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欣宜教授「19世紀在臺外國人的福爾摩沙認識」演講紀要

　　林欣宜教授此次演講簡要地介紹 19 世紀中葉起陸續來臺的幾位西方關鍵人物，觀察 19 世紀英語世界對福爾摩沙認識的概況，並延伸探討臺灣史研究中「福爾摩沙與世界」此命題的意義、方法及未來發展。林教授認為，相較於純粹的第一印象式的旅遊紀錄或擦邊球式的書寫，這些人物的觀察能更深入臺灣實況，甚至留下與本地人往來的紀錄。他們有意識地為擴展西方世界對臺灣的認識而書寫，被視為近代臺灣史的重要交流關鍵。透過深入其生命史以探尋書寫脈絡、私人生活樣態與影響，是林教授近年來的研究目標。

　　林教授首先解釋講題，所謂「19 世紀」的定義係採霍布斯邦 (Eric Hobsbawm)「漫長 19 世紀」 (long nineteenth century) 概念；使用「福爾摩沙」則因其為當時西方世界對臺灣島的通用名稱；而「外國人」主要集中於與臺灣關聯性高且停留時間較長者，即使非以英語為母語，大部分仍以英語溝通，他們在紀錄中多自稱「外國人」。不稱其為「西方人」是因這詞隨著時代不同，實質內容也不停地產生變化，實難一概論之。

　　林欣宜教授接下來回顧自己對 19 世紀以降來到臺灣的外國人之研究歷程。林教授在協助翻譯費德廉 (Douglas Fix) 教授論文的契機下，開始了對 19 世紀在臺外國人的研究。在李仙得 (Charles W. Le Gendre, 1830-1899) 《臺灣紀行》的出版方面，林教授參與了推廣和評介的工作。到了 2019 年，林教授則翻譯了日本國際基督教大學歷史系教授 Robert Eskildsen 所著 Transforming Empire in Japan and East Asia: The Taiwan Expedition and the Birth of Japanese Imperialism （中譯本：《日本與東亞的帝國轉型：臺灣出兵與日本帝國主義之萌芽》，2021）一書。

　　隨後，林教授開始梳理幾位她研究過的西方人物在臺的紀錄與軌跡。麥格麗琪 (Millicent Mary McClatchie, 1867-1954) 於 1895 至 1896 年間隨擔任領事的姐夫一家來到淡水，其家族收藏之一部未刊打字書稿，見證了日軍統治初期的緊張情勢，也突顯一位海外未婚英國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與協助操持家務的感受，但更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則是，其家族三代在東亞各地條約港的經歷，展現英國遠東外交事業與幾個重要外派家族史錯綜複雜的人物網絡圖。

　　連瑪玉 (Marjorie Landsborough, 1884-1984) 是彰化基督教醫院醫療宣教師蘭大衛 (David Landsborough, 1870-1957) 之妻，1909-1912 年在臺期間出版三部針對英國兒童的《臺灣故事集》(Formosa Stories)，結合本地信徒改宗和信仰故事與臺灣旅遊指南，這是以臺灣之異國旅遊為號召，為吸引更多英國家鄉青年子弟加入海外宣教而寫，卻突顯了臺灣在國際曝光方面，較鮮為人知的一面。

　　2017 年起，林教授開始研究 1895 年乙未割臺時為臺灣留下重要紀錄的美國駐臺記者禮密臣 (James W. Davidson，1872-1933)，並與加拿大方面合作出版《禮密臣臺灣資料選集》。禮密臣的《福爾摩沙島的過去與現在》是有史以來第一本以英語出版的臺灣歷史書，自其 1903 年出版開始迄今，在不同時期受到程度不等的關注：出版的日本統治初期，書中體現的「進步」觀念，有助於呈現日本是一個有資格晉升為殖民帝國、帶領殖民地臺灣邁向文明的形象，因而受到殖民者歡迎。等到 1970 年代初期終於出現中譯本，則為當時中國民族史觀籠罩下的臺灣帶來新鮮的、外人的看法。1990 年代民主化熱潮時，此書多被用於說明奠基於「臺灣人自主」原則的臺灣民主國之起落，被認為是第一手、外人客觀的紀錄，褒貶公正，足以體現臺灣主體史觀，2014 年的全新中譯本可以說是這種想法之集大成。

