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兆安教授演講「從奪命之文到奪命之行：報應故事與明清科舉的神義論」紀要

　　徐兆安教授長期從事明清學術、思想史研究，近年則將研究興趣聚焦於「考試制度」，從明清科舉一路探討至近現代的會考、聯考等制度。透過對相關制度設計與實踐層面的細緻梳理，徐教授也越發注意到其存續、發展及運作對該時代政治、社會、文化等不同層面的影響。本次演講以一部同治年間出版的善書《國朝科場異聞錄》切入，探討該書內容及其編纂所反映的明清科場形象與試子焦慮。

　　演講伊始，徐教授介紹《國朝科場異聞錄》的資料來源與編纂特色。該書作為一部編集科舉報應或神異故事的善書，其收輯範圍相當廣泛，除了早期相似的善書外，還包括方志、筆記甚至《聊齋誌異》等小說。相較於《棘圍勸戒錄》（又名《棘圍奪命錄》）等較早問世的編著，該書採取了一種編年分科的纂輯形式。當這些被收錄的軼聞故事，脫離原本的脈絡，轉而被置入一個截然不同的編輯脈絡，並添入年份、科別等具體資訊後，便賦予文本一種彷彿史籍甚至檔案資料的「歷史實感」，從而強化讀者閱讀時對其內容真實性的信任。

　　隨後徐教授指出，《國朝科場異聞錄》收錄的故事，存在著兩種基本的敘事架構：「天榜」和「場中變故」。「天榜」類型的故事歷史悠久，自宋代《夷堅志》以降便十分流行。其特點在於敘事的「跳躍性」，主角可能會透過夢境預見尚未公布的榜單，或是劇情會從主角的善行直接跳躍到高中的結局，中間的應試與閱卷過程則被完全省略。而「場中變故」則是一個更值得注意的架構類型，這是科舉故事發展至清代一個顯著的新趨勢，其情節不見得真實發生過，卻有兩個特別之處：第一是充滿了「過程的細節」，第二則是不僅在「故事設定」上符合實際的制度，而且很常於制度條文運作上相對模糊的環節製造波折、開展劇情。徐教授以一個孝廉陳國棟的故事為例，其命運經歷了最初不受房考官賞識、第三場卷子誤入他房等種種波折，但其曾照顧生病友人並為之經理喪事的善舉，最終仍讓他有驚無險地中選。徐教授認為，這些描述「考場變故」的神異故事，讓不清楚科場實際狀況的讀者，也能透過劇情中的種種細節進行猜測。此類細節亦反映出，即便目前所見的科舉條文看似非常詳細，在防弊上下了很多工夫，但在處理試卷的過程中，還是充滿了許多混亂與變數。

　　就明清科舉制度的設計及其運作情況來說，很多環節都可能出現這種「場中變故」。例如每次科舉，都有大量的試卷必須處理，加上缺乏有效的盤點技術，讓遺失考卷的狀況極可能發生，並且考官通常也無法按照條例明文的規定，確實讀完所有考卷。而多位房考官各自篩選試卷，再將推薦者上呈主考官評定的機制，不僅使各階段考官閱讀到的試卷範圍都很有限，房考、主考意見標準的差異，亦可能導致後者可能欣賞、有機會中選的考卷，在前一階段就被刷掉。雖然後來發展出主考官可從刷掉試卷中找尋遺珠的「搜落卷」機制，但其藉此獲得更多權力，同樣可能會以自己的偏見影響考試。

　　就徐教授的觀察，《國朝科場異聞錄》中蘊含兩種對此類「變故」的不同解釋。第一種是「奪命」說，認為人可以透過行善累積陰德來改變命運，在相關故事中，考生在考場遭遇的各種變故及其是否獲得解決，都能與他們曾經的善惡行為一一對應。徐教授將此說源頭追溯至晚明袁黃 (1533-1606)〈立命之學〉（後來編入其《了凡四訓》），同時提及袁黃所處的時代，基本上還相信科舉文章有一定公論。袁黃亦編纂出版《遊藝塾文規》等指導應試與文章技巧的專書，並將〈立命之學〉收錄其中，反映出在應試時「文章水準和其他方面都應並重」的態度。第二種解釋則是「定命」說。徐教授以紀昀 (1724-1805) 在《閱微草堂筆記》的一段體悟作為此說的代表案例：該材料描述兩位本應中式的考生，卻因為試卷處理過程中的種種意外而落榜，從「奪命」論者的角度，或許會猜測這兩人有過什麼惡行，但他們後來在別屆科舉考上的事實，又推翻了因惡行而遭報應的可能。故紀氏認為，這當中還是存在命定的成分，考生只有在其命中註定的時候才能考上，早一屆都不行。這兩種完全矛盾、彼此針鋒相對的理論，就這樣並存於同一部書裡面。

