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包筠雅 (Cynthia Brokaw) 教授

　　包筠雅教授 (Cynthia Brokaw) 為傑出的歷史學家與漢學研究者，現為美國布朗大學 (Brown University) 歷史系、東亞研究教授，也曾執教於范德堡大學 (Vanderbilt University)，奧瑞岡大學 (The University of Oregon)，和俄亥俄州立大學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等。包教授以晚期中華帝國時期的書籍史研究著名，曾出版專著《功過格：明清社會的道德秩序》(The Ledgers of Merit and Demerit: Social Change and Moral Order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991)、《文化貿易：清代至民國時期四堡的書籍交易》(Commerce in Culture: The Sibao Book Trade in the Qing and Republican Periods) (2007)，合編 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The History of the Book in East Asia (2005)、From Woodblocks to the Internet: Chinese Publishing and Print Culture in Transition (2010) 等。

　　2024 年 11 月，包教授訪問德國柏林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 (Max Planck Institutes) 期間，接受同於「文物、行動、知識」部門訪學的中研院史語所副研究員李仁淵教授訪談（編按：英語訪談，中文撰稿）。

　　1972 年是包教授完成大學四年學習，從美國東岸衛斯理女子學院 (Wellesley College) 畢業的那年。彼時越戰進入第 17 年，國家沒日沒夜地派遣大量軍人、輸送武器到東亞上打擊敵對勢力，雙方都面臨不可勝數的傷亡。

　　早在四年前，包教授成為大學新鮮人時，反戰示威遊行已遍及全國各地。罷課、抗議、流血衝突在美國校園內外湧動。

　　「有很多認識的朋友被迫加入軍隊，去打一場他們不認同的戰爭，有些人得逃到加拿大或別的地方」，那是一段學生激烈抗爭的動盪時期，有人被捕，有人抗議，18 歲的包教授尚未開始學習漢語，也對東方的世界一無所知。看著電視機轉播遙遠半島上的烽火，她感受到周遭人們憤怒的情緒，因遠方而波動、爆發，那是她的第一個疑惑：太平洋的那一頭究竟是什麼樣的地方？

　　「我當時認為這場戰爭是錯的，因為我們根本不懂自己在做什麼。我們干預了一個我們完全不了解的地區，我們不理解它的歷史」，在反戰氛圍下，包教授渴望理解遙遠的大陸和人們。然而，學院裡沒有越南史相關的課程，東亞史也就只有一門，「我去上了那門課，當時的教師是柯文 (Paul A. Cohen, 1934-2025) 教授。結果發現，東亞的歷史真的、真的太有意思了！」


包筠雅教授、李仁淵教授與撰稿人鄭博元先生在馬克斯普朗克科學史所窗邊合影。

　　包教授試著學習中文，但在 1970 年代的美國，這不是件容易的事——漢語課程並不多，中國研究學程也仍然冷門。

　　畢業後她到米德爾伯里學院 (Middlebury College) 進修，這時的她已經學習兩年中文，取得區域研究碩士學位，但包教授不想就此結束，她想要知道更多。隔年，包教授成功申請錄取哈佛大學 (Harvard University) 東亞系，並在 1973 年前往臺灣。

　　從激烈反思戰爭的美國東岸，來到偏安海島的「自由中國」，是什麼樣的感覺？「我們外國學生受到非常好的照顧，每天早上有四小時的課程，功課很多，老師教得相當認真。」「我們都叫它 Stanford Program，我希望這個計畫還在持續……」，校園裡的漢語課是歲月靜好的古典氛圍，但在戒嚴體制下，這個國家並非它所號稱的自由。成長於民主文化下的學生們，不免感受到空氣中隱隱的不安，與看不見的限制。

　　不過還是有美好的回憶。包教授記得臺灣人總是熱情、友善，在一天充實而疲憊的中文學習後，她跟朋友有時會到美軍駐地附近吃漢堡，那是家鄉味，也是冷戰國際政局下特殊的文化交流。「那是個豬肉漢堡！」她說那讓她印象深刻。

