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汎森教授演講「道咸年間的宗法烏托邦──以畢紫筠《衡論》為主的討論」紀要

　　王汎森教授長年從事思想史的研究，此次演講的主題，是奠基在他 2021 年於政治大學羅家倫國際漢學講座「中國思想的新傳統時代」的第三部分，探討清代嘉道咸時期 (1795-1861) 的政論。王教授曾提出一個「漫長的 19 世紀」的概念；他注意到 1800 年以後，清朝不僅飽受內憂外患的侵襲，更面臨人口過增、地方治理等各種結構上的問題，當時許多知識分子都認為「天下將亡」，但這個王朝的壽命卻仍延續下來，又拖過了一個世紀。

　　王教授認為，過去關於清代思想發展至 19 世紀的討論，多聚焦於龔自珍 (1792-1841)、魏源 (1794-1857) 等幾位「重要」的思想家，且傾向以線性的角度看待，想像彼時思想的變化。當時所關心的問題，或許在現代很重要，卻未必為時人所重視。為了瞭解彼時清朝士人關切的議題，釐清他們所認知的「政治」內涵、遭遇的困境和改革的構想，王教授以 12 部政論專著為樣本進行分析，從而注意到當中針對時弊之解方大多偏向「復古」，顯示思想的發展模式未必是線性的。該時期的政論往往具有一些共通主張，包括平均主義、反商主義、批判科舉、反對貨幣並推崇實物經濟、回歸農本主義和等級化社會、將行政資源及權力集中於地方以求有效治理等等，並以「教民」和「養民」為核心目標。其中，畢紫筠（名華珍，字紫筠，生卒年不詳）的《衡論》一書，在諸多主張「復古」的議論中，採取了對現實趨勢「既反對也利用」的「順勢」策略，並據此勾勒出一幅具有烏托邦色彩的藍圖。

　　畢紫筠曾長年於浙江地區擔任縣官，《衡論》一書就是他在龍游知縣任內，結合自身治理地方的經歷和見聞寫成。同時，該書似乎也頗受龔自珍的影響。龔氏於嘉慶十八年 (1813) 天理教亂後寫成的〈平均〉，是針對彼時土地兼併盛行而發的倡議，但其後在道光年間寫成的〈農宗〉，卻主張要回到宗法的等差體系，甚至利用土地兼併產生的不平等。而畢氏應該有察覺到這當中的變化，與彼時多數政論反對城市化、商業發展、土地兼併等現象、企圖挽回的論點不同；他將〈農宗〉裡以大地主為中心、建立宗法體系的構想，做了進一步發揮，主張利用因此形成的不均，建立一套以貧富取代血緣，但同樣等級分明的新宗法體制，由富人成為體制中的族長，負責管理、養活所有的人。

　　根據此論，田土必須儘量集中在富戶手上，再以他們為中心，建立一個個宗族組織，並如同一間間公司般，雇傭附屬其下的族人，使之皆有所歸養。而且發放的口糧必須為實物，而不能以金錢替代。這也表示畢紫筠所主張之「均」，是以「均食」的形式來達成。在他看來，全國的田土面積相較於當時的人口，早就不夠分配，無論是「均田」還是「均財」都已不切實際。同時，畢氏還主張透過宗法組織，將一切等級、關係、土地狀態全凍結起來，讓由富人集中掌握的田土能一直維持完整之「富」，從而確保上述供養體系的穩定。值得注意的是，這套系統兼採了「瞬間凝固」和「徐徐還本」的二元策略，雖然將人的等級、關係與土地狀態都固定下來，卻無意即刻廢除工賈百業，而是讓其在宗法理想的約束之下經營，並透過漸進的方式，慢慢回到「農業」這個只靠土地生產、積聚財富的「根本」之途。

　　畢紫筠不像彼時其他政論家那般主張「崇儉抑末」，雖也反對奢靡，但更強調在宗族內部建立明確的等級制度。依據財富多寡訂立禮制上的尊卑，從而決定各層級的開銷，並永遠地固定住。除了供給族眾之「食」，宗族田土的生產還須負擔「祭」祀之用，故又劃分為祭田和義田。富者正是因為有錢，能夠承接祭祀與養民之責，而得以成為族長。其在族內的統治權，與祭祀是否恰當、能否養活族人息息相關，是一切政治活動的主要部分，可謂是一種「祭政一體」的體制。王教授也指出，在畢氏的宗法烏托邦中，官方的地位非常有限。其責任主要在推動民間宗法的實行，監督富人善盡身為族長的領導與養民之責，並有權撤換失職者。這也反映當時郡縣與民間的鏈結不再緊密，在權力、資源均有限的情況下，地方政府早已無力處理人民的「教」、「養」問題。

