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偉智教授演講「『躬踐實察，親睹真情』的政治：1904年後藤新平全島視察及其影像記錄」紀要

　　陳偉智教授，主要研究臺灣人類學史，同時也關注跨殖民地研究、原住民研究、族群研究等領域。本次演講主要針對後藤新平 (1857-1929) 全島視察的寫真帖進行分析，同時也揭示影像研究反映的不只是視察、儀式性以及官民互動等實態樣貌，而是一種視覺政治。

　　陳教授從日治時期人類學者伊能嘉矩 (1863-1925) 在報紙發表的隨行報導談起，延伸至 1904 年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全島視察的經過。伊能嘉矩在文章中評論到「今也臺島，改隸以後僅十歲，蕃地經營，即將得續。民政長官先自踏察蕃境，躬踐實踐，親睹真情……」，點出了全島視察之目的與意義，這也構成本次演講的主軸。陳教授以此為出發點，進一步使用全島視察相關寫真帖、後藤新平日記、報導與檔案，觀察「全島視察活動」如何在報紙上行諸文字描述，又如何為影像所記錄，從而成為一場由活動到文宣的政治展演。不同於過往以文字材料為主的研究，陳教授將寫真帖作為研究的主軸。本次演講之寫真帖分別來自：日本岩手縣奧州市立後藤新平記念館的《阿里山登攀寫真帖》、南天書局魏德文先生收藏的《後藤民政長官阿里山踏查》以及臺灣圖書館購入昭和時期的二冊《臺灣寫真帖》。後藤新平記念館跟南天書局的寫真帖所記錄的內容是全島視察的行程，推測至少製做成兩本以上的寫真帖。其中一本應是後來流入古書市場，因此最後由南天書局收藏。《臺灣寫真帖》中每一幅照片標示編號並書寫照片題名，有可能是寫真館用於複製沖洗與方便流通之用。當時有很多拍攝照片被寫真館大量再製流通，例如森丑之助 (1877-1926) 拍攝原住民影像，另一則是後藤新平這組視察寫真帖中的照片。

　　1904 年全島視察的背景主要有二：外部環境方面，當時正值日俄戰爭期間、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 (1852-1906) 被派往滿洲擔任日本滿洲軍總參謀長。臺灣內部的脈絡則是，1902年南庄事件之後，臺灣總督府的理蕃政策有所轉變，在治理上轉趨積極，不斷地推進隘勇線，以武力包圍，並搜繳武器。此時，當局也在平地進行土地調查、舊慣調查、鐵道、糖業、礦業、森林等各種基礎調查工程。

　　後藤新平 1904 年的視察共分三次：第一次主要前往深坑、宜蘭兩廳的蕃界區域視察。第二次主要是在桃園、新竹、苗栗三廳的蕃界。第三次踏查嘉義、恆春兩廳的蕃界。在視察人員方面，隨行者包含總督府財務局、殖產局、警察本署的重要官員等等。《臺灣日日新報》也派遣記者隨行，例如：淺水又次郎、稻垣孫兵衛 (1892-1955)、尾崎秀真 (1874-1949) 等。因此視察動向每隔幾天就會見報，日文報導見報之後幾日也會在漢文欄中出現。此行人類學者伊能嘉矩也隨同前往。對於伊能嘉矩而言，他早前已完成臺灣原住民族調查，並出版了全臺原住民族的研究專著，這次隨行調查也是他再次進到蕃界的機會。值得注意的是，三次視察都有土木局的重松攝影師隨行。另外，總督府也邀請了政治評論家森山守次 (1875-1929)、竹越與三郎 (1865-1950) 來臺灣考察，他們雖然沒有隨同後藤新平視察，卻也蒐集許多相關資料，透過出版對日本國內外宣傳日本殖民地經營成果。竹越與三郎在稍後出版的《臺灣統治志》中所用的照片影像，許多是取材自後藤新平的視察記錄照片。

　　這三次視察地點主要是各地的官署、小學校、公學校，同時也會前往當時政策推動的地點，例如：縱貫鐵道、鐵橋建設、糖業、樟腦、阿里山森林、礦業、熱帶產業等。山地區域的蕃界、隘勇督察所、隘勇線、腦寮等，與蕃人政策有關之點亦是重點。隨行攝影師原則上跟著行程，所到之處皆留下影像紀錄。其中，第三次視察時到了嘉義，從《阿里山登攀寫真帖》中可以看到後藤新平一行隨從人數眾多。前往南臺灣到枋寮、枋山、楓港、尖山、海口、車城、恆春等地，當地仕紳並特別舉辦歡迎會。照片中可以看到，即使當時參與歡迎會的臺灣漢人還留有辮子，許多都會配戴了紳章。

　　當局從行程規劃、報導文字和影像再現，皆刻意展現官民互動，呈顯地方民眾對於日本政權的支持。若分析在報紙上刊載的後藤新平在各地的訓詞，似乎可以發現他藉由與清代類似的視察方式來招喚臺人歷史記憶。視察景點也刻意安排在歷史場景對照古今變化，以此證明日本統治比以前更好。例如：視察宜蘭時去看訪地方頭人林火旺 (?-1900) 家族，與過去匪徒招降歸順的親屬見面。到了南庄，特別去看南庄事件的辛抱坂，以及在南臺灣時，前往石門憑弔牡丹社事件的古戰場。三次調查中，後藤新平反覆的召喚歷史記憶與古今比較的行動，呈顯其在此一內外環境都有巨大變化的時刻，再一次進行統治權威的確立，穩固統治基礎的政治企圖。

