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的思想世界與東亞研究工作坊」第五次討論會紀要

　　關啟匡教授〈「理學名宦」林希元的治人觀初探〉一文，講述關於明儒林希元 (1481-1565) 的研究，近來有新的進展，其中陳逢源教授著有《道統．體證．學脈——明代蔡清、陳琛、林希元之四書學考論》，為學界所關注。將視角轉換到南洋研究，會發現林希元的後裔流傳於檳城的蹤跡，其中著名的旅遊景點姓氏橋之一——姓林橋，其家廟「日月壇」就有祭拜祖先神明「理學名宦」林希元的傳統。從「跨海跨境」的研究思維出發，吾人可以關注林希元散居於廈門周邊地區的後裔族人，當他們遷徙到南洋地區，並在數百年間逐步創建一個華人聚落（如檳城姓林橋），其兩地互動與文化傳承的內涵與意義。 　　在深入研究「跨海跨境」的義涵之前，吾人可以回到原初歷史的脈絡，以把握明儒林希元的相關歷史與思想體系。依循前人已建立的研究基礎，林希元的理學思想已有所釐清，吾人想要通過林希元傳世的各類文章，尤其像奏折這類的文字，以考察歷史中的林希元與其理學思想的關聯性。而釐清歷史中的林希元，對於南洋研究視域的啟示，在於讓吾人認識南洋境內檳城尚流傳的「理學名宦」崇拜，此神明的歷史原型與其思想的內涵。這是吾人考察宋明理學思想對南洋影響，以及為當代尚留存的後裔社群建構、傳播與探討其祖先傳統的知識基礎。

　　林希元是著名的司法官員（曾任南京大理寺評事、南京大理寺丞、廣東按察僉事、分巡海北道，兼理兵備等官職），通過〈新政八要疏〉可知林希元注重朝廷任用人才的觀點，所謂「得人」，所重在於「治吏」。林希元的觀點是從歷次饑荒期間總結得出的，他發現荒年時無論官員或百姓都可能會作惡。不過，他並無主張對貪官和惡民處以極刑，而是要嚴懲貪官，而教化可遷善改過的百姓。由此可見，林希元在堅持法官專業時不失理學本色，對於黎民百姓需要法治與教化並重，強調法治需有「比例原則」，不可一概而論。這點也表現在其晚年歸鄉養老之時，與對通番海民大開殺戒的政敵朱紈 (1494-1549) 截然不同的政策立場。通過對於林希元歷史的部分觀察，得以窺見「理學名宦」的潛在內涵。

　　陳威睿博士〈蘇轍《左傳》思想研究〉一文，指出宋儒蘇轍 (1039-1112) 雖以《左傳》治《春秋》，卻視其為史，最終呈現出與《左傳》既有的敘事解經傳統迥異之「異論」。蘇轍承繼其父蘇洵 (1009-1066) 經史「義一而體二」觀念，重構《左傳》文本性質，強調經典詮釋不離史實，遂大舉刪裁枝節與辭令，僅保留事件綱目。為彌補削弱敘事後之義理憑依，蘇轍進一步提出「例」、「禮」、「人情」三個核心概念，互補協同。「例」為成文法則與分析框架，「禮」以周代禮制為褒貶基準，「人情」則體察聖人情緒以處權變。然此法存有侷限，三者未能完全該攝經旨，致使《春秋集解》中不少經文解釋簡略，甚至缺乏義旨，顯示其體系尚未完備。 　　有趣的是，蘇轍「視《左傳》為史」之徑，雖於北宋未受重視，卻經由蜀地學術網絡持續積累，終於元代黃澤 (1260-1346)、趙汸處 (1319-1369) 獲得系統化發展。黃、趙二人延續蘇轍重視事實之方針，卻修正其刪節敘事之策略，轉而在保存完整史事的前提下，建構出「四類八法」等更為嚴密之詮釋體系。總括而言，蘇轍之學雖有主觀去取之弊，然其實踐經、史互參，藉由提煉《左傳》之事以彰經旨，成為後世蜀地學人取法、修正並進行再造的重要思想範式。

　　詹秉叡博士〈程朱「新民」觀的思想史意義〉一文，首先透過比較宗教學視角，引入「救贖論」(Soteriology) 的定義，探討在佛教廣布的背景下，程朱道學如何回應並建構具備「普遍性」與「主動性」的成聖理論。報告重點聚焦於修身論述的轉向與經典詮釋的變革。詹博士指出，漢唐經學多視「百姓日用而不知」為常態，認為庶民僅能被動遵循禮教；然而程朱道學則試圖打破此種救贖的寡占性。透過分析《大學》中將「親民」改讀為「新民」的爭議，詹博士強調，程朱此舉並非單純的訓詁修正，而是深具思想史意義。所謂「新民」，意指「革其舊」，肯定了人雖受氣稟物欲遮蔽，但本體之「明德」未嘗止息。透過「格物致知」的工夫論，聖人教化不再只是讓民「由之」，而是透過啟發使人人皆能「復其初」。總結而言，詹博士認為程朱的「新民」觀確立了成聖的普遍可能，並重新建構了嶄新的孔子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