　　島嶼豬肉排與美式漢堡包的結合，彷若是美國留學生與這個意外國度的相遇，他們學習古老帝國的語言，努力溝通，意在言外。

　　1970 年代末尾，冷戰仍然風火進行。在這樣的政治局勢下，包教授從沒想過將來有一天能踏上中國。那時她正在撰寫關於明清「善書」的博士論文，忽然有了風聲，「可以去中國了！」當美國歷史學家魏斐德 (Frederic Wakeman, 1937-2006) 首度踏上神州大陸之後，許多專家學者跟著前往訪問。

　　包教授當然盼望一睹中國面貌，為了解這個古老大陸，她浸淫在漢語與中國書籍許久。但這些機會並不屬於她，一位研究善書與功過格這類「封建迷信」的研究者要提出申請，希望渺茫。

　　她與善書的相遇，始於一次與日本訪問學者酒井忠夫 (1912-2010) 的談話。酒井教授與她分享了橘樸 (Tachibana Shiraki, 1881-1945) 先生在中國北方與滿洲的田野研究計畫。包教授好奇詢問北方村落裡是否遺留了古書？酒井教授轉述橘樸先生的觀察，指出當地古書數量並不多，但是有種叫做「功過格」的書籍留存。許多村民們都擁有這些書，並且保存了不少抄本。

　　包教授對功過格的興趣由此開始，為了撰寫以此為題的博士論文，她遠赴日本尋找資料。日本豐富的明清史料藏書與開放資源，讓她成功地追蹤到關鍵的地方文人袁黃 (1533-1606)，他和他的信眾編輯了為數不少的善書。接觸到大量日本所藏的明代史料後，讓包教授對明代之後的人與書更感好奇。並不斷思考，明代之後的人們還相信善書嗎，人們還對這個社會與宗教的系統深信不疑嗎？

　　這本講述明清兩朝人如何閱讀功過格的博士論文，是在「域外」完成的。在美國學習漢學，到臺灣感受漢語氛圍，再前往日本摸索古籍，那是一個有意了解東方國度的美國學者，當時可以抵達最遠的地方。

　　一直要到 1991 年，包教授終於有機會前往中國。她首先在廈門大學，後來找到機會前往福建，那是一個叫做「四堡」的村落，以及一趟讓她難以忘懷的旅程。

　　「自從看了這本書，我才終於知道奶奶以前為什麼總是拿著印著圖表的紙張了！」這是在出版 The Ledgers of Merit and Demerit: Social Change and Moral Order in Late Imperial China（《功過格：明清時期的社會變遷與道德秩序》）之後，常常有人開心地跟包教授分享。

　　從越戰年代的迷惘美國大學生，到成為東亞研究博士，包教授展現歷史學者深入研究的可能。「過去即異邦」，她的研究讓中國的人們回憶起祖父母、嬸嬸、阿姨日常埋首研讀的表格，並且發現這樣的現象原來有著長遠的歷史。

　　包教授一直對非精英讀者的閱讀深感興趣，這是受到歐洲書籍史的影響，尤其是羅伯．丹屯 (Robert Darnton) 關於法國大革命前夕熱門禁書小冊子的研究。西方書籍史不僅豐富有趣，並且鼓舞了她對中國書籍的思考。

　　書寫博士論文的過程，每當要對筆下的這些人和書做出論斷，都讓包教授猶豫再三。尤其當需要為這群人貼上「精英」(elite) 或者「大眾」(popular) 的標籤，她總提醒自己，要避免太過輕率地把特定思維對應到特定群體上。例如，擁有進士學位、身處精英階層的袁黃就完全相信超自然報應的存在，而這種信仰常常被其他精英階層成員斥為無知平民的迷信。事實上，“popular” 具有雙重意思——「所有人的」以及「大眾的」，兩者需要更細緻的區別，才能避免因簡單的分類方式而忽略了人與社會的複雜性。

