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cob Soll 教授演講「Richard Price’s Prudence and the Unintentional Invention of Modern Capitalist Values (1758-1790)」紀要

　　應史語所文化思想史研究室之邀，Jacob Soll 教授本日的演講旨在揭示「審慎」(prudence) 作為一種古典美德，如何在歷史的演變中與資本主義產生令人驚訝的連結。Soll 教授是頂尖的文化與思想史學家，1998 年在劍橋大學獲得博士學位，他的著作涵蓋經濟與政治思想、會計和行政管理等領域。第一本書 Publishing the Prince（2005，《君王論》）探討了馬基維利思想如何普及並影響政治思維。第二本書 The Information Master（2009，《資訊國師》）則深入研究了路易十四的財政大臣 Jean-Baptiste Colbert (1619-1683) 如何結合財政管理和圖書館學，創建了最早的「資訊國家」之一。他 2014 年的著作《大查帳》(The Reckoning, Financial Accountability 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Nations) 展示了會計如何在國家的興衰中發揮作用，這本書全球銷量超過 15 萬冊，並被翻譯成近 10 種語言。他最新的作品《自由與干預》(Free Market: The History of an Idea, 2022) 則分析了古典哲學、自然法、歷史和經濟文化。

　　本次演講是 Soll 教授對「審慎」概念的最新研究。他指出，在當今世界嘗試讓資本主義再次道德化的背景下，探究美德與資本主義如何協同運作尤為重要。Soll 教授以時間為經，討論「審慎」與政治美德、共和思想和資本主義的關聯，最後將講題聚焦在 18 世紀的威爾斯哲學家、數學家理查．普萊斯 (Richard Price, 1723-1971) 對經濟學和風險管理的貢獻。

　　關於「審慎」作為一種道德觀的論述，可追溯到羅馬共和晚期的哲學家西賽羅 (Marcus Tullius Cicero, BC 106-43)，15 世紀起被文藝復興時代義大利北部共和國的思想家再度重視。西賽羅主張政治領袖應以審慎維護人民的生計，再輔以其他手段維持國家秩序。同樣的思想亦可從許多文藝復興時期藝術作品窺見，如一尊 1357 年的雙頭雕像，象徵美德能夠洞察過去與未來，並基於知識做出明智的決定；一百年後，提香 (Titian, 1488/90- 1576) 在他那幅著名的三重肖像畫作中 (Allegory of Prudence)，亦強調謹慎決策方能避免錯誤行動。

　　然而，馬基維利 (Niccolò Machiavelli, 1469-1527) 推翻了自西賽羅以降之道德審慎論。西賽羅之審慎論乃建立在善意與正義的前提；馬基維利則主張，為了維護共和國，一個審慎的領導人，必須兼具狡詐與力量，以為共和國的利益服務。統治者運用詭計是出於保障國家的良善目的，這預示國家理性的概念。馬基維利重新定義審慎的兩種功能：一是鞏固法治，二是創造財富，顯示其對財政活動的高度重視。儘管有部分學者認為馬基維利反對資本主義，因為財富累積的過程可能造成社會不安定；但 Soll 教授強調「馬基維利反對金融體系」的觀點過於簡化，馬基維利確實對金融持謹慎態度，但他並非反對商業。另一些學者也指出，有許多古典共和主義者仍擁護新萌芽的商業社會。無論如何，馬基維利的審慎觀將被用於逐步邁向共和主義的時代，從北義大利進入歐洲，最後進入英國和美國為主的資本主義社會。

　　在 1680 和 1735 年間，「審慎」從道德方面的美德明顯地轉變為金融方面的概念，頻繁出現在商業手冊中。如一位名叫羅傑．諾斯 (Roger North，1653-1764) 的英國律師於 1704 年出版一本會計手冊，內容反覆強調「好的會計本身就是審慎的體現」。儘管一些哲學家如法國的伏爾泰 (Voltaire，1694-1778)、德國的康德 (Immanuel Kant，1724-1804) 都曾經批評過「馬基維利式的審慎」(old traditional Machiavellian prudence)；但在英國，「審慎」已然成為商業與金融體系的核心語彙。1695 年，英格蘭銀行即自稱為「一個審慎的機構」，運用複式記帳等手段來實現財務審慎，可見此詞正式納入財經語境之中。

　　在此背景下，理查．普萊斯是「審慎」概念轉變的關鍵人物。普萊斯出生於威爾斯一個非國教派 (dissenter) 與獨神論派 (Unitarian) 家庭，當時英國有超過一千所由獨神論者創辦的會計職業學校，普萊斯也是其中一員，他們在無形中推動了英國商業革命的發生。

