藍弘岳教授演講「『古方』知識的建構與十八世紀日本醫學的創新──徂徠學與吉益東洞的醫學思想」紀要

　　藍弘岳教授長期關注近世日本思想史、徂徠學與東亞醫療史等議題。本次演講以十八世紀日本醫家吉益東洞 (1702-1773) 為中心，從《傷寒論》等明清醫籍東傳日本，到梅毒在近世世界的流行，以及徂徠學派的思想脈絡出發，探討「古方」知識如何在十八世紀日本被重新建構。藍教授指出，自己並非以醫療史為主要專業，而是從日本思想史與徂徠學研究出發，進一步思考江戶時期醫學思想與儒學思想的交會。過去如源了圓 (1920-2020) 等學者已注意到吉益東洞醫學與徂徠學之間的關聯，認為東洞思想是在「徂徠精神圈」中建立；但相關研究多偏向從經驗主義、理性主義或科學史進程加以評價，對於東洞與徂徠學派之間具體的人脈互動與知識建構過程，仍缺乏充分說明。因此，本次演講的重點不只是介紹古方派醫學，而是進一步追問：所謂「古方」如何成為一套具有思想性、實踐性與知識創新意義的醫學體系。

　　首先，藍教授指出，「古方派」與「後世派」的對立，並非江戶醫學史中自始存在的固定架構，而是在吉益東洞之學流行後逐漸形成的醫學史解釋模式。一般而言，日本醫學史常將重視《傷寒論》、強調張仲景 (150-219) 醫方的江戶醫家稱為「古方派」，並將其與深受金元醫學影響的「後世派」相對立。然而，東洞《醫事或問》中已可見「信古方者」與「信後世之醫者」的對比，其後山下玄門 (1771-1855) 更指出，東洞著作刊行後，從其學者自號「古方家」，其餘醫師則被稱為「後世家」，醫流遂分為兩派。由此可見，「古方」對「後世」的分類，不只是對既有醫學現象的描述，也是在東洞學派興起後，為了確立自身知識位置而被重新命名與制度化的分類方式。

　　藍教授進一步回到《傷寒論》在日本的流通與接受脈絡。所謂「古方」的核心，主要指向「張仲景之方」，因此《傷寒論》在日本的出版與詮釋，是理解古方知識形成的重要背景。據明代嘉靖年間刊行的汪濟川本《注解傷寒論》而成的古活字版，於十七世紀前期在日本出版，成為日本最早的《傷寒論》出版品之一；其後，多種《傷寒論》版本、訓讀本與相關注釋書相繼刊行。十八世紀初，香川修庵 (1683-1755) 序文的《小刻傷寒論》出版，因其形式小巧、便於攜帶，且刪去部分繁複注釋，成為江戶中後期廣泛流通的醫學書籍。這些版本的流通說明日本醫家對《傷寒論》的重視，並不是單純回到漢代張仲景原典，而是在明清以來《傷寒論》研究、版本校訂與辨偽傳統的基礎上，重新建構對「古方」的理解。換言之，日本古方派雖主張復古，但其「古」並不是直接可得的原典，而是在明清醫籍流通與江戶醫學實踐中被重新詮釋出來的知識對象。

　　其次，藍教授將吉益東洞的醫學思想放入梅毒流行與醫療技術創新的世界史背景中考察。梅毒在日本又稱「唐瘡」、「琉球瘡」、「南蠻瘡」等，其流行與大航海時代以後歐亞海上交通的擴張密切相關。梅毒約於十六世紀初經由中國廣東、琉球等路線傳至日本九州，之後造成長期而大規模的流行。十八世紀後期，梅毒流行情形更為嚴重，也促使醫家尋求新的治療技術。吉益東洞早年所學的「金瘡產科之術」，不只是處理外傷或產科問題，也涉及梅毒造成的皮膚潰爛與外部病症。因此，若要理解東洞醫學思想的形成，不能只從儒學或經典詮釋內部來看，也必須注意疾病流行所帶來的實際治療壓力。

　　在梅毒治療方面，藍教授特別討論陳司成 (？-？)《黴瘡秘錄》(1632) 的影響。該書在江戶時代受到重視，其中提及土茯苓之外，也記載「生生乳」等針對梅毒的藥物。此類藥物使用水銀、礜石等具有毒性的材料，採「以毒攻毒」的邏輯作為治療正當性。藍教授指出，陳司成不僅承認某些藥物本身有毒，也以扁鵲等古代神醫用毒治病的例子，將「古方」、扁鵲與以毒攻毒的治療方法連結起來。這種醫學思想脈絡可能為東洞「萬病一毒」說的形成提供重要啟發，但此一關聯仍宜視為思想史上的推論線索，而非已可直接證明的因果關係。

　　東洞的「萬病一毒」主張，是其醫學思想中最具代表性的內容。相較於傳統中國醫學以「氣」與氣化身體觀解釋疾病生成，東洞認為疾病的關鍵不在「氣」，而在可透過證候、腹診與方藥操作加以把握的「毒」。因此，治病重點不在於抽象地調理元氣，或依附陰陽五行推演病情，而在於辨明病證與方藥之間的對應關係。這也使腹診技術在東洞醫學中具有重要地位。東洞重視腹診，認為腹部是疾病反映的重要場所，醫者可透過腹部診察所得的「腹證」，配合腹部以外可觀察或詢問得知的「外證」，判斷毒之所在與處方依據。相較於容易牽涉氣化理論的脈診，腹診更具有可觸、可察、可操作的特質。因此，藍教授將其視為一種「腹診學身體觀」，也就是身體不再被理解為陰陽五行與氣機流轉的抽象系統，而是可透過觸覺與病證加以把握的具體場所。