　　影像方面，陳教授展示後藤新平一行在北部行經坪林尾橋、在宜蘭管內九芎湖腦寮、桃園大寮隘勇線、上坪派出所、南庄大東河蕃社等照片，分析這些視察行程的人員還有現場狀況。這些隨行拍攝的視察照片，最後會被編輯製作成寫真帖，而其中部分相片也透過寫真館複製流通。以在阿里山視察時在神木前合照的照片為例，其流通至少就有三張照片：分別是報紙刊登的，一是現存寫真帖內的，以及臺灣圖書館藏《臺灣寫真帖》內的照片。實際上這三張照片並沒有差別，陳教授認為應該進一步思考的是：為什麼殖民地統治和近代國家會需要做這樣的事情？相片除了個人紀念，還有很多是對外宣傳用途，以及對內展現統治正當性的成分。這反映了當時代影像在不同地方的流通，以及國家透過視覺進行政治宣傳的可能性。

　　最後，關於影像的拍攝與詮釋，目前仍有許多課題待未來再延續。首先，土木局的重松攝影師，其背景仍有待進一步調查。但重松製作了至少兩本實體相片構成的寫真帖，其中一本於 1906 年由後藤新平帶回，後存於後藤新平記念館。另一本也是被帶回日本，最後流入古書肆，輾轉由南天書局購得。而臺灣圖書館典藏的有關於 1904 年後藤新平視察的寫真帖，共 62 幅皆是藍色印刷。再者，在影像詮釋方面，雖然大部分影像看起來很類似，有些是同一張，有些則是乍看之下是同一張實際上構圖有些微差異。可以推測這可能是同一個場景不同的玻璃底片，前後差幾分鐘不同時間點拍攝的。最後，在官方的寫真帖中也會有一些遺失的影像，例如宜蘭羅東的蕃人頭目拘禁的照片，出現在臺灣圖書館典藏的寫真帖中，但卻現存的實體照片，不論是後藤新平記念館藏或是南天書局所藏的寫真帖中，都未見。對照當時的文字記錄，可能與當時地方官廳透過拘禁頭目要求原住民服從的手法。從宜蘭南澳蕃頭目被拘禁的照片，得一窺某些殖民政權人身拘束的治理方式。

　　與談人林開世教授指出，視覺性不只是統治的工具，而是統治知識和技術。在這個視野之下，首要考慮的是機器的問題，相機的種類、技術，例如相機要多久才能曝光？人在那邊要有多大的紀律？攝影與底片技術來自何處，需要什麼樣的技術才能支撐這次的調查？這將牽涉到，殖民統治上的重要問題，如果拍攝照片是一種統治技術的話，首先必須要有一群人的身體是被馴化的。另一方面他們也接受被監控才能站在畫面中拍照。而後藤新平作為統治者在被拍攝的同時，自己也是一個被觀看的對象。觀看的權力必須透過相機來仲介，這牽涉到現場的布置、安全、人員、身體需要被馴化。其次，這不一定只是統治的工具。視覺作為一種統治技術，進入權力的場域。就讓統治者覺得他們三年要視察一次，同時得有紀錄。所以即便後藤新平生病，也必須拖著病體去巡視，因為當時視覺的材料與技術讓他不能不去現場拍照。

　　其三，需考慮視覺材料出現後，對歷史意識產生什麼樣的影響？例如全島視察相片中的地點與物件選擇，說明時人必須透過視覺來證明自己的歷史意識，以證明視察是有效的。真實的現場、真實的人在這過程當中，共同成為被保存的記憶，透過視覺材料變成歷史知識權威。但是視覺材料並非是容易控制的東西，有其操作、技術、再現的問題。它呈現的意義不容易被馴化，也難以迴避權力雙向運作，產生很多複雜的問題。

　　從視覺政治的角度來看，統治者可能充滿焦慮不安。掛紳章、拍照排場、展現統治文明、與當地人的互動與回應，用影像和當地人來肯定自己的政績。這些焦慮的狀況與視覺性引入有非常大的關係。換言之，視覺性可以再現真實，但是政策和治理因為視覺性的引入有展演性。所以身陷其中的人必須要穿著打扮、表演、配合，很多治理的能量就必須要放在展演上面。進一步思考，視覺性是否加強了政治的展演性？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照片是官僚體制依程序產生的攝影，照片的性質類似檔案。大部分的風景其實是在拍政績，這是一個建立檔案的美學。檔案性的美學，可能演變一種典範，最後影響民間拍照的構圖。這些視覺的工作，也可以重新思考臺灣各時期的視覺體制究竟是什麼？

　　陳教授針對前述視覺政治的展演性、檔案式美學等觀點進行回應。攝影在 19 到 20 世紀大概可以看到兩種，一為傳教士的攝影，照片構圖重複聖經敘事。另一種即為檔案式的美學，其包含許多社交團體、運動團體的合照和紀錄。不只統治者，連被統治者也運用某種視覺政治，例如治警事件中，涉案臺灣人被關前後也有這樣的合照。檔案式美學的典範其實也進一步延續到現代。回到這個報告，1904 年也就是很好的示範。其實要找到系列性的影像史料不容易，除了此次後藤新平全島視察，就是 1923 年的東宮行啟。留下的許多影像史料本身就是一個可以進一步去分析的對象。這個問題不只是限於後藤新平，也可以跟視覺、殖民治理和政治展演結合在一起。其他持續性的影像事件，如 1935 年的始政四十周年的博覽會，更可以看成長達五十天的連續性影像視覺事件。陳教授最後提出更進一步的思考，他認為現代人都期待拍得很好的照片，但是若從這一系列的寫真帖觀察，也可以看到一些拍得不好、有人亂入的照片。也正是這些拍得不好的照片，才讓我們窺見拍得好的「檔案式美學」如何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