　　但如林教授提到，由此書的存在去看 1893 年到 1903 年這十年之間外國人書寫臺灣歷史的熱潮，便有重要意義。這期間總共出版了 4 本外國人對臺灣歷史的書寫。這個現象必然與這十年間臺灣的變化，以及前面幾十年間世界對臺灣的認識的增長有密切關係。除了歷史書寫之外，直到 1945 年以前，也有 5 部以臺灣為場景的英文小說，集中在外派赴華人員和宣教士宣教活動兩個類型的主題。這些小說的出現，和臺灣歷史出版的現象，有緊密扣合之處。林教授以前任英國駐臺領事翟理斯夫人莉絲．波姆 (Lise Boehm, 1859-1921) 撰寫之 China Coast Tales 以及加拿大長老教會宣教師華德羅醫師 (Thurlow Fraser, 1869-1945) 所撰 The Call of the East: a Romance of Far Formosa 二書為例進行說明。兩書皆以清法戰爭為背景，展現外國人的對臺書寫常與重大事件有關。China Coast Tales 裡收錄的 "Formosa: A Tale of the French Blockade" 描繪狹小封閉的淡水條約港生活圈與人際型態，有限的活動範圍突顯了領事權力，特別是女性角色在淡水條約港裡的政治外交圈，才是具有決定性的絕對存在這一點，尤其令人印象深刻。兩本書皆對法方的謹慎描寫則反映出外國人對戰爭的敏感。

　　在對於隨日軍報導「牡丹事件」的美國記者豪士 (E. H. House, 1836-1901) 《征臺紀事》(1875) 一書之研究中，林教授認為該書對於國外認識「牡丹事件」或稱「臺灣事件」、「臺灣出兵」(Formosa Incident, Taiwan Expedition) 的視角有很關鍵的影響。已有學者意識到House 以親日立場記錄出兵、戰事到外交交涉過程，帶有明確政府委託任務，是明治政府早期進行「大外宣」的一項實例。這麼一來，從本書羅發號事件發端之敘事結構，被諸多後續研究延續一事，便有其特殊意義。

　　2022 年開始，林欣宜教授和 Jamie Rowen Blake Knox 教授透過與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的合作計畫，翻譯、繕打英國伯明罕大學圖書館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Cadbury Research Library) 收藏的英格蘭長老教會醫療宣教士馬雅各 (James Laidlaw Maxwell, 1836-1921) 家族的書信。這批書信的內容與一般海外宣教士書寫的正式宣教報告性質較為不同，是馬雅各寄給英國家人的私人家書；林教授認為，家書的內容更能貼近一個人的所思所想和日常工作。

　　對臺灣歷史來說，馬雅各的書信可以讓我們重建開港通商後，長老教會在臺灣宣教史更細緻的歷史過程。馬雅各的書信內容大部分與工作有關，並帶有濃厚且虔誠的宗教信仰色彩，也會夾雜宣傳類似「拯救海外未信群眾」的內容，寄回到英國家鄉的基督教雜誌，使教會兒童閱讀後產生共感，進而為宣教事業奉獻金錢。馬雅各一人的工作，其實也反映了他所在的時代與群體特色。馬雅各家境尚佳且畢業於醫學院，其遠赴未開發地區的選擇反映了蘇格蘭人在英國海外擴張中的特殊位置。過往，槍炮與聖經式的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論述雖稍被修正，但整體來說，各種基督教差會在華傳教的歷史仍難脫離教案衝突或教派發展的視角，這批書信提供具體的在臺外國人與母國之網絡互動，以及其與在地的社會網絡互動，可以對上述說法加以驗證。

　　最後一位外國人是在臺北帝國大學任職長達 13 年之久的義大利人阿倫德雷 (Arundel del Re, 1892–1974) ，阿倫德雷是文政學部的西洋文學講座教師，主要研究義大利文學，由於母親是英國人，也因此熟稔英文，且跟上了 20 世紀英語成為全球重要學科風潮的時代。阿倫德雷並未積極地在所待過之處留下私人紀錄，但卻有大量出版著作，是位非常認真而執著的學者。阿倫德雷在臺北帝國大學任教的期間，同時也擔任義大利使館的名譽領事，更是義大利航運公司 Italia Marittima S.p.A. 在臺官方指定代表。林教授強調，阿倫德雷年薪近一萬日圓，比臺灣總督年俸還高，曾經的住所則是一晚住宿費要價不斐的旅館。但到了二戰期間的 1943 年，義大利向同盟國投降，因此原先與日本同為軸心國的義大利瞬間成為對立關係，連累阿倫德雷全家遭移送到東京的戰俘營，直到 1945 年戰爭結束。戰後，由於阿倫德雷傑出的英語能力和學術研究能量，由盟軍總部延攬，參與重建戰後日本教育制度。退休後，阿倫德雷與家人移居到澳洲、紐西蘭等地，最後於 1974 年在墨爾本過世。

