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奭學教授演講「『五四』以前的荷馬」紀要

　　李奭學教授畢業於美國芝加哥大學比較文學系。研究領域涵蓋中外比較文學、宗教與文學的跨文學研究、現代文學、中國翻譯史。榮退之際，文哲所為其舉辦「西學東漸：李奭學教授榮退學術座談會」。首先，由所長黃冠閔教授為榮退紀念座談會致詞，提到與李奭學教授在中研院初期相識的經驗，讚譽其治學的精神。主持人胡曉真教授也提及與李教授共事的經驗與回憶。

　　接下來由李奭學教授以「『五四』以前的荷馬」為題發表演說。本文內文曾以四種形式出現過，最初李教授把視域限定在傳教士傳播的荷馬上：2012 年秋，他結合其他的材料，在《道風：基督教文化評論》第 37 期發表了〈阿哩原來是荷馬！——明清傳教士筆下的荷馬及其史詩〉一文。兩年後，此文以英文重刊，而這就是 2014 年在 Routledge 出版公司的 Asia Pacific Translation and Intercultural Studies 上刊布的文章，題為 “Translating’ Homer and His Epic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hristian Missionaries’ Perspectives”。英文版發表後，獲得該刊年度內的 The Best Paper Award。而據 Routledge 第二年的 Publishing Report，英文版還是當年該社所有刊物中，下載次數最多的文章，可見關心荷馬在舊中國的人不僅限於少數人。〈阿哩原來是荷馬！〉一文，此前曾收入《中外文學關係論稿》（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5）書內。除了上述的英文稿之外，李教授又用中文寫了〈五四運動以前的荷馬〉，發表在《國際漢學》第 3 期 (2024: 5) 上面。

　　近代中國對西方古典文學的認識，並非始於五四運動之後的全面譯介，而是在更早的傳教士活動與知識轉譯過程中逐步展開。李教授關於「五四以前荷馬在華傳播史」的研究，正是對這段長期被忽略的文化交流史的系統性重建。透過細密的文獻考證與語言分析，李教授不僅釐清了荷馬譯名的演變脈絡，也揭示了「史詩」概念在漢語語境中的生成過程，以及荷馬形象在不同歷史階段所經歷的評價轉向。此一研究的重要性，在於將荷馬在中國的出現，從單純的文學接受史，轉化為一段涉及翻譯、權力與文化再詮釋的知識史。

　　首先，在譯名問題上，李教授解決了一項長期困擾學界的關鍵難題，即明末文獻中「阿哩汝」一名的來源。該名稱初見於 1632 年耶穌會士高一志 (Alfonso Vagnone, 1566-1640) 所譯《達道紀言》，過去學界對其所指對象眾說紛紜。李奭學教授透過語音學與歷史語境的比對，確認「阿哩汝」實為義大利語 Omero 的音譯，從而確立了荷馬在華最早的譯名來源。這一發現不僅解開了語詞之謎，更重要的是揭示了晚明西學輸入的語言中介乃義大利語，而非後來主導的英語或法語。換言之，譯名本身即是知識傳播路徑的證據。

　　隨後，荷馬譯名從清初至晚清期間呈現出多元並存的狀態。例如，法國耶穌會士馬若瑟 (Joseph de Prémare, 1666-1736) 在《天學總論》中使用「何默樂」，反映其拉丁語 Homerus 的來源；至 19 世紀，新教傳教士郭實獵 (Karl Gützlaff, 1803-1851) 則採用「和馬」或「何馬」，顯示德語或英語發音的影響。這些差異說明，荷馬在中國的形象並非一次性輸入，而是隨著不同傳教士網絡與語言背景而不斷重構。直到 1902 年，梁啟超 (1873-1929) 在《飲冰室詩話》中正式採用「荷馬」一名，並賦予其「古今第一文豪」的高度評價，該譯名遂獲得權威化與標準化，延續至今。故梁氏的一錘定音，於焉而成。相對而言，周作人 (1885-1967) 雖主張以希臘語 Homeros 為準，譯為「何美洛斯」，但最終未能改變既有語言慣習。此一過程顯示，譯名的確立不僅是語音準確性的問題，更與文化權威與話語權密切相關。

　　其次，在「史詩」概念的引入方面，李教授指出，這一文類名稱並非直接對應西方概念，而是在多重翻譯與轉述中逐步生成。在「史詩」一詞定型之前，中國對荷馬作品的稱呼相當混亂，例如「長謠」、「古歌謠」、「懷古二章」等，顯示當時尚無穩定的文類對應。嚴復 (1854-1921) 甚至曾將相關作品譯為「史」，後來才逐漸演變為「史詩」。真正的關鍵轉折，來自辭典編纂與跨語際傳播。1864 年，傳教士羅存德 (Wilhelm Lobscheid, 1822-1893) 在《英華字典》中將 epic poem 譯為「史詩」，此一譯法經由日語辭典（如中村正直 (1832-1891)《英華和譯字典》）吸收並再傳回中國，最終被晚清、民初知識分子所採納。這一過程說明，「史詩」作為一個文學概念，實際上是經由西方傳教士、日本知識界與中國改革派之間的多重協商所形成。