　　從功過格的思想與文化研究，改以研究書籍的歷史，這個轉向在包教授修改博士論文最後幾章時，就已浮現端倪。

　　面對大多數人都認為是「大眾文化」的善書文本時，包教授並未視之為理所當然，而是坦承地問自己「我知道這些書是由誰出版嗎？我知道它們是如何在市場上流動的嗎？」而她的回答是：「我真的一點都不知道。」她相信面對這個問題，不能只依靠文本詮釋與敘述就指望有解，而是要實實在在地找到書，並挖掘可能的見證者。這一思考的轉折讓她下定決心，走上書籍文化的研究。

　　1980 年代末，還在奧瑞岡大學教書的包教授，在研討會偶然得知了「四堡」的地名。那時，有興趣造訪這名不見經傳小村落的人不多，但包教授揣著博論未解之謎：「給非精英讀者看的書，究竟怎麼被做出來的？」眼睛發亮地看向這個未知地，她決定利用教學空檔前往廈門，打聽拜訪四堡的可能。沒想到就此踏上了嶄新的學術冒險。

　　「如果沒有他們，我根本無法做出任何研究，我非常感激他們！」講起田野，包教授記得故事的開始。起初是魏愛蓮 (Ellen Widmer) 轉給她一篇羅友枝 (Evelyn Rawski) 引用的參考文獻，一篇鄭振滿與陳支平講中國經濟史的文章〈清代閩西四堡族商研究〉提到了「四堡」。隨後他們也為包教授引介當地人脈，「曾玲是廈門大學新畢業的博士生，她曾在四堡進行過實地考察，在解釋當地歷史和經濟方面給了我極大的幫助。後來她離開福建到新加坡任教，我便開始與劉永華合作。」

　　當時劉永華是廈門大學的研究生（現為北京大學教授），兩人都正進行相關研究：包教授研究出版業，劉永華研究鄉村生活中的儀式和儀式專家（參見他的著作 Confucian Rituals and Chinese Villagers: Ritual Change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a Southeastern Chinese Community, 1368-1949, 2013）。

　　在四堡的研究剛起步，主要的問題是，四堡村的村民不理解包教授在做些什麼——他們很難相信她的目標是研究「他們」的歷史。幸運的是，幾乎所有男性和年輕女性都會說普通話，她因而能向村民解釋與溝通。在曾玲和劉永華的幫助下，包教授終於漸漸地得到了村民的認可。

　　「在那個貧窮的村莊裡，我是一個太奇怪的人」，對於大多數村民來說，包教授是他們一生中看過的第一個外國人。

　　包教授訪問村民，並且開始研讀這些村民也不了解的書籍。當她適應語言與環境，一切漸入佳境時，村裡不知從哪裡開始謠傳著一條對她的指控：「這個美國人是香港古董商，她想要從他們的村子裡搜索舊物，帶回香港販賣牟取暴利。」

　　金髮、碧眼、說著不同語言的遙遠異邦人，怎麼可能降臨在這個窮困的小村落，只為了看看那些破舊的書？風聲四起後，包教授怎麼樣也無法說服人們相信自己。直到劉永華出面，反覆與村民溝通，打包票她的動機單純，村民才相信她。

　　巨大的挫折沒有澆熄包教授的熱情，她最靠近險境的一次，是為了上山看民國初年的舊書，而搭了長途巴士。半夜，巴士在途中拋錨，讓他們整夜困在荒郊野嶺。在司機好幾次都無法修理故障問題時，車上的人們都嚇壞了，因為這樣的狀況並不常見。包教授說，那是一次真正的冒險，過了好幾個鐘頭，他們不得不搭上一輛裝載水泥的卡車。

　　「當車開到那個小小的山村時，我們渾身都是白色的水泥粉」，包教授笑了，她說這些都是很好玩的經歷，「比我在奧瑞岡的無聊教書人生有趣很多」，她補充：「那個村莊好可愛呀！」

　　遇到新鮮的事物總是令包教授興奮，即使是談到文化差異，她也只是簡單帶過。從繁華的西方世界到 90 年代的福建鄉下，居住環境、飲食條件的落差都無法阻擋她對古書與刻版的熱情。