　　總結部分，林欣宜教授認為，外國人所留下對臺灣的紀錄有其動機、目的與文化反映，因此探尋他們書寫的背景脈絡和目標，是正確理解這些紀錄的關鍵。在方法論的反思部分，林教授指出，西方人對福爾摩沙的「認識」可以分為印象、理解、知識甚至「知識論」等不同層次，而現今討論多停留於「印象」一階段，因此林教授希望能進一步探討所謂「認識」的結構、主論述及倡導者背後的時代脈絡。

　　在知識論方面，林教授認為有兩種討論上的問題：其中一種體現在英語小說裡的福爾摩沙，也就是在條約港環境，歐美人將家鄉的生活跟價值觀，移植到海外，臺灣只作為生活場景的描述，突顯了平行世界的存在，在這裡要思考的是應該如何超越「東方主義」(Orientalism)。另一種則是要如何串聯不同書寫中所傳達零碎的「臺灣知識」。對於臺灣的歷史書寫，則高度集中於 17 世紀荷治時期和 19 世紀末開港通商之後，相對忽略清領時期，又極端重視人數相對較少的原住民。這樣的書寫導向可能源自於外部觀看臺灣，是以中國之外、又用近代化視角來觀察臺灣歷史變化的過程。可以說，臺灣的歷史是在臺灣相對於西方文明‧中國和日本等之間的相互關係中生長出來的，是西方的「他者」，同時也是中國和日本的「他者」。

　　最後，林教授以「漫長十九世紀」來臺外國人的在臺年代為軸，提出在臺外國人或可劃分為三個世代，早期第一代是「條約港網絡」世代、中期 1880 年至 1900 年代的臺灣知識書寫熱潮時代，1910 年代至戰時的「知識分子網絡」，各世代皆傳遞出獨具時代特質的臺灣認知，也需要更進一步對其特質及關聯加以討論。

　　問答討論階段，魏龍達博士詢問 1895 年前的西方書寫是否形塑了日本對臺灣的殖民政策，並提到阿倫德雷其實還進行了對臺灣原住民創世神話的研究。林教授認為日本治臺初期確實借重外國人對臺灣的書寫作為國際形象的宣傳，禮密臣的著作尤為重要。而阿倫德雷的著作則是受到許多批評，特別是人類學者。但林教授提到，阿倫德雷初衷是因為覺得臺灣原住民的變遷較快，因此希望能留下一些關於他們的紀錄。陳慧諼女士詢問馬雅各家書記載 1865 年登玉山一事與有紀錄最早登玉山之人似乎不一致，林教授說明該紀錄係馬雅各長子用標籤所註記，而馬雅各所著重者主要為對登山沿途部落的見聞。翁裕峰教授提問是否能結合現場訪談與家族史追溯，林教授表示自己對家族史的追溯尚在學習階段，但也碰到外國人家族後代人數越來越少的問題。

　　臺史所林正慧教授認為，跨越 1895 年後的外國人與日本統治者之界定需重新釐清；而討論書寫效果時或可區分公開出版品與私人書信的本質差異；並提醒研究選取案例的範疇與動態差異可能將影響成果的代表性與解釋力。林教授回應道，自身研究的初衷主要在於深入了解西方人物對臺灣紀錄內容的形成脈絡和書寫目的，以及他們在臺灣的具體活動軌跡，甚至來臺前的背景和價值觀。陳偉智教授提出對於既有出版的西方人專著和新挖掘史料之間的比較與對話，林教授以馬雅各為例，提出其書信的關鍵價值在於發揮非公開層面的影響，經由教友與宣教師等社交圈網絡傳播、擴散其在臺事蹟。

　　中山大學社會學系葉高華教授補充小川琢治 (1870-1941) 於 1896 年撰寫《臺灣諸島誌》一書中大量參考外文文獻的案例，林教授回應道，日本政府很快便有能力展開自主科學調查，使得西方書寫發揮作用的時間較為短暫。林教授也另外補充，清代臺灣的條約港範疇嚴格限制於安平、打狗與淡水等地，外籍宣教師深入內地宣教需申請遊歷護照，且當時全島外國總人口不超過百人，故其產生的歷史互動與研究價值更顯珍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