　　最後，徐教授徵引包筠雅 (Cynthia Brokaw) 教授的觀察：這些報應故事，讓考官那些「隨意的決定」彷彿都得到了「合乎邏輯的理由」。然而，在此種看似給予「合理性」、能讓世人對於科舉結果之態度起到「維穩」效果的故事，在徐教授看來，卻也反映了更多科場內的混亂情況，帶來了一種與前者背道而馳的「爆料」效果。而《國朝科場異聞錄》的編者對此也有所意識，認為其書也呈現了「胥吏奸宄，試官糊塗」等科舉運作上的負面面向。徐教授借用王德威教授關於譴責小說發展的評論──本意是欲「勸善」的故事，到頭來「揭惡」的成分反而更多。並指出：或許每個實行科舉制度的朝代，都可能出現對於此制度的控訴，但如此有系統地將相關故事以具有「歷史實感」的形式集結編纂，確實是清代的新發展。徐教授認為，這些故事不應僅被視為試子消弭科舉壓力的心理安慰，更涉及他們對科舉制度的印象或「感覺」，乃至透過各種零碎細節，拼湊幕後運作狀況的嘗試，和當時的占卜、扶乩等活動一樣，成為人們藉以馴服科舉種種不確定性、使之變得更可預測的一種方式。只是這些方向，最終也超出了科舉制度所能承受的範圍。

　　比起徐教授認為明清科舉制度在實踐層面漏洞百出的觀點，與談人王鴻泰教授傾向認為科舉還是一套相對嚴密、穩定且具公信力的系統，諸如考卷遺失等狀況也應該只是偶發的「意外」而非普遍常態。他指出《國朝科場異聞錄》作為一部善書，有其自身的體裁屬性與文本脈絡，控訴或揭露科舉弊端並非其目的，其內容性質與解讀空間，也未必與其所取材的方志、筆記、小說等文本相同。這些差異或許也需要先行釐清，而不宜過快歸入同一脈絡，進而將之視為一個線性演變的過程。對此，徐教授同意不應建構過於簡單的直線演變敘事，並補充說明明清兩代士人的關注重心確有不同。明代士人對於評鑑標準的討論較為外放，多聚焦於不同學說和古文的運用；清代的討論，則轉向內斂低調，士人更關心在「五經同考」與考據門檻升高的背景下，如何處理文章中資訊負載量的問題。

　　綜合討論環節，其他與會學者進一步針對文本的編纂背景與制度的實務運作提問。例如《異聞錄》等文本的編者，究竟是具備官職的內部觀察者，抑或是憑藉聽聞想像閱卷過程的考生。巫仁恕教授指出，清代科舉制度設計雖日趨嚴密公平，實際發生的弊案與抗爭卻反而比明代更加劇烈。巫教授認為，民間很可能早已透過其他傳布科場弊案資訊的管道，知曉了各種相關的內幕及黑暗面，而無須仰賴《異聞錄》等善書文本的「爆料」。巫教授也從自己研究惜字文化的經驗出發，好奇此類書中情節是否存在為了配合「勸善」目的而進行的虛構和改寫。徐教授贊同「規範愈嚴、運作愈亂」的觀點。他指出清代科場條例雖釐清了明代的模糊之處，卻因過度條例化而喪失制度轉圜的韌性。不過他有意將「科場弊案」與透過磨勘制度查出的「常態性錯誤」分成兩個不同的層次進行討論，並暫時先聚焦於後者。徐教授現亦已將《國朝科場異聞錄》的內容數位化，並嘗試利用 AI 協助進行整理、統計和分析。後續的目標是將更多善書的內容納入比較分析的範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