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世儒學與社會學術工作坊」第三次討論會紀要

　　2026 年第三次「中國近世儒學與社會」學術工作坊討論會於 6 月 27 日（六）以線上方式舉行，本次討論會發表兩篇論文，共 11 人出席。

　　王學路發表〈明中期「重返程明道」思潮之再考察──以湛若水《遵道錄》為中心〉一文，以湛若水 (1466-1560)《遵道錄》為中心，考察明代中期「重返程明道」的學術思潮。王學路指出，明中期朱子學、陽明學與甘泉學雖立場不同，卻皆有推尊程明道，並援引其說以建構己說的傾向。湛若水編纂《遵道錄》正是此一思潮中的案例。本文首先說明朱子學、陽明學、甘泉學等學派如何分別吸收明道思想，次則分析湛若水在《遵道錄》中對宇宙論、人性論、儒釋之辨與工夫論的選擇與按語。報告人認為，湛若水並非單純輯錄明道語錄，而是有意以明道「合內外、徹上下」的「中正」之學，矯正朱子學「逐外忘內」、象山學「主內太過」與「太高」的流弊。透過明道，湛若水也為其「隨處體認天理」確立經典依據，並建構「孔孟—濂溪—明道—白沙—甘泉」的道統譜系。最後，王學路強調，湛若水「遵明道」並不等於「棄伊川」，而是藉由明道之圓融氣象，建立一套超越朱陸對立、貫通本體與工夫的學術立場。

　　與會學者提出多項建議。首先，在研究取徑上，須更清楚說明是以湛若水為中心，還是以《遵道錄》一書為中心，二者的問題意識與論述方式並不相同。若以《遵道錄》為主軸，則應進一步說明此書在明道語錄中的位置，及其在湛若水著作中的意義與迴響。其次，在章節安排上，第一節「重返程明道」的篇幅稍長，或可更快進入湛若水的文本分析，第二節與第三節的順序亦可斟酌調整。此外，摘要、正文與結論之間的關聯仍需加強，尤其摘要提及湛若水藉由「中正之學」與「隨處體認天理」建構甘泉道統，但目前章節安排並未充分呈現此一脈絡。再者，第二節從宇宙論與人性論、儒釋之辨、工夫論分析湛若水對《遵道錄》的編選與按語，這些議題是宋明理學共同關懷，應進一步說明湛若水為何必須徵引程明道 (1032-1085) 的學說，並比較其在其他著作中是否亦曾引用其他理學資源。最後，對「學術流弊」、「時代問題」、「中」、「中正」、「中道」等語彙的使用仍需更明確地界定；湛若水按語的特殊性，也應透過與其他明儒對明道思想的詮釋加以比較，否則較難說明為何必須以《遵道錄》作為主要文本。

　　胡華喻〈從余學夔《北軒集》看明初《四書五經性理大全》纂修官的編纂條件與知識選項〉一文，余學夔 (1372-1444) 曾參與《永樂大典》與《四書五經性理大全》編纂，且有文集傳世，因而成為觀察明初館閣儒者知識選項的重要個案。胡華喻首先考察余學夔的家庭學問、鄉黨前輩與江西理學傳統，指出其學問形成與江西地域儒者網絡密切相關。其次，《大全》開館編纂於北京，而永樂年間北京館閣藏書相對不足，因此纂修官可能透過地方士人、家族往返、私藏流通與地方文獻進京等非正式管道取得資料。最後，胡華喻進一步討論吳澄 (1249-1333) 經說在明初館閣中的地位，指出《大全》的官方選擇未必等同於當時儒者的私人學術評價。由此可見，明初經學典範的形成，不宜僅從徽州學術的影響加以理解，應同時考察江西地域儒者、兩京文獻配置與知識人移動等多重因素。

　　與會學者指出，文章在前言雖提出「共生」、「移動」與「知識選項」等概念，但尚未充分說明這些概念如何具體運用於研究，讀者較難掌握其問題意識。題目中「余學夔《北軒集》」的表述亦較少見，若以《北軒集》為主要材料，須更清楚說明此書如何連結「禮學典範遞嬗」的提問。其次，以《四書五經性理大全》承繼徽州學術作為討論起點，但此說是否已為學界共識，仍有待進一步辨析。就章節安排來看，目前各節之間的邏輯不夠清楚，第三節標題亦稍嫌突兀。再者，文中雖強調知識人移動，但人員流動與書籍流動之間是否具有必然關聯，須再多加說明。此外，明初北京的書籍流通、知識群體與館閣編纂制度也需補充論述，方能凸顯余學夔在《大全》編纂中的角色與意義。最後，就材料運用而言，《北軒集》為乾隆時期重編本，若特別強調其去取與存佚問題，則應進一步說明可能刪佚了哪些內容；目前用以論證的史料都較為側面，對於吳澄、陳澔 (1260-1341)與余學夔之間的關聯，以及洪武以來《禮記集說》的流通情形，皆應再多加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