　　作為漢學研究者，包教授沒有受過人類學的田野訓練，但她樂於自己從頭摸索。當時人們建議她以幾包菸作為訪問後的禮物，但看著村民頻繁大量地抽菸，禮物卻傷害健康，她覺得不安，而且她認為自己有能力給得更多。於是包教授跟村民商量，並一同決定了另一種回饋模式——支付人們工作的時薪。事實上，根據當地工資標準向受訪者支付報酬，也是民族誌學家和人類學家推薦的方法。

　　她製作了價目表，接受訪談、翻拍書籍、借閱書籍都有透明的回報。雖然這一類似商業交易的作法也讓她猶豫再三，不過至少，工資比香菸作為餽贈公平許多。讓她驚訝的是，往往是那些最為貧苦的受訪者，客氣地不收取他們應得的回報。「於是我去買了水果與食物答謝他們，即使還是不足以真正答謝他們。」

　　1990 年代，包教授已經有了數位相機，這對於研究者來說是很珍貴的設備。那些難以向村民借出的珍藏書籍，因而得以被存取。在劉永華與曾玲的協調下，村民慷慨出借了族譜，允許他們帶到廈門複印，才讓當地家族曾經輝煌的印刷歷史，從舊書堆裡重現出來。

　　田野過程也有遺憾，包教授嘗試跟當地的年長女性談話，但她們只會說當地的客家方言，而且覺得與男人們相比，自己沒什麼好說的。事實上，女性也在書籍史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當男性出遠門銷售或商談時，家裡的婦女們既要操持家務，也要管理印刷生意。

　　「我真的很想，也很有興趣了解，那些為『一般人』製作的書籍」，包教授注意到這些隱藏在男性背後的尋常女性，也很大程度地參與了書的生產流通。可惜在父權社會裡，她們的聲音顯得微弱。

　　從田野地回到奧瑞岡後，包教授試著把中國書籍史帶到美國。從功過格研究到書的歷史，她不滿足於只以思想背景詮釋書本，而想調查更多書籍，重新理解書與社會的關係。書籍史不同於思想研究，也有別於版本學專注於書籍本身，而是更重視書籍的製作與流通之於社會的影響，包教授提到大木康 (OKI Yasushi) 教授，他是該領域的前行者之一。

　　包教授開始在奧瑞岡組織中國書籍史的研討會，如她於 1998 年籌辦「中國帝國晚期的印刷與書籍文化」(“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學術研討會，邀集了在歷史與文學領域中對書籍各方面有所研究的學者。會議論文由她與周啟榮共同主編，於 2005 年結集出版。這本論文集及與會學者，如賈晉珠 (Lucile Chia)、周紹明 (Joseph McDermott) 等日後出版的專書，可說是奠定了英語世界的中國書籍史研究基礎。經包教授的組織推廣，加上該領域學者的耕耘，讓中國書籍史在歐美學界更廣為人知。

　　書籍史需要學者擁有廣泛調查的能力，包教授認為這使得研究的門檻偏高。學者不僅要對各種學科的背景知識稍有理解，並且得培養分辨、分類、鑑定文本。舉例來說，包教授並沒有中醫背景，但面對一整批醫學書籍時，她必得學習一定程度的專業知識，才能辨別這些醫書，究竟是啟蒙工具書或者專家著作。

　　「那真的很好玩喔！」即使困難重重，對包教授來說卻一點也非苦差事。不僅是研究，她也很享受寫書的過程。書成之後，聽說有人接續了她對四堡等地的出版研究，並不斷挖掘新材料。她蹲點 18 個月、無數日子的思考與寫作，使得更多人注意到四堡書籍的重要性。開拓有趣的研究，並能播散種子開花結果，都令她為之振奮。

　　為什麼要研讀古代歷史？作為研究晚期帝國的歷史學者，多年來任教於布朗大學的包教授注意到，大學生不僅僅是對遙遠東方古國的過去不感興趣，而是對過往的歷史幾乎無感，「許多學生不願意理解 20 世紀以前的歷史，這讓我很遺憾。我覺得他們會錯過了很多重要的東西。」

　　大學生更好奇的是「當下的世界」，注意力放在當代與現下，最遠不超過五十年。課堂中她曾讓學生思考「現代世界可能從何時展開？」大多數學生寫了 1970 年代——那時越戰戰火仍然蔓延中，也只是包教授徬徨年少的開始。