　　東洞的醫學操作也體現在其著作之中。《方極》以簡要方式整理方證的對應關係；《類聚方》則將《傷寒論》、《金匱要略》等條文依方名重新編排，將原本與病程推演相關的文本，轉化為可供臨床查索的方藥資料；《藥徵》則透過考徵、互考與辨誤等方法，排除傳統本草學中陰陽屬性與藥性推演，轉而考察藥物的實際功用。由此可見，東洞重視的不是藥物之「性」，而是藥物之「功」；不是在天人感應與陰陽五行架構中推演疾病，而是以可操作、可驗證的方式重構方藥與病證的關係。

　　第三，藍教授強調，吉益東洞的醫學創新必須放在徂徠學派的思想網絡中理解。東洞三十七歲移居京都後，早期生活極為困頓。據〈東洞先生行狀〉記載，延享元年 (1744)、東洞四十三歲時，曾齋戒斷食七日，前往少名彥神廟祈告，若其所行古醫道並非正道，願神明速斷其命，以免繼續推行而害人，以近乎決死的態度確認自身醫道的正當性。其人生轉捩點，則是延享二年認識山脇東洋 (1706-1762)。當時東洞偶然為接受山脇東洋治療的病人提供處方建議，東洋認同其意見，病人服藥後病癒，兩人遂結為摯友。藍教授因此將山脇東洋視為東洞生命中的重要「貴人」，也是連結古方醫學與徂徠學派知識網絡的關鍵中介者。

　　山脇東洋自身亦深受徂徠學影響。他曾自述早年出身京都醫家，原本所學不出劉、張、薛、李等後世醫家範圍，後來讀長沙氏（張仲景）之書而有改革醫學之志，又因讀荻生徂徠 (1666-1728) 之書，認識到「道有古今」，遂在醫學與儒學兩方面皆走向復古。藍教授進一步指出，東洞與徂徠學派之間的關聯，不能只停留在思想相似的層次，而必須進一步追索其人脈網絡。其中，曾子泉 (？-？) 可視為東洞與徂徠學派知識網絡之間的重要連結人物。曾子泉為山縣周南 (1687-1752) 門人，又在京都講授徂徠學，並與山脇東洋、吉益東洞等人發生聯繫。東洞在寫給山縣周南的書信中提到「學于古訓乃有穫」，並透過曾子泉、浦淳夫 (？-？)、山縣魯彥 (？-？) 等人確認徂徠學「非法言不敢道」、「事必師於古」的復古精神。這些語彙與徂徠學強調古文辭、古訓與先王之道的思想有明顯關聯，也使東洞得以將自身醫學定位為回歸古代醫道的實踐。

　　在思想內容方面，東洞的重要創新，是在「聖人之道」的視野下重新發現「疾醫之道」。他批判後世中國醫學混入陰陽五行、氣化論與繁複的臟腑經絡解釋，認為這些理論遮蔽了古代醫學原本直接面對疾病、以方藥治病的實踐性。藍教授特別指出，東洞透過「天人之分」將陰陽五行、五運六氣歸為「天事」，醫者應專注於可觀察、可操作的「人事」。因此，他將醫學史區分為古代專事攻毒的「疾醫」與後世空談理氣的「陰陽醫」，並以「理無定準，疾有定證」作為批判後世醫學理論化的重要依據。從這個角度來看，吉益東洞並非《傷寒論》的忠實注釋者，而是一位轉譯者與創新者。他借用《傷寒論》與徂徠學的復古思想，清理傳統醫學中的陰陽五行架構，創造出一套高度操作化、重視臨床實效的古方知識體系。藍教授最後指出，這種去理論化雖然使東洞醫學留下某些理論空白，也為後學轉向考據、臨床實證，乃至理解其後蘭方醫學與解剖學的接受，提供了重要線索。

　　演講結束後，討論熱烈。李貞德教授從醫療史與社會經濟史角度，追問東洞「萬病一毒」說是否必然與梅毒治療經驗連結，或也可放在十八世紀日本社會對身體與物質流動的想像中理解。藍教授回應指出，梅毒作為思想來源之一仍屬啟發性推論，但東洞與後藤艮山 (1659-1733) 的關鍵差異，在於他明確主張「毒不是氣」，將疾病理解轉向更具體、可操作的層次。陳韻如教授則從學術規範與知識傳播角度，詢問東洞引用經典是否較為隨意的問題，以及其否定「氣論」後如何解釋傳染。藍教授回應，東洞並非完全否定「氣」的存在，而是在診斷與治療層面將其「存而不論」。李尚仁教授則從全球醫學史角度，將東洞與十八世紀歐洲反體制醫學思想相互比較，追問這種將複雜醫理簡化為單一原理的傾向，是否與醫者的社會位置或邊緣經驗有關。藍教授表示，社會背景確實是理解知識創新的重要面向，東洞長期處於邊緣，卻也因此能以臨床實效為核心，挑戰既有醫學體系。