　　再次，在評價體系上，荷馬在中國的形象經歷了顯著的轉變。早期耶穌會士多受聖奧古斯丁 (St. Augustine, 354-430) 與柏拉圖主義影響，對荷馬持批判態度。他們將史詩中的神祇視為「邪神」或「妖魔」，並傾向以寓言方式解讀其內容，否認其文學價值。這種詮釋方式，本質上是以基督教神學標準對異教文本進行道德審判。然而，到了 19 世紀，新教傳教士如郭實獵與艾約瑟 (Joseph Edkins, 1823-1905) 則在歐洲「汎希臘主義」思潮影響下，對荷馬給予高度肯定。郭實獵稱其為「詩中之魁」，艾約瑟則進一步介紹希臘詩歌的格律與六步格 (hexameter)，開啟了較為專業的文學研究視角。

　　此一評價轉向，亦深刻影響晚清中國知識分子的接受方式。梁啟超與王國維 (1877-1927) 等人，雖未能直接閱讀希臘原典，但已將荷馬視為西方文明的象徵，並用以反思中國文學的發展方向。荷馬不再只是外來詩人，而是成為一種文化資源，被納入民族自強與文化改革的論述之中。至周作人，由於他具備希臘文能力，荷馬研究才逐漸走向專業化。他在 1917 年的《歐洲文學史》中討論「荷馬問題」，標誌著中國學界開始以現代學術方法面對西方古典文學。

　　然而，李教授的研究並不止於重建事實，更進一步指出，荷馬在華的傳播，本質上是一連串「誤讀、轉述與再詮釋」的過程。傳教士往往戴著宗教的「濾鏡」理解荷馬，而中國文人則從政治與文化角度重新詮釋。例如，《奧德賽》中艱辛的返鄉歷程，曾被誤解為輕鬆的「巡遊」，顯示文本意義在跨文化傳播中被大幅改寫。這些所謂的「誤讀」，並非單純的錯誤，而是文化轉譯過程中不可避免的調整機制。正如呂健忠教授所言，文化交流從來不是單向輸入，而是充滿轉述與變形的動態過程。

　　進一步而言，荷馬的引入也對中國文學觀念產生了深遠衝擊。隨著「史詩」概念的確立，中國知識分子開始反思自身是否具備對應的文類傳統，進而引發關於「中國有無史詩」的論爭。這一問題迫使學界重新評價如《離騷》或長篇章回小說的文學地位，也促成了對中國文學分類體系的重構。換言之，荷馬不僅改變了中國對西方文學的認識，也間接促使中國重新審視自身的文化資源。

　　總體而言，李教授對五四以前荷馬在華傳播史的研究，揭示了翻譯並非單純的語言轉換，而是一種消除文化「異質感」的過程。無論是「荷馬」這一譯名的確立，還是「史詩」概念的生成，都反映出中國知識界在面對外來文化時，如何透過命名與分類將其納入自身語境。荷馬因此不僅是一位古希臘詩人，更是一個在跨文化互動中被不斷重塑的「文明符號」。

　　因此，五四以前的荷馬在華歷史，應被理解為一段複雜的知識生成史與文化轉譯史。在這一過程中，中國並非被動接受西方文學，而是透過選擇、誤讀與再詮釋，主動建構對「他者」的理解，並藉此重新界定自身的文學與文化邊界。荷馬進入中國的歷史，也正是中國重新認識自身的一個關鍵契機。荷馬入華的歷史，是一場持續三百年的「身分重構 (Identity Reconstruction)」運動。從明末誤讀的「阿哩汝」到清末音韻摸索的「和美耳」，再到五四前夕學術化的「何美洛斯」，荷馬譯名的演變史，實質上是近代中國走向世界文壇、重塑自身文學版圖的壯烈縮影。

　　李奭學教授精細的文獻爬梳提醒我們：跨文化傳播中的「誤讀」並非全然是知識負資產，它具備建設性的生產力。近代中國知識分子正是藉由對這股「異質文化源頭」的攝取、誤解與修正，完成了一次美學革命。荷馬這面「鏡子」，映照出的不僅是西方文學的倒影，更是近代中國在與他者對撞中，那份對文類結構與民族靈魂進行現代化更新的英勇自覺。

　　討論環節中，與談人張巍教授補充荷馬在歷史上的定位及接受史，尤其是五四運動前後的不同。呂健忠教授認為李奭學教授讓我們看到了所謂西學東漸之一例，即是荷馬走進到中國來，讓中國重新理解自己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