　　討論歷史，有些人會抱持著「中國沒有太大改變」的論調，但包教授認為當我們去看古代歷史，才能發現那些變化。因應系上要求，她教授了一門從古代談到當代的政治史課程，從先秦哲人的思想實踐，到共和國的政治與體制。

　　「我在課堂上想讓學生明白的一點是，其實我們還有其他的可能性」，包教授說，「重要的不只是去理解那些最終被採納，並成為主導的思想，而是還要去理解那些曾經存在於典籍之中、卻被否定或排斥的觀點，例如《尚書．堯典》裡的某些主張。」如果我們願意回頭去看那些沒有走下去的小徑，往往可以看到人們思考與實踐的方式，在歷史長流之中曾經如此多樣。

　　從古代的典籍可以發現那些時期的精彩之處，「因為發生了太多事情，人們在思考、在實驗各種不同的觀念。」包教授深入淺出地為學生引路，那是上個世紀還在講台下的她渴望知道的世界，而今她取經歸來，「我想讓學生體會到古代世界的豐富性，但我通常都失敗。這是一場沒完沒了、而且註定打不贏的戰役。」

　　年輕學生對過去的歷史缺乏熱情，會讓這項古老的技藝無以為繼嗎？出生手握智慧型手機的新世代，正介於閱讀習慣由紙本轉移到螢幕的時間點，也許反而能為文史研究翻出「新頁」。

　　包教授注意到近來的研究者對於「閱讀」與「閱讀實踐」表現出十足的興趣，文學研究者尤其投入。這個方向是值得期待的，包教授也希望更多歷史研究者能繼續加入書籍研究的行列。以此來看，書籍史的未來仍然是精彩可期的，她認為閱讀的歷史可能比傳統的歷史研究能發揮更多的潛力。

　　有意思的是，21 世紀大學生對歷史的無感，也許正好促使人們思考「書本」這個媒介，以及「閱讀」的行為。

　　包教授透露她最近的研究興趣：共享的書籍文化 (shared book culture)。所謂「共享」並不是說人們讀同一本書，而是想像一個書籍文化的金字塔中，不同階級的人們如何同時接觸到一個「共同核心文本」(common core of texts)。像是《三國演義》，20 世紀傳教士明恩溥 (Arthur Smith, 1845-1932) 舉過一例：皇帝跟一個不識字的老太太都知道三國演義的故事，也聽說過關羽這個人。這意味著不同階級、地域、性別的兩群體，即使隔著巨大的知識鴻溝，他們仍然有一個共同的文化參照。以安德森 (Benedict Anderson, 1936-2015) 的話說，即是「想像共同體」的基礎。

　　說到相關研究，包教授推薦閱讀 Mary Elizabeth Berry 的研究 Japan in Print: Information and Nation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作者指出近世日本發展出「公共資訊集散地」(library of public information) 的文化現象，旅行指南和官員名錄的廣泛出版使得一般民眾也對官僚體系稍有知悉，文本的流通因此與文化共同體的建構產生關聯。

　　這本書啟發了她思考更多問題：「某些原本屬於精英的知識，在出版時被改編成面向非精英的書籍，它們會被重新詮釋、格式化後，再呈現。那麼，在這個過程中會發生什麼事呢？」當精深的《四書》詮釋內容，被出版在一本粗糙的小冊子裡，搭配極淺顯的白話翻譯——這樣的轉換使得知識能在更廣泛的社群傳播，也進而影響了儒家思想被重新組織的方式。

　　從迷惘的大學生，到投身於中國書籍史研究，超過半世紀的閱讀與學習，包教授仍然繼續問著令她感興趣的問題。

　　問起包教授在三十年前，怎麼有勇氣隻身到地球另一端的鄉下村莊做調查？她笑了，「我想，你把『天真』與『勇敢』搞混了。我運氣很好，一路上所有人都對我很好，事實上，是有點太好了！」懷抱天真，背著夠多的好奇行囊，包教授還在探勘更多未知的田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