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室如教授演講「晚清海外旅行書寫的異國形象」紀要

　　陳室如教授，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研究領域為旅行文學、現代散文、臺灣文學與晚清遊記。陳教授長年深耕於旅行文學，有《相遇與對話：台灣現代旅行文學》、《近代域外遊記研究 (1840-1945)》與《晚清海外旅行書寫的異國形象》等著作。

　　「異國形象如何生成？」演講伊始，陳教授提出此問。晚清旅行者往往對於異國不熟悉，故在書寫初次見到、抑或少見的景物時，時常面臨「語言與知識的困境」。當他們踏上陌生的西方國度，面對前所未見的現代化設施（如電燈、玻璃建築）時，往往會陷入「詩語匱乏」的狀態。旅行者不知道如何精準形容西方建築，只好從傳統古典印象中召喚舊有的辭彙，例如使用「雕樑畫棟」、「高處霄漢」、「蓬萊仙都」等詞語來描述馬賽或倫敦的城市形象。這種模糊的、套語式的描寫，反映了早期旅人如何試圖將陌生的異質文明納入傳統的漢語秩序之中。

　　陳教授提到，現代人對於巴黎的第一印象往往是「浪漫」。但這種鮮明的印象並非偶然，而是從法國神父艾儒略 (Giulio Aleni, 1582-1649)《職方外紀》一書開始，經過晚清旅人如張德彞 (1847-1918)、王韜 (1828-1897) 的重複書寫，再到徐志摩 (1897-1931)、朱自清 (1898-1948) 等近現代文人的繼承與渲染，同質與異質互文，最終建構成一個牢不可破的城市形象。這也說明了，形象並不是事實所見的再現，而是想像所產生的偏離，亦是反映經歷衝擊後的產物。由此，異國形象經常是在前人的敘述基礎上不斷疊加與強化的。

　　不同文體亦會呈現出不同的異國形象。陳教授指出，如薛福成 (1838-1894)《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此官方遊記，由於受限於官方體制與救國重任，書寫具明確的政經目的。然而其他隨從人員的書寫，因不具上交壓力，故多出現不同視角與詮釋方式。以張祖翼 (1849-1917) 為例，在其異國情調書寫中，多偏好使用竹枝詞創作。利用竹枝詞「平仄自由」的特性，記錄機器工廠、自來水等新奇事物。有趣的是，張祖翼採取「詩文斷裂」的策略：在註解中客觀描述西方科技，卻在詩末進行價值觀的猛烈反轉與批判。例如其《倫敦竹枝詞》中雖描述倫敦動物園中豐富的珍藏，但詩末卻以帶有貶抑之「都道倫敦風景好，原來人少畜生多」，強調城市野蠻、敗德之地的形象。又以描述倫敦自來水系統為例，張祖翼在詩中盛讚自來水系統發達，卻在詩末反轉以「穢俗由來洗不清」，批判城市道德及不潔風俗。

　　關於晚清小說中的博覽會與博物館書寫，陳教授指出，真實世界中的博覽會具有明顯的秩序感，空間多依照地域或國別排列，象徵著國力強弱與文明等級的劃分。在遊記中，書寫者通常會詳實記錄這種鮮明的秩序感，將博覽會視為一種客觀地理認識，以及中西文明對照下的世界秩序。然而，在晚清小說中，這些秩序卻往往被模糊化。例如在梁啟超 (1873-1929)《新中國未來記》、陸士諤 (1878-1944)《新中國》等小說中的博覽會場景，雖宣稱各國參與，但國別差異反而模糊不清，並且多將空間與時間的秩序消解，文中主要著力於凸顯中國的強盛。小說中的博覽會更像一場未來中國崛起的象徵，而非真實世界的國際競爭。原本清晰的異國形象，在小說裡被淡化，轉而成為襯托中國主體性的背景。

　　除了歐洲，南洋是中國旅人前往西方的必經之地。陳教授特別分析了南洋形象中的「獵奇性」。早期旅行者常以「黑膚紅唇」（實為口嚼檳榔之模樣）等詞彙描寫當地人，甚至將當地傳說、巫術與怪異習俗納入書寫。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關於「食人膽」與「屍頭蠻」等傳說。在長期派駐新加坡的領事黃遵憲 (1848-1905)〈新嘉坡雜詩〉中，依然保留了對「屍頭蠻」的描述。有趣的是，即使黃遵憲對當地文化有深入認識，他仍選擇在詩中重複這些獵奇形象。這說明南洋在晚清中國文人的視野中，長期扮演著一個與中原文明對立的、蠻荒且具魅力的「他者」形象。黃遵憲雖然在〈番客篇〉中提出了「到此均同鄉」的多元共融思想，但最終仍回歸「從來奉正朔」的中原正統文化的立場。此亦反映了外交官在異國情境下對自我文化的立場。

　　最後，陳教授談到女性旅行者。她指出，晚清男性旅行者多具使節身分，其遊記內容往往著重於政治制度、國力發展與社會風俗，較少關注藝術與美學層面。即使行至義大利，也鮮少細緻描寫當地美術館與雕像。然而，隨夫宦遊的女性旅人單士釐 (1858-1945)，卻展現出較為細膩的藝術感受與鑑賞能力。雖然單士釐本身不諳外文，但透過閱讀當代譯介著作，或藉由兒子協助翻譯，仍逐漸形成自身對西方藝術的理解與觀點。不過，在其遊記書寫中，雖已可見鮮明的個人見解，行文間卻仍頻繁出現「外子云」、「外子曰」等語，藉由召喚「男性聲音」作為論述依據。其作《歸潛記》中亦可見此種現象，她一方面對梵蒂岡藝術展現深刻鑑賞與細膩觀察，另一方面卻又不忘提及丈夫的外交公務，並以丈夫之言作為自身觀點的支撐。這種書寫方式，也反映出即便單士釐已走向世界、接觸西方文化，仍難以完全脫離晚清社會對女性角色與性別秩序的既定期待。陳教授特別提到女性對西方「裸體藝術」的觀照。相較於張祖翼將裸體雕像視為「醜心、敗德」，單士釐反而能從肌肉張力、情感表達的角度去欣賞《拉奧孔》與《被劫持的普洛賽庇娜》。這種跨越性別與禮教障礙的藝術洞察，在當時的男性官方遊記中反而難以見得。

　　相對於單士釐，呂碧城 (1883-1943) 則展現出另一種女性旅人姿態。她終身未婚，總以摩登形象示人，並且在報刊上的通訊報導總是充滿話題性。在其〈日內瓦湖之蕩舟〉一文中，即便如呂碧城這般前衛的女性，在描寫日內瓦湖與美少年泛舟的經歷時，仍會表現出矛盾的心理，甚至在文末叮囑讀者「切勿效法」。這種「進步行動」與「保守辭令」的斷裂，生動刻畫了近現代女性在跨出國門時，如何與內在的傳統規範進行協商。

　　陳教授透過大量晚清遊記、詩歌與小說文本的分析，展現了異國形象如何在文本中被不斷重寫、轉譯與生成。旅行者看到的並非單純的「外國」，而是透過自身文化背景、知識結構與時代焦慮重新組構出的世界圖像。並且，在觀看異國的同時，他們其實也正在重新觀看與定義自我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