　　此套理論還有三種基本精神貫穿其中：首先是「田土」和「有家」主義，土地是一切身分的關鍵，若只有財富、官位而無田土，則稱不上「有家」，禮義廉恥也將沒有了附著生長的依傍。其次是「代」的概念，在這個以農業為本的體制下，照理人人都必須耕作以獲得口糧，但官員因為是替國家工作的，故可由他人「代」耕。至於工、商等職業則無此資格，此即「工不代食」。此外畢氏還出於反對錢幣的實物主義，主張「錢不代貨」。第三是對低度工藝社會的嚮往，將現有基本工技「陶冶械器百工」之外的其他工技皆視為「末技」，從事其職者會被視為危害社會的「遊民」。畢氏理論的走向，與當時的西方，乃至後來以「振百工」為目標的中國，皆背道而馳。

　　王教授觀察到，在畢紫筠眼中，當時的社會基本上已是一盤充斥著離心力的散沙，故必須由土地、宗法、宗族提供向心力，將人們重新凝聚起來。此種思想在 19 世紀的清代並非特例。嘉慶年間張海珊 (1782-1821) 的《聚民論》便認為秦代以降的郡縣之制，作為一種「人為」的產物，在當時已行不通，故主張回歸到「自然」的宗族體制，重新將人民再聚合起來。畢氏之後的道咸同光年間，中國還曾有過一波「新宗法烏托邦」的浪潮。例如馮桂芬 (1809-1874)《校邠廬抗議》中的〈復宗法議〉、〈收貧民議〉等篇，都主張恢復宗法，認為當時國家政府已無力量，必須依靠家族來管理民間，教民養民。直到 1880至1890 年間，仍有陳虬 (1851-1904) 以《治平三議》宣揚透過宗法精神重組國家的主張。不過到了 1890 年代末，新宗法烏托邦的熱潮便已消退。1898 年光緒皇帝（1871-1908，1875-1908在位）曾為求變法，命令官員閱讀《校邠廬抗議》並撰寫報告，得到的回饋多稱其論立意雖佳，但無法實行。這也顯示彼時士大夫間，對於治理國家的議論與觀念，均已有所改變。

　　演講最後，王教授總結道，《衡論》是一部把當時政論中的共同理念，與現實局勢相結合的著作。道咸年間的政論，多係擷取先秦典籍的一些片段，與論者自身新的創造鎔鑄而成。這些理想迥異於同時期的西方，崇尚自然、具調和性、注重均平，並往往以「復古」作為時弊的解方，與彼時社會現實相較，可謂充滿烏托邦的色彩。論者主張依靠「宗法」而非「政府」來解決治理上的問題，似乎預設存在一套自然的道德動力，可以維持國家的運作。他們嚮往和諧、規律的道家式政治，想要取消現行偏向儒家式的體制和治理模式。

　　1860 年前後政論思想的發展，呈現出一種非線性、甚至是「量子跳躍」的傾向。如馮桂芬的《校邠廬抗議》，既有恢復「宗法」、「鄉職」、「陳詩」等古制的設想，亦有對「采西學」、「製洋器」、「開礦」等洋務的倡議。嘉道咸時政論認為世上資源是有限的，「天地生財只有此數」思維，也逐漸變為薛福成 (1838-1894) 等人所主張的天地之財可以無限。原先對「治體」的強調開始變少，越發向「致用性」傾斜，這點除了政論專著和彙編作品外，在清末今文家的派系競爭中亦有所反映。而以「家」為核心的烏托邦理念，則於戊戌變法後，在反三綱思潮及種種因素的影響下，從無限擴大「家」的功能，轉變為以拆解「家」為出發點。

　　演講後的提問，主要集中在當時政論如何設想士人的角色，其內容又是如何互通，從而呈現出許多共性；也有與會者好奇，除了對道德動力的信心之外，這些政論家是否還曾提出其他方式，來達到其所謂的理想社會。王教授指出，士人在畢紫筠《衡論》裡的角色並不明顯，若非負責國家公職而得透過「代」之機制領取口糧，則應該和多數人一樣都從事耕作；而在其他政論中，士人則可能會扮演推動或實踐此類改革的角色。儘管當時其餘論者的烏托邦傾向，未必像畢氏這麼強烈，但他們提出的構想，都是依靠一種存在於其認知中的「道德的能動性」。

　　他們對此種能動性的強烈信心，是今人很難想像的。就連後來康有為 (1858-1927) 的《大同書》亦是如此。至於如何釐清彼時政論作者之間是否存在聯繫，目前也是王教授困惑的問題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