　　普萊斯最大的貢獻在於他將貝氏定理 (Bayes’ Theorem) 應用於經濟學領域，認為數學不僅是計算工具，更是理解生命與改善社會的手段。作為一名獨神論者，他反對基督教原罪論的觀點，他相信人類擁有改善社會的能力，而數學正是其中一種。這種對原罪論的質疑以及對人類進步潛能的信念使他與當時許多思想家有所區別。除此之外，身為一名共和主義者，普萊斯主張國家應避免負債而妨礙自由國家的發展，因此他積極致力於推廣會計制度，以防止公共財政惡化。普萊斯的觀點也啟發了許多當時英美的學者與政治家，其中包括美國第二任總統約翰．亞當斯 (John Adams, 1735-1826)。普萊斯認為經濟與財政規範是維繫國家運作與公民自由的關鍵角色，財政管理不僅是技術性的問題，更是政治治理與國家正當性的重要基礎，這些觀念都一再呼應「審慎」一詞。

　　保守主義的奠基者艾德蒙．柏克 (Edmund Burke, 1729-1797) 與普萊斯在政治哲學上形成尖銳對立；普萊斯崇尚個體自由與制度改革，而柏克堅守傳統貴族制度。他們的爭論圍繞著「自由的本質」與「國家債務的正當性」等主題，持續將近 20 年；在此期間，柏克對於無限制個人自由之批評強化了普萊斯對制度設計的反思。受到柏克啟發的普萊斯認知到，自由不僅來自政治制度，更仰賴財政上的健全與透明；因此他提出包括「償債基金」(sinking fund) 等會計機制，希望國家能透過嚴謹的財政管理擺脫債務枷鎖，進而保障個體自由。

　　這場思想對峙亦促使普萊斯更加強調「數學」在社會改革中的角色。面對柏克和保守主義者對其「新式計算方法」的不信任，普萊斯轉而完善他對保險制度、國家預算與風險管理的理論，嘗試以理性手段為普通人民建立對抗資本主義風險的屏障。此外，普萊斯對金融投資風險的重新關注也與其妻的遭遇密切相關——他的妻族因 1720 年的股票市場崩盤而破產，使他深刻意識到金融體系對個人與國家的潛在威脅。這些經驗加上與柏克的思想交鋒相疊，使普萊斯更加堅信必須透過保險與財務改革以保護人民免於經濟動盪的侵害。綜上所述，這段辯論促使普萊斯進一步發展出一套以數學與道德哲學為基礎的政治經濟理論。1766 年，普萊斯開始為英國第一家壽險公司——公平人壽保險公司（Society for Equitable Assurances，後改名為 The Equitable Life Assurance Society）工作，1774 年普萊斯推薦自己的外甥 William Morgon (1750-1833) 進入，擔任公司的精算師。「保險」就此成為英國商業社會的一環。

　　演講的尾聲，Soll 教授引述了普萊斯在為 The Equitable Life Assurance Society 設計的管理策略：「這套管理方法確保我們不會承擔太多風險，能使公司免於破產並賺取穩定的利潤。」Soll 教授據此主張，這其實是現代資本主義的奠基之作。在國際貿易與金融市場快速擴張的 18 世紀，普萊斯此一觀點尤具前瞻性。他提出「用金融對抗金融」的理念，主張應以制度化、可預測的財務機制，對抗資本主義體系中所內含的泡沫風險與崩潰潛勢。從這個角度看，保險制度不僅是經濟實務的一環，更承載著一種對抗市場不確定性的啟蒙式理性思維。從理論層面來看，保險制度不僅是一種風險管理工具，更是一種以數學原則為基礎的謹慎哲學之實踐。保險代理人在市場中的角色，實際上是一種「謹慎的推銷者」：他們所提供的產品是透過精算與風險模型建立起的安全感。這種對風險的科學計算，使得金融交易不再完全依賴信任或直覺，而是可透過公式與模型加以驗證與控制。

　　在古典道德與經濟學的語境下，「審慎」(prudence) 在普萊斯的思想中是一種結合理性、道德義務與財政責任的美德。它不僅是個人道德理想的實踐，也是一種政府治理與經濟政策的原則，維護自由社會的穩定。Soll 教授的研究不僅重新定義我們對古典概念的理解，也為當代社會如何平衡美德與經濟發展提供了寶貴的歷史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