過沿海貿易等網絡進入商業活動，1830 年代已可見較多銀元計價的例子；開港以後，隨著上海商業的發展，其使用又進一步擴大。蘇州與上海的對照顯示，洋銀的流通並非始於上海開港，而是在更早的時期便已透過區域貿易網絡進入江南；開港則進一步擴大了其使用範圍。

　　在廈門方面，村上教授指出，廈門是其早期研究海外貿易的重要起點。此次與泉州相同，使用鄭振滿、丁荷生編纂的《福建宗教碑銘彙編．泉州府分冊》，從其中收錄的同安縣、廈門周邊寺廟碑刻整理出約一萬兩千筆資料。貨幣計價高度集中於銀元，在所分析的 12,464 筆貨幣使用資料中，12,026 筆，約 96.5％為銀元計價。銀元的使用在 19 世紀以前已經出現，19 世紀以後銀元計價更成為標準。1870 年代廈門的輸移出貿易十分活躍，但要提醒的是，96.5％ 是全部分析資料的比例，並非僅指1870年代。村上教授藉此指出，銀元不只是對外貿易中的支付工具，也已深入地方社會的信用關係與日常經濟活動，形成高度依賴銀元的地方信用圈。

　　泉州的資料則進一步呈現閩南地方社會對洋銀的高度依賴。村上教授蒐集的泉州府城、晉江縣相關碑刻資料約一萬筆；其中可用於此處貨幣使用分析的 5,874 筆資料中，銀元計價有 5,066 筆，占 86.2％，呈現壓倒性的多數。村上教授指出，泉州的貨幣環境與廈門相當接近，外國銀元已不僅存在於港口貿易，而是深度滲透至閩南地方的宗教活動與基層社會之中。從廈門與泉州兩地的資料來看，銀元在地方社會的普及不能單純視為涉外商業活動的結果，而應放在更廣泛的區域信用與社會網絡中理解。不過，泉州的案例也顯示，捐款雖以銀元計價，實際支出時仍可能大量使用銅錢，因此計價貨幣與實際交付的貨幣並不一定完全一致。

　　村上教授進一步討論廣東與廣州的情況，指出 19 世紀中葉以後，廣東地區碑刻中的貨幣計價同樣呈現出明顯的地域特色。廣州周邊的寺廟碑刻呈現出特殊的貨幣使用方式，銀元計價與銀兩計價的件數幾乎相同。值得注意的是，許多銀兩計價實際上可能是將銀元按固定比價換算，或使用切割銀貨形成的碎銀。小額銀兩捐款十分普遍，顯示銀及銀元已深入農村社會的基層交易。相較之下，內陸地區則較常維持以銅錢計價的習慣。透過港口與內陸的對照，可以看出外國銀元能否進入地方市場，是形塑不同地區貨幣使用方式的重要因素。貨幣制度因而並非在全國範圍內以同一速度與形式發生變化，而是受到銀與銅錢的供給途徑、對外及區域貿易網絡、地方信用與兌換制度，以及同業、同鄉集團的慣例等多重因素影響，呈現出不同的地域性面貌。

　　村上教授以山西作為內陸與農村地區的代表，整理約兩萬筆廟宇與會館碑刻資料，與沿海地區進行對照。相較於上海、廈門、廣州等地能夠透過貿易網絡取得外國銀元，山西受到外國銀元流入的影響較為有限，因此銀元對地方貨幣使用的直接影響較為有限。不過，山西內部的貨幣使用也發生了明顯變化：16、17 世紀以銀兩計價為主，1770 年代以後銅錢計價迅速增加，1820 年代以後確立其優勢；此後即使現錢供給減少，銅錢計價仍可能透過錢票的使用而得到維持。村上教授藉此指出，清代中國的貨幣流通存在明顯的地域性與「非對稱性」。沿海地區較容易透過海外及沿海貿易取得銀與外國銀元，內陸地區的流入則較為緩慢；因此，銀流出造成的衝擊及銀重新流入後的恢復速度，也可能因地區而有很大差異。即使面對相同的白銀流動與貨幣供給變化，也可能形成截然不同的地方貨幣環境。

　　最後，村上教授總結，清代中國的貨幣使用不宜理解為單一、統一的全國性體系。白銀流動固然是理解清代經濟的重要因素，但白銀流入或外流對各地產生的影響並不相同；地方性的貨幣習慣、信用關係、貿易網絡及社會組織，同樣形塑了各地的貨幣使用。透過碑刻資料，可以從地方社會的角度補充宏觀經濟史研究，進一步理解清代中國貨幣流通所具有的地域性與多樣性。村上教授也表示，今後仍需補充內陸地區的案例，並將碑刻資料與同一地區、同一時期的其他史料相互對照。此外，還需進一步分析捐款收入與實際支出的關係，並將實物與勞動力捐獻納入比較，以考察不同地區貨幣化程度的差異。在此基礎上，希望進一步建立清代中國全國性的市場結構模型。

　　討論環節中，林滿紅教授提到，碑刻與會館文獻因缺乏對數據背後歷史因素的說明，難以直接呈現貨幣與特定產業商品的有機連結；且西方「複本位」概念預設金銀匯率固定，不盡相符於中國銀錢比價因白銀仰賴外來進口而大幅波動的實態。此外，高額貨幣存在社會階層化的使用限制，且白銀外流、銀價飆漲對缺乏資源的偏遠農村之衝擊，遠大於物資富庶的江南地區。村上教授回應，白銀外流雖影響整體經濟，但各地區反應並不對稱，例如江南對銀的依賴程度較高，因此可能較早受到銀流出的衝擊；另一方面，在廣州、泉州等銀已深入基層市場的地區，銀流出也可能直接影響下層市場。換言之，銀流出的影響方式、程度與時間，在不同地區並不相同。他更重視地方如何從傳統計價轉向外國銀元計價的「動態變化」過程。張寧教授詢問，學界一直對清代是否存在全國性統一市場有所論辯，若將長江上下游價格相互影響的「區域性市場」概念帶入模型，所得圖像是否會有所不同。村上教授說明，中國各區域市場確實具有連結，但並非大一統市場的直接對接，而是透過各地「中介者」的連鎖反應來與外部經濟產生共振。李仁淵教授關切，若能將既有的家庭或商號「帳簿」與碑刻契約對照，當能更細緻地連結上下層社會的貨幣使用差異；並詢問在兌換體系極其複雜的中國市場中，老百姓如何處理匯兌，史料對控制匯率的「貨幣兌換商」是否有如歐洲般的貪婪形象描寫。巫仁恕教授對此補充，當時的錢莊與票號扮演了協助匯兌的重要角色；村上教授亦指出中國基層確實存在小規模的兌換中介者，但具體運作與歐洲並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